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城讲古--“额上坟起”的钓鱼故事

作者:谢行昌

这张老照片是范表舅1954年替我们母子三人照的,也就是弟兄俩听“聊斋”故事的那一年。(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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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上坟起”原是《聊斋志异》里,“崂山道士”中的那段神仙异事,这山上发生的事怎会被我给硬生生地扯进水里,“成就”了我当年的一段“钓鱼”故事?这就得要请看官们耐心地听我“话说从头”啰!不过这“话说从头”还得从一甲子以前的眷村往事开始讲起。咦,好像有点儿愈扯愈远了是不是?

眷村的日子

我是民国四十年随父母迁居凤山的,童年就在这南台湾的军事重镇渡过,一家四口住在一栋日据时代的日军眷村(原名诚正新村,数年后改名为黄埔新村)里,这眷村全是双并屋(duplex)组合而成,村子离陆军军官学校的正门仅一街(黄埔路)之隔而已。在“一舍难求”的国府迁台初期,我们能分到一间不到二十坪面积的眷舍(双并屋的一半)已是相当不易,以今日之住家标准,这只是间因陋就简的栖息之处,但比起我们在九龙难民营住的那间,在下大雨时屋顶会叮当作响得吵死人的铁皮屋,当然是要“高级”得太多了。

老哥与我当时共住一间约三坪大的小卧房,由于日式眷舍有地板,而“榻榻米”比床便宜且又方便清理,所以那间小卧房就被我父母亲铺上“榻榻米”,老哥与我也就是以“榻榻米”为床,渡过童年的。这“榻榻米”房间不但是我们兄弟俩的卧房,也是家中的客房,偶有亲戚来访过夜时,也可“方便地”挤进这小“褟褟米”卧房打个地铺,所以算起来,这是我们凤山家中最实用的一个房间。

约莫民国四十三年,原本在九龙难民营与我们挤在同一间铁皮屋里的亲戚,母亲的一位表弟范如仲,被我父母亲作保,也迁到台湾来了,他就是我们兄弟俩口中的范表舅。表舅出身书香世家,他的父亲范新范(范家“新”字辈的又一位杰出人物)曾长期担任谭延闿的机要幕僚。众所周知,谭延闿是晚清进士,参与过推翻满清的革命运动,民国成立后曾在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日后还担任过国民政府主席与行政院长等举足轻重的职务,他也是中华民国陈诚副总统的岳父(陈夫人谭祥女士的尊翁,也就是前国防部长陈履安的外公)。谭延闿文武双全,不但是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诗词文章也十分精湛,更是中国书法的一代宗师,他的“颜体”正楷,是公认的明、清以来之华夏第一人。这么说来,要想当他的机要幕僚,没有两把刷子是无法胜任的。舅公范新范是谭延闿在湖南家乡精挑细选出来的文职幕僚人员,身手自是不俗。做为范舅公的儿子,我这范表舅虽然年轻,也就耳濡目染的有着满腹经纶,还又写得一手漂亮行书体的好字。

民国三十七年末,国民政府败象已显,时局不稳之际,范新范舅公为了家业,必须留守在南京,乃将他的儿子(范表舅)托交给我父亲带在军中当秘书,随军后撤。民国三十八年,父亲领军在粤西战场作战,兵败后生死不明,与家人失联。范表舅在兵荒马乱之际,与父亲的贴身卫士尹明富两人,护着我们母子三人在广州失陷前夕,逃难到九龙,投奔落脚在牛池湾的姨外婆(我母亲的姨妈范新琼,是当年“勤工俭学”时期的留法学生,与名画家徐悲鸿,蒋碧薇等同班习画,也是台北石牌荣民总医院前院长,彭芳谷医师的母亲)。父亲则是在大陆沦陷几个月后,才历尽千辛万苦越过边境,衣衫褴褛、形容枯槁地出现在九龙难民营中,我们一家四口能幸运地在乱世中重逢于九龙牛池湾,那感觉只有用“恍如隔世”差堪形容。

