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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战后“经济起飞”的领航人尹仲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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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4年09月27日讯】(新纪元周刊396期,记者赵芷菱报导)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之初,通货膨胀、物资缺乏、百废待举,台湾正处于盲目无计划的经济状态。此时有一人,集产业、贸易、美援、外汇与金融等所有权柄于一身,并决定由王永庆担纲投入塑胶产业,造就“台湾的经营之神”;他蒙陈诚副总统的支持,也获蒋介石总统的信赖,却大公无私、两袖清风,此人即是尹仲容。在短短12年时间,尹仲容引领台湾经济,从战后的瓦砾中挣脱而出,为1950年代以后半世纪的台湾“经济起飞”奠下环境基础。

“经济起飞”功臣 兼职不兼薪

尹仲容引领台湾经济,从战后的瓦砾中挣脱而出,为1950年代以后半世纪的台湾“经济起飞”奠下环境基础。(中央社)
尹仲容引领台湾经济,从战后的瓦砾中挣脱而出,为1950年代以后半世纪的台湾“经济起飞”奠下环境基础。(中央社)

“经济起飞”一词,源自尹仲容,过去中国从未有人讲过。由于尹仲容的个性耿直强悍、有干劲魄力,素有“湖南骡子”的称号;他终日所思所想,都是如何能把台湾的经济做好。后俟有相当成效时,他开始声称,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到了。

尹仲容1949年来台,主持“台湾区生产管理委员会”,管理公营事业。后来还兼领中央信托局、经济安定委员会、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美援运用委员会和台湾银行。尹仲容不嫌事多,兼职不兼薪,在对日交涉贸易事务曾获佣金40余万美元,悉数交归公用。

知错即改 心正守廉

1950年,尹仲容根据外贸会部属的签报知悉,中药药材中的甘草,以伊朗价格最低廉;黄花、红参等,以韩国价格最低廉。为节约外汇计,他立刻订定了一条中药限定采购地区的办法。该办法公布后,因伊朗与韩国的船期不定,且他们不肯小批出售;然台湾需求量不大,如果大批采购,势必增加业者资金与利息的负担,结果引发买卖双方僵局,中药价格因此暴涨。尹仲容发现错误之后,在新办法公布的第3天,立刻取消前令,恢复旧法,并公开向报界认错。当时有记者问:“您这不是朝令夕改吗?”他坦率回答:“知错了还不改,那还了得!”记者追问:“这岂非有损政府威信吗?”他说:“知过不改,才真正有损政府威信,而且还可能会害死许多病人。”这就是尹仲容勇于抛弃“面子”,坦然认错改过的真实故事。

尹仲容是早期台湾经济发展的第一大功臣,许多卓越的经济计划皆出自他之手。

尹仲容任经济部长时,还身兼财政部长,同时掌管美援及外汇的分配权,应该算是那时台湾最有权有势的财经首长。但宛如财经太上皇的他,却一直住着一间不到70平方米的破旧房子。

许多商界巨贾,为他购买豪华别墅,他都予以回拒。且每到各地考察,他从不报销差旅费,说:“在下面人家已招待了,就不应再报差旅费。”而下属因祝寿等送来的“红包”,他都令其秘书原数退回。

谋定而动 独排众议

1961年初,为方便市场流通,台湾银行准备发行直式百元大钞。因为1947年大面额金圆券与旧台币发行引起通货膨胀的前车之鉴,这次发行大钞的预定计划导致台湾民众不安。面对暂缓发行百元新台币大钞的声浪,兼任台湾银行董事长的尹仲容独排众议,坚持如期实施。

不久,直式百元大钞如期发行,在台银等机构的监控辅佐下,并未发生原本预期的通货膨胀。

前经济部次长汪公纪说:“现在好了,政府重用尹仲容,前途大为看好,只有陈辞修才能用尹仲容这样的人才。”果不出所料,陈诚、尹仲容二人以雷霆万钧之力,把已濒临崩溃的财政经济,给以扭转,可谓识人矣。

计划自由经济 公开图利特定业者

1950年代,由于资源有限,产业政策都属“计划经济路线”。该发展哪些产业?如何发展?全由政府决定。然而,尹仲容认为,应该由政府先发展工业,再把初具规模的工业转为民营,这样就形成了“有计划的自由经济”。一旦确定,政府即投入稀贵资源,协助特定业者。照现在的说法,当时的政府,可谓“以公开政策,图利特定业者”。当然,这种“图利”行为,为助日后的经济发展。王永庆,就是这种特定图利政策的受益者。

