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8月11日讯】
血肉淋漓味足珍，
一般苦痛怨难伸。
设身处地扪心想，
谁可将刀割自身。
哪里有共产党 哪里就有愚昧、野蛮、残暴、内战、饥荒、恐怖、血腥和混乱；自辱、自贱、自侮，致使不少人在无言痛苦中默默死去……！1931年蒋介石在南昌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退守台湾时更留下惊人一语：“大陆民众不受到十八层地狱的痛苦，不会觉醒的。”49年后镇反、肃反、大跃进、文革、3年人祸大饥荒等56次整人和瞎折腾运动，致使几千万同胞死于非命！ ……
1885年生于兴县一个大地主家庭的牛友兰（名照芝）。被视为晋绥边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牛氏是山西省兴县赫赫有名的旺族，牛氏家族所在的兴县蔡家崖作为中共晋绥边区行政军事指挥机关所在地而声名远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毁家纾难，在抗日战争期间竭尽全力拿出物资支援八路军。甚至还劝说生意上的合伙人同意拿出一部分物资支援中共军队“抗日救国”。一度还拿出2.5万元提供给奉共党之命从太原返回兴县筹办兴县农民银行的好友中共地下党员刘少白作为银行的建设基金。在整个抗战期间，他几乎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拿出来，支援了中共的“抗日救亡运动”。先后捐资35000块银洋，捐粮两万多公斤，以及大量的棉花、布匹、肥皂、毛巾等各种生活用品。牛友兰还带头在晋西北中共机关报《抗战日报》上撰文，盛赞中共延安和晋西北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成就。他在《抗战日报》上发表观感文章说：“最使人感动的是延安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这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能够取得胜利的保证。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发扬光大，让它在晋西北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牛友兰把祖国富强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他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热心鼓励和支持子女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将其子侄十余人送到延安接受革命思想教育，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7年秋，中共在所谓的晋绥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在蔡家崖召开了“斗牛”大会，对牛友兰进行了残酷的批斗， 致使牛友兰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创伤。牛友兰是最后是被儿子用铁丝穿过鼻子游街示众，这样的“牵牛鼻”，牛友兰受不了此种侮辱和绝望，于绝食三天后的9月27日而死。牛荫冠当时却对来报信的人说“你们（批斗大会）”“是正义的”。
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是个共党，陈布雷在家打电话，陈琏和丈夫袁永熙就在另一房间窃听，终于败露被捕。陈布雷向蒋求情，蒋没原则，释放了陈琏夫妇，陈布雷却羞愧难当，负疚自杀。就在父亲大殓之日，陈琏夫妇逃往共区。陈琏夫妇结局如何？反右时丈夫被打成右派，两人离婚，文革中陈琏被打成叛徒，跳楼自杀！
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是中共的创始人，更是后来的“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前的引路人。陈独秀不但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还是一至五届中共的总书记，主导全国的工作。陈独秀窃得马列主义暴力革命的“天火”，而所得到的又是什么呢？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托派”和“变节份子”。毛泽东夺得了中共领导权，为了篡改历史，定位一尊，竭力否定陈独秀的丰功伟迹，在中共党内长时间掀起大批判运动，不但对陈生前的亲朋故旧视为革命的“敌人”，对陈的子女也进行残酷的迫害打击，造成许许多多的伤痛，女儿陈子美的遭遇最能说明这一切。因父亲原因极为低调，从不谈论政治，只知做事拿钱吃饭。纵如此“伟大领袖”的“阶级斗争”路线也没有放过她。1976年为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搞倒国家主席刘少奇，悍然策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想不到60岁的她，也因父亲陈独秀的原因在劫难逃，很快被“红卫兵”小将揪了出来，罪名是“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孝子贤孙”。