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6月30日讯】（新纪元周刊383期，记者陈柏年报导）一位台湾深研化工、杰出的留美博士，获得加拿大的蒙特娄Vanier College终身教职之后，却毅然投入商界，成为一家成功企业公司的董事长。却因1997年时误入大陆投资50万美金，两年内被洗劫一空，求救无门。看尽中共掠夺台商，无法无天的丑陋嘴脸，高为邦不但为台商疾呼奔走，成立“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也屡屡为台湾日益衰疲、步入绝境的政经请命，希望再创台湾美好富庶的生活环境。而他的创新思维与不懈斗志，成为许多人寄望的方向……
“我是一个学理工的，又是那种死脑筋、不懂得投机取巧的木头人。”
这是高为邦博士在部落格上的自述。正因为他的清晰思路与单纯观念，才能另辟蹊径，力求突围求生之道。2006年，他所提出“外劳薪资与基本薪资脱钩”拯救经济的想法，振奋朝野各界，咸认是解决台湾企业出走、竞争力节节下滑的良方，甚至获得陈水扁总统的接见，眼看差一点点就要实现，却因相关人士的游说而破局。
即使如此，高为邦有极大的信心，认为这个方案的实施，极可能让台湾的竞争力远超日、韩，甚至达到和瑞士一样的水准。他说：“以市场行情引进外劳，让外劳薪资与本劳脱钩，就可以让产业回流。这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制造业外移 肇下萧条恶果
高为邦说：“全世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把它的制造业远超过一半放在海外，尤其放在一个处心积虑要消灭我们的国家。”
制造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一家企业能为投资者创造的利润仅有5％，却有95％的利益回馈给地方；譬如创造当地就业机会、购买原料、缴税、促进地方繁荣等，因此一旦企业出走，表面上业者仍旧获利5％，实际国家上却有95％的利益都拱手让人了。高为邦说：“何况去的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中国没有法治，没有保障，所以台商纷纷受害。”
然而台湾企业铤而走险，一方面是因为当年劳工短缺，投资环境恶化；一方面是中共祭出“招商引资”的诱骗方案，迫使企业纷纷变节弃守。而政府却在关键时刻订下错误政策。他说：“元凶就是1992年，时任经济部长的萧万长主导，订了一个违反市场机制的外劳政策，让外劳薪资与基本薪资挂钩，台湾经济从此一路下滑！”
当年由于劳工短缺，必须引进外劳，但是一则担心外劳抢走本劳工作，引进数量有限；二则基于人权，避免雇主过度依赖廉价外劳而致怠惰产业升级，径行订立外劳薪资须与本劳相同的制度，非但没有增加台湾竞争力，反而加速台湾产业外移寻找更便宜的劳工，肇下难以挽回的恶果。
台湾教育程度提升，使劳工需求雪上加霜。他说：“我们的教育在民国100年，25到29岁的年轻人有57％是大学以上教育程度，新加坡也不过25％。这表示什么呢？就是制造业所能吸纳的大学生顶多25％，我们却现在有将近六成大学生；高中高职专科占35％，也不愿意做基层劳工；再加上我们要施行12年国教，以后就没有初中以下的基层劳工了。”企业结构和教育结构完全脱节，教育成了制造失业的元凶！企业转型升级20年来证明机会不大，这就是台湾目前的困境。
台湾产业外移，造成本地就业机会变少。又因为工厂外移，遣散原有就业人口，供过于求之下，老板不需很高薪水就可以聘任员工，薪水也就一直起不来。高为邦说：“现在薪资已经倒退到16年前的水准了，年轻人到30岁，一个月能拿3万块薪资的不到四成，这样的情况，年轻人怎么敢生小孩？”
外劳薪资自由化 新加坡成功借鉴
面对劳工短缺、成本高涨的解决之道，高为邦认为让外劳薪资与本地劳工的薪资脱钩刻不容缓。他直言目前外劳的基本薪资和国际行情相比，高到令人咋舌，导致国内国外都产生一笔中介费，贪污弊端丛生，这就是违反市场机制所生的乱象。他说：“台湾两年期的外劳，国内中介费就是四万四，比新加坡高出三、四倍，可是如此之高，也没有办法消化市场价格与基本工资价，所以又有国外中介费，而且国外中介费缴入金额非常大，才能拉拢彼此差额。但是外劳算一算，即使缴交中介费还是赚，所以他还是来，因此不是劳工被剥削，是雇主被剥削。”
高为邦以新加坡外劳占人口百分之45.3％，台湾却仅有2.0％；其外劳实拿薪资仅9000元台币，台湾却需付1万9273元；而新加坡大学生起薪7万，台湾却长期低迷于2万2；至于其失业率为1.9％，台湾却高达4.3％，说明大量举用外劳非但没有造成本地失业率，反而把饼做大，促进繁荣。
至于有人认为外劳薪资与本劳脱钩，有歧视之嫌，国外“移民工”都有基本薪资，高为邦清楚解释“外劳”与“移民工”不同：“外劳是一人来台工作，他（她）的妻子（丈夫）小孩及父母是在自己的国家生活，契约期满他必须回到母国，这是契约工，不是移民工。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或WTO规定，其最低工资是两国双方议定的，与有没有基本工资无关。”