数月后,我们一家人终于拿到国府“入台证”迁到台湾,范表舅因非直系亲属,不能与我们同行,在香港滞留到1954年,才在我父亲的担保下入台,来台后直接就到了凤山家中,与我们两兄弟挤住在那三坪大的“榻榻米”房间里,这一住就是半年多。范表舅是介于我们父子之间的另一个世代的人,年龄比我父亲小约二十岁,却又比我们大了十好几岁,他早在九龙时就与我们兄弟俩混熟了,这会儿又同住同一间房,三人即时“打闹”成一团。

我父亲是念过私塾的,平时我们两兄弟要是缠着他讲故事,他要不是一本正经的讲些忠孝节义的故事,就是把他早年熟读的“四书五经”,硬生生的想要塞进两个小脑袋瓜里,自然是十分“乏味”的。范表舅则不然,他肚子里的故事以神仙鬼怪者居多,什么“封神榜”啦、“聊斋志异”啦、“西游记”啦、“阅微草堂笔记”啦,自然是比较“动听”些,也较适合我们兄弟俩的“胃口”。

国民政府刚迁到台湾时,台湾电力设施因日本鬼子在战败投降时的蓄意破坏,有电力不足的问题,后来在台电总工程师孙运璿(就是日后台湾经济起飞年代,那声誉卓著的行政院长,他也是我父亲谢肇齐在国防研究院第一期的同班同学)领导下,绝大部分在半年内逐步修复,但是每晚用电量的高峰期,还是得要以“分区停电”的方式来应付。我们村子里是规划在每晚九点正,全村停电一小时,因为八点钟开始的中国广播公司一小时“广播剧”已播送完毕,村民们也就没有觉得有什么太不方便。哦,你要问“广播剧”是什么?那是电视尚未开播时,民间的大众传播娱乐节目之一,相当于现在的“电视连续剧”。九点钟开始的那一小时分区停电,就是我们兄弟俩倾听范表舅讲故事的时间了。

我们那三坪大的“榻榻米”房间里,有个约三英尺高的壁柜(Build-in Cabinet),柜子上面刚够铺张“榻榻米”,还有一个小窗子可通风,原本是我老哥的“床”,表舅住进来以后,老哥得“敬老尊贤”, 把“床” 让给了他。所以每晚表舅讲故事时,他是盘着腿,居高临下地秉烛开讲,我们兄弟俩就如痴如醉的坐在他“床”下倾听。

大概是讲过了几段“封神榜”与“西游记”后,表舅发现这两本书里的故事有连续性,收尾不易,还不时被我们两小兄弟追问结局,把他问得好烦,所以就开始转为讲那“聊斋志异”或“阅微草堂笔记”中的那一段段狐仙鬼怪的短篇故事。“聊斋志异”虽然是用浅显的文言文写的,但对还是小学生的我们兄弟俩,仍然稍嫌深了些,所以表舅都是先念上一段,然后即时翻成白话讲解给我俩听。其中,以“聊斋志异”里的“崂山道士”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崂山道士教王书生“穿墙术”。(作者提供)
崂山道士教王书生“穿墙术”。(作者提供)

话说“崂山道士”故事中有个王姓书生,久闻崂山上有一位道士会使各式各样的仙术,王姓书生就上崂山拜师学仙术。道士本来看他那副不能吃苦耐劳的书生样,不肯收他做徒弟,但经不起书生苦苦哀求,就收了他。但三个月下来,书生虽然亲见道士使了各式各样仙术,把他看得是目瞪口呆,但道士却啥都没教他,只命书生每天劈柴作粗工而已。熬了数月后,书生还没有学到仙术,就闹起情绪,想要辞师下山,临行却又心有未甘地哀求道士,说是只要教他一项仙术就好,回家后也可给啰唆挑剔的老婆一个交待。道士无奈,教了他仙术之中最简单的“穿墙术”,只要在“穿墙”前念个咒,然后对墙撞去就可。书生鼓勇一试,居然可穿墙而出,大喜之下,就急急忙忙地下山去了。

书生回到家中,却把道士告诫他不可在人前炫耀仙术,否则穿墙术会失灵的警语,全都抛在脑后。在老婆的揶揄怂恿下,王姓书生当众表演穿墙术,念完咒后埋头猛然直奔砖墙,结果一声轰然巨响,墙未穿过,而书生已“额上坟起,如巨卵焉”。

