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9月27日讯】（新纪元周刊396期，记者赵芷菱报导）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之初，通货膨胀、物资缺乏、百废待举，台湾正处于盲目无计划的经济状态。此时有一人，集产业、贸易、美援、外汇与金融等所有权柄于一身，并决定由王永庆担纲投入塑胶产业，造就“台湾的经营之神”；他蒙陈诚副总统的支持，也获蒋介石总统的信赖，却大公无私、两袖清风，此人即是尹仲容。在短短12年时间，尹仲容引领台湾经济，从战后的瓦砾中挣脱而出，为1950年代以后半世纪的台湾“经济起飞”奠下环境基础。
“经济起飞”功臣 兼职不兼薪
“经济起飞”一词，源自尹仲容，过去中国从未有人讲过。由于尹仲容的个性耿直强悍、有干劲魄力，素有“湖南骡子”的称号；他终日所思所想，都是如何能把台湾的经济做好。后俟有相当成效时，他开始声称，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到了。
尹仲容1949年来台，主持“台湾区生产管理委员会”，管理公营事业。后来还兼领中央信托局、经济安定委员会、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美援运用委员会和台湾银行。尹仲容不嫌事多，兼职不兼薪，在对日交涉贸易事务曾获佣金40余万美元，悉数交归公用。
知错即改 心正守廉
1950年，尹仲容根据外贸会部属的签报知悉，中药药材中的甘草，以伊朗价格最低廉；黄花、红参等，以韩国价格最低廉。为节约外汇计，他立刻订定了一条中药限定采购地区的办法。该办法公布后，因伊朗与韩国的船期不定，且他们不肯小批出售；然台湾需求量不大，如果大批采购，势必增加业者资金与利息的负担，结果引发买卖双方僵局，中药价格因此暴涨。尹仲容发现错误之后，在新办法公布的第3天，立刻取消前令，恢复旧法，并公开向报界认错。当时有记者问：“您这不是朝令夕改吗？”他坦率回答：“知错了还不改，那还了得！”记者追问：“这岂非有损政府威信吗？”他说：“知过不改，才真正有损政府威信，而且还可能会害死许多病人。”这就是尹仲容勇于抛弃“面子”，坦然认错改过的真实故事。
尹仲容是早期台湾经济发展的第一大功臣，许多卓越的经济计划皆出自他之手。
尹仲容任经济部长时，还身兼财政部长，同时掌管美援及外汇的分配权，应该算是那时台湾最有权有势的财经首长。但宛如财经太上皇的他，却一直住着一间不到70平方米的破旧房子。
许多商界巨贾，为他购买豪华别墅，他都予以回拒。且每到各地考察，他从不报销差旅费，说：“在下面人家已招待了，就不应再报差旅费。”而下属因祝寿等送来的“红包”，他都令其秘书原数退回。
谋定而动 独排众议
1961年初，为方便市场流通，台湾银行准备发行直式百元大钞。因为1947年大面额金圆券与旧台币发行引起通货膨胀的前车之鉴，这次发行大钞的预定计划导致台湾民众不安。面对暂缓发行百元新台币大钞的声浪，兼任台湾银行董事长的尹仲容独排众议，坚持如期实施。
不久，直式百元大钞如期发行，在台银等机构的监控辅佐下，并未发生原本预期的通货膨胀。
前经济部次长汪公纪说：“现在好了，政府重用尹仲容，前途大为看好，只有陈辞修才能用尹仲容这样的人才。”果不出所料，陈诚、尹仲容二人以雷霆万钧之力，把已濒临崩溃的财政经济，给以扭转，可谓识人矣。
计划自由经济 公开图利特定业者
1950年代，由于资源有限，产业政策都属“计划经济路线”。该发展哪些产业？如何发展？全由政府决定。然而，尹仲容认为，应该由政府先发展工业，再把初具规模的工业转为民营，这样就形成了“有计划的自由经济”。一旦确定，政府即投入稀贵资源，协助特定业者。照现在的说法，当时的政府，可谓“以公开政策，图利特定业者”。当然，这种“图利”行为，为助日后的经济发展。王永庆，就是这种特定图利政策的受益者。
当年，美援协助台湾建立PVC塑胶工业，这是块肥肉，政府中很多人认为应由国营，但尹仲容力主交由民营。据前总统府资政李国鼎回忆，他们原属意永丰余系统的何义，但后因PVC国际价格跌落，何义不愿承办。尹仲容就请台湾银行查看何人在台银存款最多，结果发现嘉义分行有位米商存款800万元，于是找他来建厂，此人就是王永庆。
尹仲容根本不知王永庆为何许人，若这项新兴工业弄砸了，他要负担多大的政治责任和舆论压力，但为了台湾的发展，他只能认清目标而行。
当年，尹仲容辅导私人企业的做法，被一部分人认为有扶植财团的嫌疑，不过总体而言，其市场经济与发展本土企业的理念，颇能适应于以外贸为主的台湾。
除了台塑王永庆，当年受政府“图利政策”之惠而起家的企业，可谓不知凡几。有如：裕隆严、远东徐、太平洋焦、大同林、水泥辜、国际洪、新光吴、国泰蔡、味全黄、力霸王、声宝陈等，不胜枚举。
这些企业家族第2代、第3代，在2000年后，已崭露头角，继续稳当台湾的贵族。至于昔年超级财经大员，后代子弟现在或教书，或当律师，各行各业都有，鲜见家财万贯者，也鲜见靠着父亲当年权柄，发财致富者。
