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返还和谐分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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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4年09月19日讯】早在1980年代,当时的美国总统雷根就公开说:“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他和当时的英国首相佘契尔夫人更曾身体力行,实施“小政府”、缩减政府的服务项目,以及公营事业民营化等。即便如此,政府的财政赤字还是不断膨胀,此由政府被称为“必要之恶”可以看出端倪,一来缩小政府并未能确切实现,二来缩小的项目并不足够或者支出庞大者还保留着,三来官僚的效率依然低落,四来人民对政府应扮演的角色缺乏认知。

“公共财”的迷思

不论是哪种因素,都让政府还是拥有庞大支出,因为人民虽然认为政府做的不好,甚至已产生不好的“恶”效果,还是迷信“非得政府来做不可”,以为找不到其他机构或个人来做,这也就是一直以来都非常流行的“公共财”(public goods)理论,也是提供政府站上经济舞台当主角的“市场失灵”之最典型现象。不过,当前所被认知的“公共财”其实已经脱离其本质,考其原意乃具“共用和无法排他”两种特性的财货,或者是“无法收费”或“边际成本等于零”的财货,而世界上几乎没有这种财货,有的只是“接近”而已,即便如国防和治安这两项,还是可以用“驱逐出境、赶出保护区”的方式来“排他”,所以只能说有“准”公共财罢了。

撇开这些争议不谈,就针对“公共财”这个词来说,顾名思义乃“大家共同拥有的”财货,也就是“公家的”,不是“私人的”,亦即“公共财”与“私有财”相对立,后者是私人拥有的财货,前者是公家的财货,而一般指的“公家”就是政府提供的,因为政府是由人民共同组成的。因此,非常明确的是,“公共财”并不是具有“共用和不可排他”性质的财货。所以,当今教科书中和大家琅琅上口的“公共财”实在是一个错误的名词,以“共用财”或“共用财”来表示还比较好,但还是无法呈现出“不可排他”这个特性。

就是因为错用这个“公共财”理论,当今各国政府才有包山包海的任务,不但铁公路、桥梁、机场等等“公共建设”,连公园、图书馆、体育馆、教育、保健,年金等社会福利也都是政府提供或从事的任务,而大家也已都习以为常。于是人民养成对政府“毫无底线的无度需求”,如今终于陷入“债务黑洞”的深渊,衍生出无穷的问题。

在欧洲以及北美等西方国家,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不少政府被迫回归到更为紧缩的公共政策之上,结果就是大幅裁减国家的警力,同时关闭不少政府无力支援的学校、图书馆以及医院。然而这些西方国家,所要面临的是每天约成长四十亿美元之多的债务,可想而见的今日这些西方政府,终将把财务支出视为当前最大的课题。

其实,就整个世界而言,无论是低端或高端的支出,各国政府都面临了同样一个问题,也就是必须积极找出一个解决方案,去取代过往长期以来由上而下的服务模式。在现实压迫下,“政府万能”被打成“政府失能”,政府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制造出更多问题,如何妥善解决乃成一大课题。

幸运的是,就在议题已扩张到社会问题的解决层面时,政府已不再成为单一负责的参与者。社会大众已经有所改变,知道自己对这些问题也有责任。因此,政府也由过去的主导角色,转变成只是其中一个参与者。在过去十年以来,不少参与者纷纷投身于解决社会问题之中。不久前出版的《政府失能下的新经济革命》这本翻译书为我们作了精彩的描述。

如书中所言,这些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成员所运作的模式,都建构于“解决方案的经济体系”(Solution Economy,简称解方经济)”之上。而其中不乏创新者所提供先进的解决方案,足以缩短政府所能提供,以及人民需求之间的鸿沟。而这样的解决方案可以提供更好的结果、更低的成本,更可以在政府预算捉襟见肘下,达到公共政策创新的愿望。

时值今日,情势已经出现剧烈性的变化。每一位公民、企业家、企业,乃至于基金会,他们不再一味地仰赖公共部门的协助,反而会互助合作,为的就是要解决每一个面临的问题。而这样的演变,让以往有着明显区别的公共企业以及私人企业之间各自兼负的责任,变得更为浑沌不明。

解方经济V.S社会企业

一种新型态的经济,俨然已在传统上公私部门两者交会之处崛起。此种经济模式以经营“社会成果”(social outcomes)有关的生意,其中用来交易的“货币”包括公开的数据资料、声誉及社会影响力。过去未开发的市场得到发展并且获利,这种商业模式并不寻常,其成形的动机包括新公共责任意识的抬头到道德的义务,甚至包括了股东价值。正如书中所言,新的解决方案的创新者和投资者,带动了“解方经济”。

“解方经济”并不只是一个经济的机会而已,它是一个全新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这套解决模式具备基本的科技知识以及全新的商业模式,且适合运用于各种产业。不论问题的核心是公众的或私人的、社会的或商业性的、经济层面或政治层面的,这些都不足以影响整个模式的设计。更进一步的,这些造势者更具备了能力以及精力,更愿意去接触以往所没有人愿意接触的部分,他们可以从以往从未开发过的管道募得资金,同时平衡运用社会网路以刺激新兴市场,来解决根深柢固的社会问题。

在过去十几二十年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有了十分重要的改变。有时政府扮演出资者的角色;有时又不全是出资者的角色;有时政府负责整合所有的参与者;有时政府是创造市场的人;有时政府成了贡献解决方案的人;更有些时候,政府要退出整个游戏之外,让真正可以解决问题的参与者进场解决问题。

这种趋势正往另一种全球化迈进,能因势利导顺应此种趋势的国家,其社会问题会得到平和解决,问题也会减少,逆此趋势的国家,将会在一段动乱、抗议和社会运动过程中,付出所谓“社会成本”之后加入行列。当前的台湾属于后者,318太阳花学运扮演逼迫政府改变角色的动力,而学运本身作了很好的示范,不只学生们分工合作各自从事拿手的工作,有的扮演造势者,有的扮演资讯传递者,有的扮演物流管理者,有的扮演维持秩序者,于是在有序分工、各自努力,相互和谐沟通下,平顺地解决各种问题,而各个公民团体也都主动从事自己拿手的工作,没能亲身参与运动者,则透过管道出钱、出力提供物资,我们更见识到年轻人妥善运用电脑科技的功力和效果。这个运动并非要推翻政府,也不是要消灭政府,而是要政府在适当的“体制”下扮演合宜的角色,做“对的事”,且把“对的事做好”。不过,当今政府领导者及部分台湾人似乎并未从该运动中得到启示。

做真人、办真事、说真话、和谐分工

值得强调的是,该书所描述的社会可说回到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的世界,两百多年前(1776年)史密斯就在《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这本经典里标榜“分工”的重要,而分工之后则需“合作”。要分工的效果好必需各个参与者从事符合自己“比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的职务,亦即施展“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最佳用途,而要分工合作达极致,要以最佳“道德情操”为之,“诚信”、“信任”、“互信”则是最根本的,人际间和谐、善意沟通、不欺骗、不尔虞我诈,每个人“做真人、办真事、说真话”,这也就是“自助、互助、天助”的社会。

对照当前的人间,还是差很远。不过,经由本书,我们不只看到希望,也见识到不少人已自动自发起而行,这真是“返本归真”的写照。也让我们对将扫除、洗涤人间的污垢,进而“净化人心”有了信心呢!

责任编辑: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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