上个月初，我收到中国大陆某个杂志社的e-mail，附了两张台湾旅游的大地图。来信的先生说， 杂志社制作了一个旅游专题，介绍台湾的景点，想提供给来台自由行的陆客参考。由于不熟悉台湾的地理及景点， 他担心地图标示的景点名称及位置有所错误，请求我能否帮忙看看有无错误之处。
检视这两张大地图，发现了一些错误。校正之后，回信给对方。而地图中所推荐的台北市景点， 例如故宫博物院、中正纪念堂、士林官邸、西门町、博爱特区、101大楼等，都不令人意外，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 这个杂志社竟然推荐了一个极冷门的景点：“六张犁－上个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遇难者的墓地。”
看到这段文字时，脑海里立刻泛起六张犁崇德街至福德坑一带的乱葬岗墓园景象。
我想台北人应该不会有人或者只有极少数的人才会将六张犁的公墓区当成一个旅游景点。
如果自由行的陆客来到台湾， 下榻台北的旅店，向柜台询问如何前往六张犁的白色恐怖遇难者墓地，我怀疑有几个客服人员知道这个地点， 而且能清楚的说出其位置呢？
回信时，本想提出我的建议，台北市有很多历史人文景点适合陆客造访，何必推荐一个台北人都避之惟恐不及的墓地景点呢？ 但后来想一想，对方只是请求我帮忙校对内容，我岂宜逾越分际呢？海峡对岸的杂志社会推荐这样的景点， 或许也有其特别的历史情怀吧。
心念一转，便想实地去走一趟，看看六张犁的白色恐怖遇难者墓地，写一篇旅记，画一张交通地图， 也算为台湾的观光尽一份心意。台北市的观光从业人员看过这篇游记， 万一以后若真遇到有自由行的陆客问起这处景点时，就能很专业的回答，告知正确的位置及交通资讯。
我家离六张犁不远，大约15分钟的车程。路过台北101附近，转进三张犁，经过台北医学院，接信安街， 即来到六张犁。看到崇德街的指标，转入这条狭窄的上山道路。不一会儿的时间，繁华的街景就消失了， 我已进入台北市现存最大片的公墓区域了。
上行约1.5公里，抵达崇德寺时，即看见前面的左岔路口，立有一座长长的碑柱，写着“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
转入左岔路，上行十几公尺，前方出现一座台北市示范公墓的牌坊，过牌坊，有小型的停车场， 右侧的广场立有一块纪念碑及碑文， 这里就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墓园了。
根据资料，这附近共有三个墓区，而第一墓区就在广场前的山坡处。看到第一墓区的大理石碑， 从墓园小径下行，通过几座坟墓，就来到第一墓区。山坡的地面散布着一块块的小墓碑。
第一墓区相当简陋，每座坟墓都没有墓丘，也无墓型，仅泥土地立着一块长约15公分的石块， 约如一般书本大小的尺寸，粗糙的刻着死者姓名及年代，年代都集中于民国41年（1952）或民国42年（1953）。
这处白色恐怖受难者墓园，曾经被世人遗忘了数十年。民国82年（1993），政治受难者曾梅兰， 经过长久的访查，终于在六张犁的这处乱葬岗找到了其兄徐庆兰的坟墓，同时发现周遭有许多类似的坟墓， 而使这被遗忘的墓地重见天日。经过调查，附近三个区域总计发现约两百座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坟墓。
消息曝光后，后来台北市政府在此规划设立“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 而于民国91年（2002）落成。由于这里是坟墓密集的公墓区，腹地空间有限，因此虽有“纪念公园”之名， 举目所见，仍是一片墓园景象，只是增设了小广场及凉亭坐椅，竖立纪念碑而已。
第一墓区埋葬的政治受难者中，以黄荣灿最为知名。黄荣灿，是四川重庆人，毕业于重庆西南美专。
台湾光复后，民国34年（1945）黄荣灿来台，后来任教于台湾师大艺术系，教授素描、水彩和版画。
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关心时事的黄荣灿创作了一幅木刻版画《恐怖的检查：台湾二．二八》， 揭露了当时警方查缉私烟的蛮横与恶行，作品发表于中国大陆的《文汇报》。 民国41年（1952），在白色恐怖期间，黄荣灿被以“从事反动宣传”的罪名，在马场町遭枪决，时年36岁。