推“外销市场”改革“外汇贸易”
尹仲容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最大的贡献是“外汇贸易改革”。1958年尹仲容时任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着手推动一系列外汇贸易改革措施，一则减少对外经济活动所受的行政约束，再则也使台币内外币值差额趋于平衡；因而刺激了“出口”生产事业以及整个经济的繁荣，开创了往后数十年内台湾“出口贸易”及经济的快速成长。
尹仲容的经济思想主张，首重经济的全面改革与发展，认为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在其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推动下，经济已渐趋稳定，通货膨胀已基本解除，但若想再进一步发展，则受台湾市场较小所限，欲突破这一艰难瓶颈，唯有打开“外销市场”一途，及改革“外汇贸易”政策。
为此，尹仲容审时度势大胆地进行了3个十分重大、充满风险的改革。一是逐步建立“自由贸易制度”，取消数量管制和复式汇率，恢复价格机能；再者“调整汇率”，部分采取有弹性的机动灵活的模式，取消对进口物资不必要的变相补贴，及取消对出口物资的变相课税；最后采取“鼓励出口”的强力措施，刺激台湾内部经济的迅速发展。
由于早年服务于上海财团，尹仲容极度相信“计划经济”的重要性。在此理念下，除了加强“民间竞争力”与“进口替代”之外，他一向极力主张“计划型的自由贸易”可促进经济成长。而这项被学者认定正确的政策，却因他辞去经济部长后，不再成为经济政策主流。一般认为，尹仲容的“自由贸易政策”的不再施行，也间接造成台湾于1980年代末期因外汇存底过高而导致的泡沫经济现象。
代纺代织 出口取代进口
1954年，尹仲容接任经济部长，他管制日本布料进口，改进口棉花，扶植国内纺织业的发展。当时，尹仲容提出“进口布不如进口纱，进口纱不如进口棉”的主张，以及“代纺代织”的方法，推动发展本土的纺织工业。
尹仲容行事一向大刀阔斧，且眼光过人而长远，他所参与制定的政策，往往会影响到既得利益者，但他仍然大公无私，雷厉风行。初期，这项“代纺代织”措施引来强烈的质疑与批评，朝野对尹仲容的攻击之声甚嚣尘上，但尹仲容仍丝毫不为所动，执意推动，数年之内，台湾的纺织工业不但为国人提供了物美价廉的衣裳，也为台湾赚取大量外汇，成为在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纺织工业大国。
当时，台湾的纺织业由原来的年“进口”1000余万美元，变成“出口”6000万美元。到1953年政府停止这项政策时，台湾的纺织业已经进入了稳定阶段，为往后10多年的纺织品外销，打下深根的基础。
后人总结尹仲容所大力推行的“代纺代织”政策，认为“使纺织业者获得前所未有的巨额利润，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这些资本转而投资于其他工业，从而促使台湾经济全面飞速发展。台湾的远东、裕隆、六和、台南等大财团，无不得利于尹仲容的纺织政策而起家的。
当为或不为 智勇过人
1960年代初，很多人建议跟进世界上被普遍采用的凯恩斯的以“消费”促进“投资和生产”的理论。尹仲容经过认真研究和科学思考，认为凯恩斯这一理论并不适用于台湾。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消费”促进“投资和生产”，并非完全是纸上谈兵，但当时的台湾并不具备此条件，而是需用“有限可用资源”去建立强大的生产能力。如果冒险的以增加消费来刺激投资，好比将台湾十分有限的可用资源消费掉，那还有什么可供投资的资源呢？
经过科学论证，他坚决主张在台湾发展经济的复杂过程中，应当“稳定币值”，坚决执行“信用膨胀”的政策。在尹仲容的经济思想指导下，台湾的投资和生产都有十分稳定和良好的发展。
对于台湾的电力与交通运输，为经济运转不可或缺的要素，尹仲容更是殚精竭虑。其时，台湾银行开出的信用证，国际上已出现拒收的迹象，而尹仲容竟以不到200万美元的外汇存底购置了大量的发电机，供脆弱的台湾工业发展之用。
夫妻出身官府书香 子女异乡自立
尹仲容，1903年生，湖南邵阳人，出生官府书香世家，自幼好学不倦，父母督教甚严。祖父锡纶公，为清同治举人，曾任刑部主事、广西镇安知府。父光勋公，曾任清末江西南昌计政主管，民国建元后供职内务部及安徽行政专员公署。母石太夫人守箴，为浙江温州知县石公玉麒之次女，首创南昌正蒙女校，任校长凡24载，以“开妇女办学之先河”知名全国，生有4男4女，尹仲容为次男。
尹仲容自幼博览群书，根植中国传统文化。后为官极繁忙之余，仍非常好学，手不释卷。出身电机工程，对自然科学有深入研究，曾出版颇有影响的《电磁学》、《工程数学》等专著。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勤苦自学于经济学领域，写过许多经济论文，有十分独到精辟的见解。