之后被关进牛棚、游街批斗，遭受了种种非人的磨难。经偷渡到了香港后又风尘扑扑地只身去了加拿大。而留在大陆的丈夫李焕照，因妻子和岳父的原因，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投入大牢，几个侄儿侄女均遭到肃整打击。大侄女儿陈祯祥，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当然首当其冲，认罪交待没完没了；二侄女儿陈红在向领导汇报思想时，说了句对“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被定罪“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翻案”，遭到斗争批判；三侄女儿祯庆到商店买毛像章，说了句“六角钱一个，太贵了”，成了“现行反革命”，险些判刑；小侄儿子祯祺年幼获得“宽大处理”，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一去就是13年。
1966年文革，刘少奇明白自己的命运已注定，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6岁的女儿刘潇潇。恐日后被投进监狱的王光美曾打算将刘潇潇带进监狱抚养、刘少奇劝其另想办法，王光美说《红岩》里面不是还有个监狱之花小萝卜头，刘少奇打断王光美：那是国民党的监狱！ 中共中央常委有史以来总计不到70人，但先后有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立三、瞿秋白、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王明、秦邦宪、张国焘、项英、高岗、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伯达、林彪、康生、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华国锋、汪东兴、李德生、纪登奎、陈锡联、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黄菊、周永康等36人，超过半数，被指控重罪，撤职下狱或枪毙，不得善终。其中顾顺章全家被周恩来亲自灭门……。这些被党整肃、清除、乃至物理消失的人生前皆为中共高员，无一不是曾经身居要职的，其人或恶行累累或罪孽深重。他们穷其一生都在建立和维护着反人类的共产邪恶制度，反人类就是反自己，自然也就难免自己最后沦为恶制度的代罪羔羊！ 至于说刘少奇之流是中共党内的冤案，那也只不过是共党的思维而已。因为党的利益至高无上，为了党的利益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本来就是恶党党徒的义务或誓言，说到平反甚至平反后的当事人感激涕零，那也只能理解成对其人的重复羞辱罢了！
形成鲜明对比的可说是韩战后中共军队的“志愿军”，俘虏回国后被关押审讯，批斗凌辱，罪名是不拿引爆溜弹自尽。同为华夏同胞注定两种不同的结局，1954年1月20日，14220名志愿军战俘挥舞着青天白日旗，高喊着“回台湾”的口号离开了朝鲜板门店附近的联合国战俘营，登上军舰浩浩荡荡踏上回到台湾的归途，回到台湾，台湾民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炮灰回家，在青天白日下才有青春和自由 。亲共即等同于亲魔鬼，这是铁的事实，亲共者其下场不言自明！其实在共产红色中国生活的每一人何尝又不是共产制度的代罪羔羊？！
笔触还是回到家乡看看和爷爷同期加入共产、参加过红色暴力革命者的下场——那些乡民耳熟能详的人物当中也不乏笔者亲眼所见者。事实上中共坐天下之初即迅速对其原地下党徒实行了否认、抵赖、栽赃、转移、乃至当作叛徒整肃枪毙的内部政策。中共暴力篡政前的原皖南特委与新四军六师、七师的地下联络交通站站长艾立富，其人在一九四九年时因为“曾经在三叉河渡船口（笔者祖宅后门的江边处）放走了“兔子队”（民国时期笔者家乡一种地方小股的贼匪）的一名叫夏天发的敌人；失去了革命意志、失节用钱物购置乡绅地主丁国胤家族的田亩地并且操办了购田酒席”。本来是要被定为叛徒变节分子受整肃的，终因为地方当涂县长等同志的维护，中共做出对艾富立及其下线党徒党员身份的概不承认并且定为富农阶级身份。屋漏偏遭连夜雨，同年的农历八月十四，这位原皖南特委与新四军六师、七师的地下联络交通站站长艾立富曾经发展的下线党员——同乡周村湖村一名唤作“许四拉子”的村民，抱怨自己共产党员身份的失去（这样革命成功自己也无利可图），带杀猪刀要杀艾立富，终因乡民劝阻未成。可见这群无政治理想、无个人品格可言的底层社会流氓无产者团伙文明程度之低下！