台商回流外销特区 解决劳力短缺
早在八年前，高为邦就提出“台商回流外销特区”的构想。他说：“我到很多地方演讲、游说，就是希望能不能把‘自由经济示范区’改成‘台商回流外销特区’？在这个特区的外劳薪资市场化、数量市场化。我们以外销做标准，譬如全部外销，基层劳工全部让你用外劳，你还会雇用25％大学生，创造25％的本劳就业机会。例如鸿海集团目前在中国有100万员工，回台湾就算100万人中有75万外劳，还是能创造25万大学生的就业机会啊，所以如果这个能行得通，不用说鸿海回来，其他电子、成衣、制鞋、木业等都能回来。”
他粗估目前外流的制造业的生产总值，已经超过台湾的一个GDP，如果能将这些产业吸引回台，台湾就会增加一个GDP，一块钱的制造业会带动一块四的服务业，又增加1.4个GDP，加总起来是3.4个GDP，如果一个GDP以2万美元计算，外销制造业全部回流，台湾的国民所得可以达到6万8000美元，比韩国、日本都高出一截，接近瑞士程度。高为邦信心满满的说：“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向。”
赴陆枉遭坑杀 自强才是求生之道
翻开台商赴陆投资之惨烈历史，令人悚然心惊。从有“经营之神”的王永庆投下70亿美元在漳州电厂的投资血本无归，到台湾新光三越集团惨遭大陆合伙对象华联集团痛下毒手，认赔130亿台币后退场，到法官伪造文件，公然贱价台商财产，致缠讼多年无法解决、含冤自杀或成为滞留大陆的“台流”等，可谓血迹斑斑。身受其害的高为邦说：“大陆文革之后根本无恶不作了，台商到底有多少人受害？2011年陈云林来台在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公布从2000年到2010年，台商向国台办投诉的案件一共有2万8215件，结案率是85.4％，但是据我们所知，没有一件案子得到公平解决。”
如曾获“国光奖章”发明奖的蔡高德，在大陆获得总书记和六个部长的背书，投入4亿台币发展动力自行车，准生产、准销售，却不准在路上行驶的规定，当初应允的高官纷纷走避，让他血本无归，十多年来都不敢再踏上大陆土地。
又如台商沈柏胜于1993年遭侵占560万人民币流动资金，让设备、技术都到位的公司就此停摆，他不得已于四年后控诉，耗时八个月才胜诉（同样的案子中方仅一个半月就有胜诉结果），后来结果判下来却一直不执行，拖了六年之久，期间发生河西法庭立案厅厅长吴宝利背地伪造签名、盖章，贱卖沈柏胜资产的案件。即使天可怜见，沈柏胜巧遇一位正义的收文处工作人员，发现与他相关，证明天津政府从上到下勾结、霸占财产的九份原始卷宗证据确凿，申诉各界却遭不受理、不开庭的结果，耗尽家产，2009年他愤而到天安门切腹自杀，2011年5月天津市政府逼迫沈柏胜接受，只赔偿他1600万人民币，仅及律师计算，依法赔偿金额1亿9000万的十二分之一，只是20年前购买力的千分之一。如此可怕案例，比比皆是。高为邦愤愤不平的说：
“过去我们向陆委会、海基会投诉时，陆委会告诉我们因为两岸没有签定投保协议，所以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所以要推动两岸经济协议（ECFA）。
我认为，中国至今还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他连自己的宪法都不遵守，怎么可能信守承诺、尊重合约、执行ECFA协议的内容？我们主张先解决几个台商受害案件表示诚意，再签署两岸投资保障和促进协议。政府不听。
2012年8月9日签署了两岸投资保障和促进协议，到现在为止有17个案子签结，与向国台办投诉每年2821案件相比，只有千分之六！更可悲的是，没有一件得到公平处理！
合理推估，台商到中国投资有70％阵亡，30％存活下来，虽然中国在崛起的经济下投资的机会很多，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下，赚钱的实在不多。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台商苦主到处投诉，还痴痴冀望中共能依法处理他们的案件，我必须诚恳的说，在台湾政府态度软弱无能的清况下，台商要讨回公道？是不可能的任务！”
对于还对中共存有幻想的人，高为邦语重心长地说：
“我认为中国发展的好日子已经都过去了，现在开始，经济成长已经下滑到7％，房屋泡沫也迟早会来。过去GDP撑这么高，房屋有很大贡献，房屋一停止盖，紧接着银行就泡沫，这是连锁的，在这个时候继续签这么多东西，根本是害台湾，根本不可能帮上台商任何忙，这个时候企业家还看不清楚，还抢做最后一只老鼠，别人也救不了你啊。
一个没有公义、不公平的社会迟早会崩溃，你能撑多久呢？你的暴利可以一直延伸吗？你骗人的骗术可以一直不会被戳破吗？这是迟早的问题，我认为时间快了，如果这时台商还要去，谁也救不了你。但是台商能不能回来，还是看政府能不能把基层劳工这块解决。”◇
本文转自383期【新纪元周刊】“焦点新闻”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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