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明:艺术、权力与开悟

――谈博尔赫斯的《镜子和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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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正明

二十世纪阿根廷著名作家和诗人博尔赫斯(JorgesLuisBorges),是一位只写小故事的大作家,以构思巧妙哲理深刻见长,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他的故事往往像迷宫一样令人寻绎,例如《镜子和面具》,就是一篇精彩的短篇小说。

小说中的好战的古爱尔兰国王要求宫廷诗人歌咏他的武功和权威,给诗人一年的创作时间,力求写出让国王和诗人同样永垂后世的佳作。一年之后,诗人朝见国王,当众背诵诗歌,诗艺娴熟,词章华丽,形象丰采,却没有激起国王和朝臣的共鸣。因此,国王赏赐诗人一面银镜,再给一年时间重写。第二年,诗人朝见国王朗诵诗歌,诗中上帝和基督、爱尔兰异教神灵,纷至沓来,令人惊异不已。但国王仍不满意,赏赐诗人一个金面具,再给一年时间重写。第三年,诗人如期空手而来,请求国工屏退左右,然后禀告说:新作只有一行,只能看不敢念。国王接过一看,诗人和国王都没有朗诵那行诗的勇气。两人面面相觎,面色惨白。国王回忆他一生见过的奇迹,但他觉得无一能与这行诗相比。他问诗人得了什么魔法。诗人承认自己掷笔之后自觉犯了天主难饶的罪孽,国王也承认他的同谋罪,悄声说:“了解美,本身就是罪孽,是禁止人类问津的,现在我们该为之付出代价了。”然后,国王赐给诗人一把短剑。结果,诗人自裁,国王放弃王位出宫流浪。从此以后,那首诗也就失传了。

这个隽永的故事,曾诱发不少批评家和读者解读的兴趣。知人论世,要解读它,首先要大致了解作者的学养和时代。

博尔赫斯博览文学名著,有基督教背景,同时广泛涉猎过中国道教、佛学禅宗和各种神秘主义著作。在演讲词《佛教》中,博尔赫斯对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的故事津津乐道,并且说:“我不能确知我是一个基督徒,也不能确知我不是一个佛教徒。”

后现代理论的阐释

见证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博尔赫斯,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分水岭。他启迪了后现代理论家,后现代理论也可以反过来阐释他的作品。例如,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布什亚(JeanBaudrillard)在《仿真先行》中阐发“仿真”(Simulacrum)等关键概念时,就借用过博尔赫斯的另一个故事《论科学的严密性》。故事中,一张地图本应是一个帝国真实国土的摹本,一个抽象符号,它可能指称现实,但无法代替现实。然而,故事中的地图却描绘得异常详尽,不仅可能覆盖全部国土,而且有无与伦比的逼真性。这样,地图不再是国土的摹本和符号,而是真实国土的“仿真”和等价物。布什亚认为,作为人类文化产物的符号或意象(image)有四个发展阶段:1.意象是对某种基本真实的反映;2.意象掩盖和篡改某种基本真实;3.意象掩盖某种基本真实的缺席;4.意象与任何真实皆无联系,它是其自身的纯粹的仿真。

这种四阶段理论,与后现代先驱克尔凯郭尔的审美、伦理、宗教的“信仰跳跃”三阶段理论,与后现代大师福柯在《性史》中关于方法论,关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论述,均有或隐或显的联系。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自从结构主义大师索绪尔打破了语言符号的“镜子”神话之后,人们开始怀疑语言准确“再现”现实的功能,开始看到语言系统的独立性及其反过来积极地建构主体的功能。因此,不仅仅“艺术摹仿自然”,人生也可以摹仿艺术。

禅宗的阐释

在我看来,布什亚的四阶段理论,与著名的见山见水的参禅三阶段之说可以互相阐发。阐释青原惟信禅师这一禅悟体验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据我所知,没有人把它与布什亚的理论联系起来,也没有人用它来阐释博尔赫斯或互相阐发。因此,我力求把禅悟体验与后现代理论联系起来,以解读《镜子与面具》的微言大义,揣测故事中的诗人前后三首诗的差异。