是年秋前，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安排，笔者的爷爷去江北的“上面”领回了自己的老同志和老乡艾立富。事后爷爷还亲自将艾立富之子艾克三（乳名唤作：末末子）送去县武装部也成为共军队伍中的一名小兵蛋蛋。从此后不再见这对父子对党妈妈敢有任何的怨言。艾立富之子艾克三从共军队伍转业地方安家落户在安徽马鞍山市生活。据笔者现年八十五岁高龄的老共产党员伯父的回叙，艾立富虽一字不识，但是做起报告来却可以摇头晃脑、声情并茂，此人口才极好，架子很大。艾立富也一度找过去并肩作战的革命同志，希望能再次回到“党妈妈的怀抱”。却只见自己昔日革命同志的人情冷漠！遭组织抛弃的冷落感、晚年境况的凄凉感、穷途末路时的灰心丧气以及原配儿媳妇对家庭婚姻的背叛等等，郁郁寡欢最终因绝望自缢于老宅。自此乡邻间不再有艾氏一门！在中共的红色话语体系里，类似于“横岗桥地下交通站遗址”这类的地方可视为“革命圣地”。然而恰恰在人民公社里，在三面红旗下，在共产集权制度的各个时期，为了“大公无私、战天斗地”，为了“总路线/党的新时期的中心任务”。本属传统敦厚、友善互助、勤劳朴实的乡民间却时时互相倾轧陷害、举报揭发，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个不足百人的小村庄（生产队）自艾立富悬梁自尽后，我亲眼所见的非正常死亡的多达十数人，各种离奇死法足以令人瞠目结舌：有投水毙命的、服毒自杀的、触电而亡的、群殴致死的……，更惊悚的是有一位村民年迈的母亲竟然于农历大年三十的除夕夜在自家梯子上用绳子自缢而亡。凡此种种不一一举论，可见共产制度下人性、人心之阴暗龌龊与歹毒，在共产制度下生活的任何一个个体都无法做到独善其身！
只见贼吃肉却不见贼挨打！将笔者爷爷带上“革命道路”的新四军干部，后来的“县太爷”陶大本尽管其人平时生活简朴，经常穿着草鞋戴着草帽到农村视察农民的生产情况，有时还下田去和农民一起干活。在残酷的运动到来时却首当其冲！安徽宣城广德县“最大的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县委书记陶大本被批斗的这一天，草鞋也没穿，光脚丫子被几个红卫兵拽着两条腿；草帽也没戴，光秃秃的脑袋在水泥路上磕磕碰碰的跳动着前进，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拖到大十字街，就开批斗会，一顶纸糊的近一米的高帽子戴在陶大本的秃头上，胸前是一块大纸牌，上面写着“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陶大本”，名字上用红笔打了一个大叉。陶大本本来就矮小，这时被几个红卫兵反剪双手，捺住脑袋，弯腰驼背，俨然一只死虾的模样。在震耳欲聋的“打倒陶大本，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声中被革命小将们拉上大街游街！
解派战士还给陶大本穿上黑色绣花的县官戏服，戴上有双翅的县官官帽，让他站在大卡车上，胸前挂一块大牌牌，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陶大本”十四个黑体字，“陶大本”三个字上还打了红叉叉，像是要枪毙他……汽车沿着市中心的主要街道穿行，陶大本被身后的两个造反派战士控制成“喷气式”，身体和脑袋向前、左、右三个方向转动，以便革命群众看他看得清楚一些……稍有动作，陶大本头上官帽的双翅就不住抖动，加上这人本来就很干瘦而且是鞋拔子脸，使得他完全像一个戏台上的小丑，非常搞笑，让马路两边观看他的革命群众开心得不得了……。在震耳欲聋的“打倒陶大本，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声中，广德县从这一天开始全面进入无政府状态。批斗也由上到下全面展开。
不知这位“解放前”的老同志当年和笔者爷爷“谈革命工作、任务”时是否也设想过自己到做坐天下时的前景——这种对人的存在、价值、尊严极尽羞辱侮毁之事情？
屋漏偏遭连夜雨。当这位尊严尽失、身心疲惫、形同刍狗的可怜人回到家却发现自己这时已经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其妻居然不让丈夫进门！可怜这位老同志只能站在自家的门外低声哀求自己的女人：“家总是我的、孩子总是我俩生的……”贪一时之利，造万代的孽，此时此刻又该去怨恨谁呢？共产制度最大的灾难是对普通人的专政屠戮；最大的悲剧是对人性、思想、灵魂的扼杀，中共犯罪集团的滔天罪孽，是中华各民族蒙受巨大灾难的万恶之源。只有从反人类的角度对中共的统治进行彻底的反思。
共产党一党专制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制度灾难，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屠杀，最沉沦的道德，最丑陋的文化，最深广的腐败。结束共产党一党专制，丢掉为文明人类所不齿的共产意识形态包袱，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最紧迫任务，也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共同要求和任务。东欧国家通过和颁布《祛除共产主义污垢法》，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等同于纳粹，禁止传播和组织，并禁止前共产党官员担任公职，禁止一切共产象征物。清算共产党统治历史，清理共产主义污垢和残渣余孽，迎来真正的宪政新生。摆脱共产梦魇，埋葬中共集权暴政，唯有在青天白日下中华民族才能重获新生！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