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思恩:推动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巨大动力

谢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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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4年08月25日讯】最近,网路上搜索的热词中,除周永康之外,排名在显着位置的分别是“户口改革”与“农民工”。这两个热词涉及的内容都与农民问题有关。近三十年来,农民工、农民问题、三农问题、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城市化、农民职业化、农民市民化等讨论,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人评说的话题。在数量巨大与农民相关的文字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毛时代的农民和农村政策不仅在理论上存在巨大的错误,在实践中也存在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社会低效率运行问题。通过对农村问题的反思和探讨,人们意识到,改变毛时代的农民、农村和农业政策势在必行,但难度很大。现在,农民问题成网络热词,与过去三十多年的农民大规模进城,人们对这个现象的思考探讨直接相关。

这两个热词,标志着农民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政策改革问题的讨论,已经提到中共最高层在政策实践层面考虑的阶段了。其实,人们还应该公开讨论的另一个热词,就是法轮功和法轮功现象。遗憾的是,中共的网络封锁了一切与法轮功相关的正面报导和学术探讨。如果比较一下,人们会发现,中国社会的变迁正在发生,而法轮功问题和农民问题,是推动正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两个主要动力。

比较这两个社会现象,在表面上,他们有一些共通的方面。

1.兴起的时代背景相同。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农民的异地流动,主要是到城市去寻找生计的来源,成为所谓农民问题兴起的标志。被学术界描绘为“民工潮”。那时候,官方研究人员主要把这个现象当成一个社会问题来解读,试图给这个现象寻找解释的理由和解决的途径。当时,中共官方对这一现象主要采取堵和截的办法,试图通过行政和经济的手段,遏制这种城乡流动,把农民继续限制在农村。尽管当时认定农民就应该在农村呆着的指导思想占主导,农民进城谋生的障碍也很多,城市对农民的接纳也很不友善,但进城谋生的农民克服了种种困难,顽强地加入了农民进城这一浩荡的大迁移行列,推动了中国社会城乡格局的大变迁。

那时,在中国城乡,另一个人数庞大的气功群体也在悄然兴起。人们在经历了文革的巨大创伤后,社会极为严厉的管制似稍有放松。民间自发兴起的气功健身热潮,影响日益增大。大大小小的气功流派达到上千种。在中共官方和半官方的严密监视和管制下,气功修炼人数早已达到上亿人。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城乡,尤其是城市的公园绿地,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种气功健身的人群。上至高官,下至普通民众,很少有没听说过气功,没见过身边习练气功的亲朋好友或同事的。在这个规模宏大的气功潮中,法轮功自1992年开始传出,修炼人数快速增长,在其他气功流派逐渐淡出的情况下,独树一帜。

2.规模相当

从进城农民的人数看,中共官方估计在九十年代中,流动的农民工人数达到七千万到一个亿。法轮功的修习人数在七年时间里,快速升至约一亿。不过中共官方只承认约七千万,到开始镇压法轮功后,再次把这一数目修改为三千万。

无论是七千万,还是三千万,从社会学研究方法看,如果一种社会现象涉及的人数规模超过了一定的程度,就应该归为一种社会潮流、一种有待学术研究的客观事实,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特别在一种社会政策的决策中。其实即使是三千万,在中共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每个被谈话、受监控、被洗脑、绑架、判刑和失踪的修炼者,其痛苦状况都波及了其配偶、父母、子女、朋友或同事。从这个角度说,法轮功现象直接涉及的社会人群远超过一亿。如果算上参与迫害的官员,受到中共宣传而产生心理反应的社会公众,这个规模就更大。

3.兴起原动力的异同

虽然,农民冲破重重阻力要进城,和气功修炼祛病健身看起来毫不相干,但其本质的某些原因是相通的。

农民在毛时代违背社会自然发展规律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被户籍和身份制度捆绑在土地上,禁止随便迈出中共规定的乡村界限,禁止用自己的智慧和自由去打工、赚钱、开店铺。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农村不断挣脱这一制度性的禁锢,突破层层制度性的障碍,走出山村,拓展生存和生计的空间。其本质是对中共计划体制的突破,对个人行为生存空间的突破。

相比之下,气功的兴起,尤其是其祛病健身的强大功效,其建立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修德养生的文化根基,在广大中国民众中获得了文化和心理上的广泛共鸣。这与中共建政后刻意灌输的马列主义、毛思想看世界的方法论截然不同。在中共镇压前,针对法轮功人群的大规模调查显示,法轮功修炼者中社会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人数众多,比例很大,其中许多人是中共党员、国家干部、各高校的专家教授和各学科的学术人员。高学历、高收入,这在西方社会的法轮功学员中更为普遍。气功的广泛传播,是人们在思想空间突破桎梏的时代潮流,其大范围和快速度的传播,表明了中国民众在中共严密控制的思想领域的突破。

因此,无论是农民进城,还是气功和法轮功的兴起,都是对中共严密控制人的体制的突破。前者侧重在经济、社会生活和生存空间上;后者则侧重在思想、文化和对自然人文与对人本身意义的反思与探索上。

4.影响力都辐射全社会

农民主要来自农村,他们的目的地是城市。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大军,通过各种方法和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渗透到城市的千家万户,参与到城市经济运转当中,推动了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的飞速增长,为城市社会的工业化提供了低廉的劳动资源。