他的中西学，旧新学根底之深，在当时台湾的政界乃至学术界都极为罕见。在公余闲暇，也为《吕氏春秋》作注，编写《郭嵩焘年谱》。吕不韦是战国时期的大商人，郭嵩焘是清代外交的名臣，也是西学的倡导者。此2人对尹仲容一生的经济思想有着极深远影响。1963年1月24日，因肝癌病逝于台北，年61岁。有人说：“尹仲容是累死的。”应该很贴切，因为他急公而忘私，从不顾惜自己的身体。
尹仲容辞世那年，台湾的外汇存底已经高达7000万美元。两年后美援取消，台湾的经济不但没有衰退，反而加速成长。
尹仲容夫人程湛英1907生，江西新建县人。她的父亲是前清光绪的举人，做过奉天凤凰厅的同知和江苏候补道尹，以诗、书、画闻名。他的叔父程天放，担任过驻德大使、立法委员、教育部长等职务。程湛英毕业于江西女子师范。1926年与尹仲容结婚，育有3男2女。长女9岁夭折，一子一女，沦陷大陆。另儿子叫其留在美国自食其力，不准回台受人好处。儿子终身不辱父命，选择在一片天地里自在生活。
尹仲容婚后常年在外，夫妇间聚少离多。但侍奉翁姑、抚育儿女，多是尹夫人的责任。西谚云：“伟人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女性。”尹夫人当之无愧，夫妻俩人皆伺亲至孝。因先生廉洁自持，在其生前官位显赫，却俭朴度日。享年80岁，与先生合葬于阳明山第一公墓。
首位被起诉政务官 无罪还清白
尹仲容的能于担当、有守有为、特立独行的作风，仍为老一辈的工商界人士所感念不忘。后来台湾经济发展史上有名的人物，像是李国鼎、俞国华、孙运璿、赵耀东等人，全是尹仲容的后辈。在台湾最艰困的年代，有不少像这样一群专业廉洁的菁英，戮力为台湾的未来打拼，协助蒋经国推动10项建设、突破两次石油危机、对抗通膨、稳定和美国断交的危局；带领台湾走出政治、经济的困顿，俾使台湾不被赤化，才能有后来的民主自由、经济繁荣与全民富裕的实现。
李国鼎称尹仲容是“台湾经济的领航人”，王永庆称他是“民营工业之父”，学者们称他是“中国的欧哈德（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集体主义而著称。）”。
李国鼎自认在经济思想上，追随尹仲容。1958年，尹仲容时任美援会副主任委员，李国鼎任美援会秘书长，当时就台湾经济发展与经济策略发表论文“计划式自由经济思想”。李国鼎说：“以当年强人时代，尹先生的个性，即使是为国家经济而努力，仍然会遭受严重挫折。尹先生不改他的个性，却能尽力发挥所长。而他的主张和做法，如果没有得到强人的支持和信任，相信也是落空的。”
李国鼎的“口述历史”第84页谈到“当然，他（指尹仲容）勇于负责、个性坚强发言直爽，自然得罪不少人，也受了许多打击。但他始终择善固执，不达目的不罢休。”尹仲容只重国家利益、不计个人毁誉，一切以完成政府的目标为要务；而他对政策的观察与决断力，事后证明确具有卓识与远见。
前交通部长沈怡也评论尹仲容，说他为人不避锋芒，但待人宽厚；不肯服输，却又从善如流；懂权术，但从不玩弄手段；有高度智慧，却从不用小聪明的人。
个性刚毅、大破大立的尹仲容，坚持专业理念，敢于向权威说不。但也因此得罪不少人，甚至曾因一件木材公司倒闭的小案子，尹仲容被起诉，他为负起政治责任，同时辞去经济部长和中央信托局长的职务，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位被起诉的政府阁员，也是第一位辞去政务官的内阁阁员，以为树立政务官的表率。最后获判无罪，再复职。
那时，台湾不少政客官僚的心态是：“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尹仲容却认为：“人民的事，总要有人去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有人劝他明哲保身。他一派正气地说：“你知道责任2字的真意吗？责字头部是‘主’字，下面是宝贝的‘贝’字。只有以主人翁的心态去做事，只有负责任，才能生出宝贝的钱财。如果把责任推给他人，不就变成了‘债’字吗？一个官员对国家负债，国家就要对人民负债了。”这就是敢为担当、廉洁耿直的尹仲容，其座右铭“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吾心”。斯人已逝精神在，留有丹心照后人。◇
本文转自第396期【新纪元周刊】“焦点新闻”栏目(2014/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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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