台塑王永庆可谓当年受政府“图利政策”之惠而起家的企业。(AFP)
台塑王永庆可谓当年受政府“图利政策”之惠而起家的企业。(AFP)

当年,美援协助台湾建立PVC塑胶工业,这是块肥肉,政府中很多人认为应由国营,但尹仲容力主交由民营。据前总统府资政李国鼎回忆,他们原属意永丰余系统的何义,但后因PVC国际价格跌落,何义不愿承办。尹仲容就请台湾银行查看何人在台银存款最多,结果发现嘉义分行有位米商存款800万元,于是找他来建厂,此人就是王永庆。

尹仲容根本不知王永庆为何许人,若这项新兴工业弄砸了,他要负担多大的政治责任和舆论压力,但为了台湾的发展,他只能认清目标而行。

当年,尹仲容辅导私人企业的做法,被一部分人认为有扶植财团的嫌疑,不过总体而言,其市场经济与发展本土企业的理念,颇能适应于以外贸为主的台湾。

除了台塑王永庆,当年受政府“图利政策”之惠而起家的企业,可谓不知凡几。有如:裕隆严、远东徐、太平洋焦、大同林、水泥辜、国际洪、新光吴、国泰蔡、味全黄、力霸王、声宝陈等,不胜枚举。

这些企业家族第2代、第3代,在2000年后,已崭露头角,继续稳当台湾的贵族。至于昔年超级财经大员,后代子弟现在或教书,或当律师,各行各业都有,鲜见家财万贯者,也鲜见靠着父亲当年权柄,发财致富者。

推“外销市场”改革“外汇贸易”

尹仲容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最大的贡献是“外汇贸易改革”,刺激“出口”生产事业以及整个经济的繁荣,开创了往后数十年内台湾“出口贸易”及经济的快速成长。(中央社档案照片)
尹仲容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最大的贡献是“外汇贸易改革”,刺激“出口”生产事业以及整个经济的繁荣,开创了往后数十年内台湾“出口贸易”及经济的快速成长。(中央社档案照片)

尹仲容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最大的贡献是“外汇贸易改革”。1958年尹仲容时任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着手推动一系列外汇贸易改革措施,一则减少对外经济活动所受的行政约束,再则也使台币内外币值差额趋于平衡;因而刺激了“出口”生产事业以及整个经济的繁荣,开创了往后数十年内台湾“出口贸易”及经济的快速成长。

尹仲容的经济思想主张,首重经济的全面改革与发展,认为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在其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推动下,经济已渐趋稳定,通货膨胀已基本解除,但若想再进一步发展,则受台湾市场较小所限,欲突破这一艰难瓶颈,唯有打开“外销市场”一途,及改革“外汇贸易”政策。

为此,尹仲容审时度势大胆地进行了3个十分重大、充满风险的改革。一是逐步建立“自由贸易制度”,取消数量管制和复式汇率,恢复价格机能;再者“调整汇率”,部分采取有弹性的机动灵活的模式,取消对进口物资不必要的变相补贴,及取消对出口物资的变相课税;最后采取“鼓励出口”的强力措施,刺激台湾内部经济的迅速发展。

由于早年服务于上海财团,尹仲容极度相信“计划经济”的重要性。在此理念下,除了加强“民间竞争力”与“进口替代”之外,他一向极力主张“计划型的自由贸易”可促进经济成长。而这项被学者认定正确的政策,却因他辞去经济部长后,不再成为经济政策主流。一般认为,尹仲容的“自由贸易政策”的不再施行,也间接造成台湾于1980年代末期因外汇存底过高而导致的泡沫经济现象。

代纺代织 出口取代进口

1954年,尹仲容接任经济部长,他管制日本布料进口,改进口棉花,扶植国内纺织业的发展。当时,尹仲容提出“进口布不如进口纱,进口纱不如进口棉”的主张,以及“代纺代织”的方法,推动发展本土的纺织工业。

尹仲容推动的“代纺代织”措施,让台湾的纺织工业不但为国人提供了物美价廉的衣裳,也为台湾赚取大量外汇,成为在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纺织工业大国。(台湾工业史迹馆档案照)
尹仲容推动的“代纺代织”措施,让台湾的纺织工业不但为国人提供了物美价廉的衣裳,也为台湾赚取大量外汇,成为在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纺织工业大国。(台湾工业史迹馆档案照)

