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6月03日讯】25年前的六四，中共开了在非战争年代用暴力镇压民众和平抗议的先河；25年后的今天，暴力镇压依然是当局对付依法维权、和平抗议者的主要思维和手段。今年以来，“反恐”一词已经取代“维稳”成为中共当局对付民间的主旋律，除了新疆，中国内地各地街头出现大量荷枪实弹的武警、特警，各地都在集中进行大规模的“反恐”演练，而假想敌居然是上访民众；当局也在各地鼓励警察佩枪并及时开枪，既是滥杀无辜，也以“走火”了事。显然，在当今中共当局眼中，恐怖份子已经不止是新疆的“三股势力”，而被扩大为所有以前的维稳对象。
刀具火柴购买成为实名制；餐厅聚餐、在家讨论成为寻衅滋事、扰乱社会秩序；社科院学者、大学教授成为了恐怖份子；维护法律尊严的律师成为颠覆分子；而到政府机关前上访、抗议的民众，随时有可能以反恐的名义就地正法。。。。。。反恐的全国化，使所有目前进行维权、和平抗议的民众，都有可能被当做恐怖份子直接剥夺生命。25年前六四的一幕，再一次真真实实地临到国人面前。
种种迹象表明，反恐模式开始超越维稳模式。维稳基本上还在行政和司法内解决问题，但反恐已经上升到军事手段。反恐模式是对中国民间社会真刀真枪的军事宣战、大规模的战争威胁。中共目前推广的反恐模式其实是一种战争模式，一切对政权稍有意见者都是敌对势力，都要格杀勿论。在战争模式下，现有法律和程序被抛弃，用军事方法和手段歼灭敌人、消灭敌对势力成为最强音、主旋律。
维权律师滕彪近来根据自2013年3月抓捕“西单四君子”开始到今天，已经有200多位维权人士被捕的事实，得出了中共已经从“维稳模式”转变为“扫荡模式”的结论，他指出：“原来抓捕的是越过红线的、冒头的、上街的、有组织化色彩的等等，现在则有对民间社会一网打尽之势。活跃的、有影响的、有行动力的，都可能在被捕名单内。。。。。。原来主要以惩罚个别越线者为目标，维持维稳力量的优势，现在同时要清除民间集结的节点、消灭民间领袖的萌芽、瓦解民间反抗的能力”。滕彪博士总结的扫荡模式，其实也是反恐模式，因为无论是扫荡还是反恐，都是不要法律的军事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统治者已经不顾法律、对他们稍有威胁者就采用一切手段镇压之。只要认为你是恐怖份子，超强超狠的一切手段都可采取。在反恐或扫荡中，镇压的力度、强度和手段全面升级，肆意逮捕、任意开枪、滥施暴虐、暴力正常化。
反恐模式并不是终止维稳模式，而是强化维稳模式，是维稳模式的扩大化、暴力化。反恐的目的，还是要维护政权的稳定。中共当局是以反恐带动维稳、以反恐无限度地强化维稳。这一切背后的统治逻辑，近的在25年前的六四就已实施，远的自共产党夺权政权，就以此为圭臬。
中共已从维稳模式转向反恐模式，而民间反抗力量如何应对呢？这个问题在六四25周年之际更值得我们去思考。
维稳所面对的是维权，而维权基本上是以现有体制为依托，以个案为出发点，通过访民、维权律师、海内外媒体、学者及体制内良知人士的上访、司法诉讼、社会舆论甚至游行示威等，来维护诸多个案的公义和公正。近年来维权模式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许志永等人发起的“新公民运动”。许志永博士在其《新公民——我们的2012》《公民维权手册》等文章中表达了新公民运动的方法论，那就是在现有法律和体制框架内、不是坐等官方自我改革和赐予公民权利，而是公民们主动地联合起来争取各项权利。许志永在《我的公民理想》中写到：“我……尊重历史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毕竟社会变革需要稳定的秩序……努力追求做一个真正的公民，享有宪法列举的那些普世的权利，我们以理性建设性方式推动社会进步……我会努力倡导自由、公义、爱的理念，希望大家遵循温和理性的立场，并尽可能考虑做事情的可行性，在宪法法律框架下行动”。可见，这不是一条彻底颠覆现有体制的道路，而是一条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争取公民的普世权利，从而逐步改变更新社会的道路。随着反恐模式的开始，这条道路越来越难行了。
另外，中国民众的维权斗争也使中共非常头痛，使中共的维稳工作越维越不稳。在这种状况下，中共当局开始了超越利用现有体制和法律的维稳模式，而采取军事化的反恐模式。反恐模式使中共当局收一时之效，但也使中国民众更加明白跟中共当局讲理、讲法、讲人道的道路似乎开始到了尽头。
所以当中共当局从维稳模式进入反恐模式，民间也有必要以革命模式来提升维权模式。革命，是不依托于旧体制，而以暴力或非暴力方法终止旧体制的社会运动。当维权律师通过法律不仅解决不了个案甚至自己也被抓捕进去的时候，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攻占公检法机关甚至监狱看守所的社会运动，也许能匡扶正义；当呼吁明君贤臣进行改良改革的希望彻底破产后，发动大规模社会运动，以“民变”促“兵变”，也许真正能实现社会的转型；当西方国家支持和资助的一个个非暴力项目被中共瓦解，而中共当局与西方国家的军事冲突和斗争日趋激烈的时候，也许中国民间的军事斗争开始会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
反恐模式的开始，使整个中国实际上被置于战争状态，我们已经活在中共当局军事敌对人民的战争年代。无论我们多么的“非暴力”和“没有敌人”，中共当局早已把对它的一切抗议者、不满者视为敌对势力（这个非法律的词语当局从来没有中断过使用），甚至视为军事上的敌人，非要彻底歼灭才肯罢休。1989年六四，由于当局动用野战军对付人民，自此我们实际已经在战争状态中了。我们早就应该进行超越体制的革命行动，我们将不得不进行抵抗军事战争的斗争。
维权就很艰难，更何况革命？没有更多资源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何谈革命？实际上革命并不是否定维权，而是以革命来带动维权，以维权来促进革命，维权事件应该成为社会革命的导火索（详见本人所着的《群体性事件组织手册》 搜网即得）。当下能够利用体制的维权案例，都应该继续进行下去。但是，维权者在新形势下一定要具有革命意识，要以革命作为维权的超越目的。而且我们要坚信，当中共以军事化的反恐开始全国性地对待民众时，并以军事手段在国际社会寻衅滋事时，民众自身的革命意识和国际社会对民众革命的支持，肯定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六四，在25年前以中共的军事、暴力血腥镇压而给中国人留下惨痛的记忆，25年后的今天，中共的反恐模式——新的军事镇压手段在六四25周年之际又露出了狰狞面目。面对这个变数，最为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形成革命的共识，并在海内外研讨这个共识、宣传推广这个共识，并达成众多可操作性的方案和方法，也许这些是对六四25周年最有意义的纪念。
2014年6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