显然,第一首诗是以“传统符号”创造的艺术品,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有照镜子的真实,实际上仅仅体现了“摹本”与“原本”的关系,不能真正把握佛家所说的“实相”,处在“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浅层次。依照福柯的理论,从政治角度来看,它体现了知识与权力的联姻,或艺术对权力对政治的从属关系。

第二首诗是以“魔幻符号”创造的艺术品,颠覆了“艺术摹仿自然”的观念。尽管表面上看来扭曲了现实,但它可能比自然主义的照相术更巧妙地捕捉到真实,处在“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高一级层次。它可以见出福柯所说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改变。换言之,知识与权力疏离了,诗开始向灵性或精神寻求靠近。用博尔赫斯的另一个故事《神的文字》中的话来说:“世界范围内有古老的、不会毁坏的永恒形式;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是‘寻求’的象征。一座山、一条河、一个帝国、星辰的形状都可能是神的话语。”国王赏赐的面具的象征意义,可以借布什亚的原则来理解:“它以面具遮盖并颠倒了一种基本现实”,“它以面具遮盖了一种基本现实的缺席”。

第三首诗是天然的“艺术符号”创造的极品,是无法重构的。它彻底摆脱了“传统符号”的窠臼,超越了“魔幻符号”,是带有逼真性的“仿真”,使得山水恢复其本真面目。它既体现了知识对权力的颠覆,又以诗美卓尔不群遗世独立。在诗人构思和写作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如博尔赫斯另一篇小说《神的文字》中写到的那样,是主人翁既忘不了也无法言诠的事:“发生了我同神、同宇宙的融合(我不知道这两个词有没有区别)。心醉神迷的感觉无法复述它的象征;有人在光亮中见到神,有人在一柄剑或一朵玫瑰中见到神。”用佛家语来说,在一个破除了我执的修行者的眼里,“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用克尔凯郭尔的话来说,诗人已经从伦理阶段的“魔性的”“自我隔离”中走出来,走向与之相反的“爱”,从而达到高级的宗教阶段。用布什亚的话来说:“它与任何现实都没有关系,它是它自身的纯粹的仿真。”因此,国王赠送的短剑,乃是神的象征――不是基督教的上帝,因为博尔赫斯笔下的人物弄不清“神”同“宇宙”这两个词的区别。因此,诗人绝唱之后的归宿,近乎天人合一,而国王放弃王位出宫流浪的结局,则与释迦牟尼开悟后出家的故事,或武功赫赫的印度阿育王的佛性被唤醒的故事,有类似之处。

这样的结尾,是人生摹仿艺术的范例。一方面,诗人举起一面亦真亦幻的宇宙大镜――本质上是一面澄澈透明的心镜,像《心经》一样,“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从而促使国王顿悟。另一方面,诗人自己却自杀了,体现了一种近乎“虚幻”的完美主义倾向:语不惊人死不休,语既惊人,死而无憾。这一结尾,还可以借用惠特曼悼念林肯之死的〈紫丁香最近在庭园里开放的时候〉一诗中的一个意象来解析:象征悲剧诗人的画眉鸟,“唱着喉头啼血的歌,/唱着不死的生命之歌,(因为,亲爱的兄弟,我深知/假如你不能歌唱就必定死亡。)”

博尔赫斯的精神遗嘱

一般来说,佛教推崇悲剧英雄,但不主张自杀,因为自杀不利于转世。老年博尔赫斯双目失明,当他以法眼回眸自己的一生,思考来生转世时,写了《瞬间》一诗,可以视为诗人的精神遗嘱,开头一节是这样的:

假如我有一次新的生命
来世我将尝试犯更多的错误,
我将不这么完美,我将更放松。
我将更愚蠢一些,
只有很少的事我会严肃对待。

显然,博尔赫斯的这首诗继续了他的演讲词《佛教》中的思路,以一种悲悯中带有恬淡的喜剧精神对完美主义,对追求完美的自杀行为作了否定,也是对《镜子与面具》结尾的情节构思的一种否定,表明晚年博尔赫斯的禅心:即使不能阅读不能歌唱了,我还可以轻轻松松“喝茶去!”此刻,他真正厘清了艺术与权力,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艺术与的人生的关系,达到了彻悟的境界。@

责任编辑:林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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