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8月10日讯】杨绛语录：“我觉得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是肯吃苦。因为艰苦孕育智慧；没有经过艰难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有了亲身经验，才能变得聪明能干。”
文革浩劫
1966年8月9日，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三天后，在文学所的钱钟书也被揪了出来。那时候，杨绛夫妇每天上班都各自挂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牌子，上面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罪名。
“我虽然每天胸前挂着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众愤怒而严厉的呵骂声中，认真相信自己是亏负了人民、亏负了党，但我却觉得，即使那是事实，我还是问心无愧，因为——什么理由就不必细诉了，我也懒得表白，反正‘我自巍然不动’。打我骂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我带着高帽，举着铜锣，给群众押着先到稠人广众的食堂去绕一周，然后又在院内各条大道上‘游街’。他们命我走几步就打两下锣，叫一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我想这有何难，就难倒了我？何况知识份子不都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吗？叫又何妨！我暂时充当了《小赖子》里‘叫喊消息的报子’；不同的是，我既是罪人，又自报消息。”
“谁是导演，演出什么戏，我全忘了，只记得气氛很紧张，我却困倦异常。我和默存（钱钟书）并坐在台下，我低着头只顾瞌睡。台上的检讨和台下的呵骂，我都置若罔闻。后点名被揪上台时，把眉眼都罩在高帽子里，我依旧学马那样站着睡觉。”
期间，杨绛被安排去扫厕所。她爱卫生，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物品摆放整齐，而且通风透气。 “我怕人揪住问罪，下次看见外来的红卫兵之流，就躲入女厕。真没想到女厕也神圣不可侵犯，和某些大教堂、大寺院一样，可以充当罪犯的避难所。”
1969年，年近六十的他们又被下放至河南的干校，杨绛被安排种菜，钱钟书则担任干校通信员。从干校回来八年后，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在结尾她写道：“改造十多年，再加上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十年文革，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但在此期间，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古籍评论著作《管锥篇》，而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的《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
杨绛本身通晓英、法两国语言，但为使《堂吉诃德》翻译得更准确，1958年时已经47岁的她决定“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我当初学习西班牙语的时候，是没有老师教的。但是只要刻苦和努力就会学好的。” “多会一门外语，好比多一把金钥匙，每一把金钥匙都可以打开一座城。城里有许多好看好玩的东西，好像一个大游乐园。”
书稿在翻译中历尽磨难，“黑稿子”在“文革”中“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九死一生”逃过文革劫难。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贡献。
晚年作品
八十年代以后，杨绛不再将精力放在大作品上，而是偶作回忆性的散文。“1997年早春，1998年岁末，我女儿和丈夫先后去世，我很伤心，特意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杨绛在丧夫丧女之痛过后，以92岁高龄重新开始创作。
她为完成女儿心愿写了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又成书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到今年的7月17日，杨绛先生已经整一百零三岁了，她又推出了4.5万字的《洗澡》续集，取名为《洗澡之后》。
杨绛还以惊人的毅力整理了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钟书去世不久，我即在身心交瘁中，对他的全部手稿勉行清理和粗粗编排，此中的艰难辛苦，难以言表。”这些书稿由于年代久远和颠沛流离，很多纸张已经发黄发脆，且多达7万余页， “他摆得一摊一摊的，他的乱虽然乱，但他自己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儿，一拿就有。等到我来弄，就不知道了。有的东西拼得对上了，有的对不上，这样接起来费了不少时间。”2003年整理完成后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
少时，在高中国文班上杨绛曾作诗《斋居书怀》:“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安得遨游此，翛然自脱俗。” 如今，百岁杨绛说，“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由钱钟书和我的作品收入所得、于2001年建立的‘好读书奖学金’，设在我们的母校清华大学。截至2011年5月为止，基金已由起初的72万元，增至929万元。”
（责任编辑：德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