走在第一墓区，经过每一座坟墓，蹲身于墓碑前，拍摄每一块墓碑，心中沉重而悲伤。 想起近年来国内热烈讨论，争论关于是否废除死刑的议题。主流民意对此多持保留态度， 我也认为死刑不宜轻言废除。然而来到这里，看见一块块的墓碑，想到每块墓碑下面的泥土里， 都埋着一个有思想的知识青年，心中的想法因此而有所不同。
国家承平时期，虽有死刑法律，然而有舆论及民意监督，司法人员必然会谨慎审理案件， 只有遇到犯行严重，情无可原，罪无可恕时，不得已才会宣决死刑。然而当国家遭遇特殊时期或时局动荡时， 情况又会不同，执政者此时握有紧急处分权，掌握了国家司法工具，死刑往往遭到滥用， 而被用以打击政治对手及肃清异议分子。白色恐怖期间，台湾有数千人因思想问题而遭到枪决的命运。
国家社会当然不可能永远承平，总有动荡不平之时。如果废除死刑成为全民共同的信念与价值， 则未来不管何党或何人执政，国家遭遇何种状况，都可以确保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这种悲剧不会再历史重演。
这是我在墓区的个人感怀而已，这种想法并非社会主流意见。
台湾的左翼社会思潮，曾经蓬勃于日治时期的1920年代。
例如：蒋渭水领导的台湾民众党、 简吉领导的台湾农民组合运动、谢雪红领导的台湾共产党， 而这些政治社会运动因受到日本殖民政府的镇压而沉潜一时。
台湾光复之后，受压抑的左翼思潮再度活跃起来，历经二二八事件的冲击， 加上国民政府内战失败，失去民心。一时之间，台湾的知识分子，向往社会主义，情系共产主义。 台湾的青年学子，或组织读书会，研读马克思主义思想；或加入社会社团，勇于批评时务。
这些单纯的青春理想与政治热情，却遇上撤退来台的国民政府，在恐共的阴影下， 政府对台湾社会的左翼思想展开白色恐怖的整肃行动， 致使台湾一整个世代的左派知识菁英几乎被消灭殆尽。
我年轻时也曾怀抱社会主义的浪漫理想， 认为国家应致力于提供人民“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与安全保障，我也算是一位左翼青年。 如果我早生二、三十年，遇上了这样的时代，眼前的这些墓碑当中之一，或许也会刻着我的名字。
人生的际遇，与时代息息相关，命运岂能完全由自己所掌握？遭遇就有幸与不幸了。
张犁的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可以搭乘捷运文湖线， 在六张犁站下车。
从捷运站内标示的附近街道地图中，就可以找到崇德街。 从捷运站至纪念公园，距离约两公里，搭乘计程车的车资约新台币一百多元， 步行时间则约40~50分钟。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建议可以采步行方式上山，看看崇德街沿途的公墓， 应该会有一种很特别的体验。
台北市崇德街至福德坑的这片公墓，拥有全世界很罕见的墓园特色。世界各地的公墓， 除了战地埋葬战殁者的军人公墓之外，大概很少能看到像台北市这样的墓区， 墓主来自于各个不同的家乡。走在崇德街上，沿途墓园的墓碑，刻着中国大陆不同的省份及县市名称。
这些人都是民国38年（1949）时，不愿接受共产党统治，历经生离死别，颠沛流离， 追随国民政府逃难到台湾，而终其一生，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故乡，而长眠于台北的郊山。 陆客经过崇德街时，可以一一浏览这些墓碑，当可以体会国共内战的历史沧桑。
如今每年有数百万的大陆游客来到台湾观光，台湾海峡不再是楚河汉界，“汉”、“贼”不再不两立。 两岸交流，互相了解，我想未来两岸之间应可以找出一个合情合理， 又可长可久的相处模式，勿使1949年的内战悲剧再次重演， 也不要让海峡彼岸的红色恐怖与海峡此岸的白色恐怖再次发生。
旅游日期：2013.01.31
——本文转载自Tony的自然人文旅记http://www.tonyhuang.id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