在学术领域中,对农民问题和农民现象的反思,启发了一代人的学术意识,也在某种程度上松动了城市接纳农民的社会政策。记得八十年代中,一个大学几个勇敢的老师,带着几个社会学的研究生,到苏南去实地调查农民工和私营企业,国家安全部门一直盯着他们的行踪,背地里审查着他们是否有海外反华势力的渗透,这个题材当时属“高度政治敏感”话题,现在看来已是很可笑的事情。历经三十年,当年的几个研究生,开启了农民工实证研究的大门,引入了西方研究社会现象许多初浅的研究方法,如现场观察,与当事人交谈,询问他们的感受,采用口述史的方法,追述当事人的困惑或遭遇,一些简单的问卷和平面的统计等等,这些方法的引入,也开启了突破马克思狭隘的视角分析社会现实问题的开始。

有这样几篇农民研究文章壮胆,加入到农民和农民问题讨论的人开始增多。在社会学之外,行政、政策、管理、甚至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开始加入对农民问题的讨论。到今天,学术圈里讨论农民问题,几乎成了一个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标志,无论对农民问题了解的角度和深度如何,眉头紧锁地发表一下对农民问题的看法,似乎成为一种时尚。

过去三十年的讨论中,大家开始意识到,“农民问题”不是农民们的问题,本质上是中共制度造成的问题。中共管理体制在与农民有关的社会制度,不仅与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世界潮流背道而驰,而且效率低下,成本巨大,造成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因此,改变中共见政以来所有的社会政策、改革社会体制势在必行,这越来越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

农民问题及其引发的知识界对农民政策的大反思,是对中共共产主义国家理念的解体过程。换句话说,农民要进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毛泽东的农民理论,解释不了这个现象,控制不了这个过程,也解决不了具体问题,不得不引入西方新的学术流派和分析框架。中共所有的马克思和毛泽东理论,仅在农民问题上,就自然破产了。从这点看,农民及农民问题的辐射效应对中国而言是全社会性的。

引发巨大社会良性效应的法轮功,最初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传播,通过人传人的方式,首先获得了城市内良好的社会信誉和接纳度,然后这些最初的修炼者通过自己的亲朋好友,个人的关系网络,使法轮功的影响力快速向城市周边辐射。这个辐射方向与农民从农村向城市的走向相对。

如果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时,虽然有上亿人修炼,但仍有绝大部分社会成员不了解法轮功的话,中共实际花了不少人力来“研究”法轮功。1999年镇压法轮功前,在法轮功学员中暗藏了大量特工,混入学员,对每个修炼者的职业年龄工作单位等了如指掌。这些所谓调查令中共高层个别人认为,以中共强大的国家力量,镇压这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手无寸铁的修炼者,“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计划”一定是手到擒来,得心应手的。

但十五年过去了,法轮功没有被消灭。虽然法轮功凝聚人的最初动力主要是善化人心,祛病健身。但这群修炼人在各种酷刑、洗脑、监视、骚扰、威胁和恐惧下,没有被消灭。国内外的法轮功学员用自己特有的方式继续传播着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书写了人类历史上用和平理性方式解体强权的伟大篇章。虽然法轮功不要权力,只希望可以继续修炼,释放抓捕的学员,停止对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的迫害,但许多人已经意识到,法轮功的存在和法轮功真相的传播,最后会使中共在真相面前解体。

在走过了艰难的十五年的今天,法轮功学员设计的破网软件,连接沟通着全世界的大法学员;他们创办各种媒体,为海内外普通的民众传递了大量充满智慧和深厚文化内涵的文字与思想;《九评共产党》推动了中国轰轰烈烈的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大潮,也推动着人们反思如何彻底铲除马克思和共产主义对中国人的禁锢与毒害;神韵艺术不仅感动了无数的观众,还快速走上世界的舞台,开启人们对传统和神传文明的重新认识,并引领世界艺术的新潮流。

法轮功的影响力从中国北方的一个城市,快速传播到各大城市,也辐射向广大的中国农村。1999年中共的非法镇压,把法轮功推向世界舞台。法轮功学员不断向民众讲真相,让全世界都来思考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法轮功现象不仅是一个修炼群体的被迫害,也不仅是他们的群体的和平抗暴,更是一个推动人类文明彻底反思,并引领中国乃至世界社会文明进行变革和转型的一个重大社会现象。

法轮功在全世界洪传。(网路图片)
法轮功在全世界洪传。(网路图片)

从这个角度看,法轮功现象远比中国农民的问题的意义更为重要和深远。

遗憾的是,和农民问题相比较,大陆和海外的学者,在法轮功现象上的思考要落后很多。许多人畏于中共严厉的文字审查和话语控制,担心一些客观描述法轮功的纯学术研究,会遭到中共对付法轮功学员式的迫害,被迫却步。西方的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也因文字和文化背景的障碍,难以看清中共的真面目,也弄不懂法轮功文献的许多内涵。尤其在对法轮功了解不多的情况下,用中共片面的抹黑当作研究法轮功的角度,某种程度上成了中共的帮手。这使得外海学者研究法轮功现象的文献很少,即使有,也无法准确描述法轮功现象的主要原因。但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已经能用最简单的普世价值,从人性和道义的角度,意识到应该用实际行动来制止这场邪恶的迫害。

世事变换,成住坏灭是历史上各王朝兴衰的规律,概莫能外。随着2012年王立军出逃美领馆;薄熙来、谷开来相继受审,和最近李东生、周永康等中共要员的被捕,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执行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黑幕逐渐浮出水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忍的真相,和法轮功及其修炼者被中共刻意歪曲了的真实的风貌,将同样逐一展现在公众面前。相信不久的将来,法轮功和法轮功现象将成超过其他网络热词,成为人们长久关注和研讨的公共话题。

——转自《新纪元周刊》自由评论

责任编辑:劳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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