尹仲容行事一向大刀阔斧,且眼光过人而长远,他所参与制定的政策,往往会影响到既得利益者,但他仍然大公无私,雷厉风行。初期,这项“代纺代织”措施引来强烈的质疑与批评,朝野对尹仲容的攻击之声甚嚣尘上,但尹仲容仍丝毫不为所动,执意推动,数年之内,台湾的纺织工业不但为国人提供了物美价廉的衣裳,也为台湾赚取大量外汇,成为在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纺织工业大国。

当时,台湾的纺织业由原来的年“进口”1000余万美元,变成“出口”6000万美元。到1953年政府停止这项政策时,台湾的纺织业已经进入了稳定阶段,为往后10多年的纺织品外销,打下深根的基础。

后人总结尹仲容所大力推行的“代纺代织”政策,认为“使纺织业者获得前所未有的巨额利润,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这些资本转而投资于其他工业,从而促使台湾经济全面飞速发展。台湾的远东、裕隆、六和、台南等大财团,无不得利于尹仲容的纺织政策而起家的。

当为或不为 智勇过人

1960年代初,很多人建议跟进世界上被普遍采用的凯恩斯的以“消费”促进“投资和生产”的理论。尹仲容经过认真研究和科学思考,认为凯恩斯这一理论并不适用于台湾。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消费”促进“投资和生产”,并非完全是纸上谈兵,但当时的台湾并不具备此条件,而是需用“有限可用资源”去建立强大的生产能力。如果冒险的以增加消费来刺激投资,好比将台湾十分有限的可用资源消费掉,那还有什么可供投资的资源呢?

经过科学论证,他坚决主张在台湾发展经济的复杂过程中,应当“稳定币值”,坚决执行“信用膨胀”的政策。在尹仲容的经济思想指导下,台湾的投资和生产都有十分稳定和良好的发展。

对于台湾的电力与交通运输,为经济运转不可或缺的要素,尹仲容更是殚精竭虑。其时,台湾银行开出的信用证,国际上已出现拒收的迹象,而尹仲容竟以不到200万美元的外汇存底购置了大量的发电机,供脆弱的台湾工业发展之用。

在台湾最艰困的年代,一群专业廉洁的菁英,协助蒋经国带领台湾走出政治、经济的困顿,俾使台湾不被赤化,才能有后来的民主自由、经济繁荣与全民富裕的实现。(摄影/吴柏桦)
在台湾最艰困的年代,一群专业廉洁的菁英,协助蒋经国带领台湾走出政治、经济的困顿,俾使台湾不被赤化,才能有后来的民主自由、经济繁荣与全民富裕的实现。(摄影/吴柏桦)

夫妻出身官府书香 子女异乡自立

尹仲容,1903年生,湖南邵阳人,出生官府书香世家,自幼好学不倦,父母督教甚严。祖父锡纶公,为清同治举人,曾任刑部主事、广西镇安知府。父光勋公,曾任清末江西南昌计政主管,民国建元后供职内务部及安徽行政专员公署。母石太夫人守箴,为浙江温州知县石公玉麒之次女,首创南昌正蒙女校,任校长凡24载,以“开妇女办学之先河”知名全国,生有4男4女,尹仲容为次男。

尹仲容自幼博览群书,根植中国传统文化。后为官极繁忙之余,仍非常好学,手不释卷。出身电机工程,对自然科学有深入研究,曾出版颇有影响的《电磁学》、《工程数学》等专著。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勤苦自学于经济学领域,写过许多经济论文,有十分独到精辟的见解。

他的中西学,旧新学根底之深,在当时台湾的政界乃至学术界都极为罕见。在公余闲暇,也为《吕氏春秋》作注,编写《郭嵩焘年谱》。吕不韦是战国时期的大商人,郭嵩焘是清代外交的名臣,也是西学的倡导者。此2人对尹仲容一生的经济思想有着极深远影响。1963年1月24日,因肝癌病逝于台北,年61岁。有人说:“尹仲容是累死的。”应该很贴切,因为他急公而忘私,从不顾惜自己的身体。

尹仲容辞世那年,台湾的外汇存底已经高达7000万美元。两年后美援取消,台湾的经济不但没有衰退,反而加速成长。

尹仲容夫人程湛英1907生,江西新建县人。她的父亲是前清光绪的举人,做过奉天凤凰厅的同知和江苏候补道尹,以诗、书、画闻名。他的叔父程天放,担任过驻德大使、立法委员、教育部长等职务。程湛英毕业于江西女子师范。1926年与尹仲容结婚,育有3男2女。长女9岁夭折,一子一女,沦陷大陆。另儿子叫其留在美国自食其力,不准回台受人好处。儿子终身不辱父命,选择在一片天地里自在生活。

尹仲容婚后常年在外,夫妇间聚少离多。但侍奉翁姑、抚育儿女,多是尹夫人的责任。西谚云:“伟人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女性。”尹夫人当之无愧,夫妻俩人皆伺亲至孝。因先生廉洁自持,在其生前官位显赫,却俭朴度日。享年80岁,与先生合葬于阳明山第一公墓。

首位被起诉政务官 无罪还清白

尹仲容的能于担当、有守有为、特立独行的作风,仍为老一辈的工商界人士所感念不忘。后来台湾经济发展史上有名的人物,像是李国鼎、俞国华、孙运璿、赵耀东等人,全是尹仲容的后辈。在台湾最艰困的年代,有不少像这样一群专业廉洁的菁英,戮力为台湾的未来打拼,协助蒋经国推动10项建设、突破两次石油危机、对抗通膨、稳定和美国断交的危局;带领台湾走出政治、经济的困顿,俾使台湾不被赤化,才能有后来的民主自由、经济繁荣与全民富裕的实现。

敢为担当、廉洁耿直的尹仲容,其座右铭“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吾心”。图为1959年美援会秘书长李国鼎(左)与副主任委员尹仲容(中)、美援公署署长白慎士(Parsons,右)资料照。
敢为担当、廉洁耿直的尹仲容,其座右铭“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吾心”。图为1959年美援会秘书长李国鼎(左)与副主任委员尹仲容(中)、美援公署署长白慎士(Parsons,右)资料照。

李国鼎称尹仲容是“台湾经济的领航人”,王永庆称他是“民营工业之父”,学者们称他是“中国的欧哈德(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集体主义而著称。)”。

李国鼎自认在经济思想上,追随尹仲容。1958年,尹仲容时任美援会副主任委员,李国鼎任美援会秘书长,当时就台湾经济发展与经济策略发表论文“计划式自由经济思想”。李国鼎说:“以当年强人时代,尹先生的个性,即使是为国家经济而努力,仍然会遭受严重挫折。尹先生不改他的个性,却能尽力发挥所长。而他的主张和做法,如果没有得到强人的支持和信任,相信也是落空的。”

李国鼎的“口述历史”第84页谈到“当然,他(指尹仲容)勇于负责、个性坚强发言直爽,自然得罪不少人,也受了许多打击。但他始终择善固执,不达目的不罢休。”尹仲容只重国家利益、不计个人毁誉,一切以完成政府的目标为要务;而他对政策的观察与决断力,事后证明确具有卓识与远见。

前交通部长沈怡也评论尹仲容,说他为人不避锋芒,但待人宽厚;不肯服输,却又从善如流;懂权术,但从不玩弄手段;有高度智慧,却从不用小聪明的人。

个性刚毅、大破大立的尹仲容,坚持专业理念,敢于向权威说不。但也因此得罪不少人,甚至曾因一件木材公司倒闭的小案子,尹仲容被起诉,他为负起政治责任,同时辞去经济部长和中央信托局长的职务,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位被起诉的政府阁员,也是第一位辞去政务官的内阁阁员,以为树立政务官的表率。最后获判无罪,再复职。

那时,台湾不少政客官僚的心态是:“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尹仲容却认为:“人民的事,总要有人去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有人劝他明哲保身。他一派正气地说:“你知道责任2字的真意吗?责字头部是‘主’字,下面是宝贝的‘贝’字。只有以主人翁的心态去做事,只有负责任,才能生出宝贝的钱财。如果把责任推给他人,不就变成了‘债’字吗?一个官员对国家负债,国家就要对人民负债了。”这就是敢为担当、廉洁耿直的尹仲容,其座右铭“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吾心”。斯人已逝精神在,留有丹心照后人。◇

本文转自第396期【新纪元周刊】“焦点新闻”栏目(2014/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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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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