当表舅念完“额上坟起,如巨卵焉”后,还没来得及翻成白话给我们听,自己就已笑得前仰后合。我们两个小学生一头雾水,还在下面焦急的问:“表舅,那书生他怎么啦?”待表舅手舞足蹈,绘形绘影地解释给我们听之后,自然也让我俩咯吱咯吱地笑得满地打滚。

至于那“额上坟起,如巨卵焉”与“钓鱼”又如何扯上关系的呢?就请耐心地继续看下去罢!

“钓鱼”的故事

我年轻时钓鱼成痴,七十年代初我还在田纳西州工作时,工作时间是上午七时至下午三时半,下班后离天黑还有好几小时(夏令时间九点钟才天黑),除钓鱼之外也无其它嗜好,浩浩荡荡的田纳西河仅在半小时车程外,所以经常一竿在手,不到夕阳西下不归。其实咱们老中,不论男女老幼,好像都天生具有“钓鱼细胞”,酷爱垂钓,因为怡情之余,还可以“省一些买菜钱”,何乐而不为?

七十年代中搬到德州达拉斯后,我经常去的一个钓鱼场所就是路意斯维尔湖(Lake Lewisville),这是因为四十多年前我住在达拉斯北郊的卡罗顿市(Carrolton)的老丹顿路(Old Denton Road)附近,离路意斯维尔湖不远。这老丹顿路在35号州际公路没有兴建好时,是由达拉斯市去丹顿市的唯一通道。老丹顿路往北可接121号公路,每当我钓兴大起时,就是由这121号公路转35号州际公路北上去路意斯维尔湖垂钓,现在已改建成付费超级公路的121线,当年也只不过是一条与老丹顿路一般的单线双向对开的乡间小马路而已。

路易斯维尔溢洪道照片。这是路易斯维尔溢洪道照片,水势依然汹涌。(作者提供)
路易斯维尔溢洪道照片。(作者提供)

不久,经其他钓客的指点,我开始转移钓鱼阵地,到路意斯维尔湖南端的溢洪道(Spillway)去挥竿了。当年这去溢洪道的入口处,就在121号公路上离路意斯维尔市东郊约不过四、五英哩处,那儿有几间废车场(Junkyard),废车场北面的一条没有特别标示的泥土路,开车进去大约不到十分钟,就可到达路意斯维尔湖南端的堤堰与溢洪道。溢洪道仅约四、五十公尺宽,平日水势并不太大,遇雨季湖水高涨而必须急速泄洪时,会事先响起警报声,让下游的钓客及时走避。

因为由溢洪道冲下来的水势不小,为防把下面的河床冲蚀,在溢洪道下有一个长约二十几公尺,深约五公尺的钢筋水泥溢洪池,以减缓水势。泄洪时,常有不少湖里的鱼随洪水排出,所以这溢洪池里渔产丰富,经常看到有人从中钓到好几磅重的各种大鱼。

可是要想能把钓饵甩进溢洪池,就得要走下一个由巨岩堆成的堤岸,这堤岸离河床约五十英尺远,与河床之倾斜角度不低,陡峭之余,堤岸岩石上还又满布青苔,对钓客而言,想要“卡”到最佳垂钓位置,必得要冒滑倒之危险,一直走到堤岸边才行。

一个周六的上午,我到达路意斯维尔湖的溢洪道时已是十时左右,堤岸下早已挤满了钓客,因为愈近溢洪口钓客愈多,根本没有我立足之地,我就一如往常地转去下游几十公尺的河滨甩竿,免得与其他钓客缠上鱼线,引起不快。转头只见上游钓客不时欢声震天地钓上大鱼,那溢洪池里显然是“鱼山鱼海”,简直像是在排着队上钩,一条接一条的被钓客们钓起。上钩的大多数是猫鱼(Catfish),“猫鱼”好像就是我们在台湾称之为“土虱”的鲶鱼,因为没鳞也没小刺,清理、料理都容易,味道还算鲜美,是被老美们视为佳肴的大众化食材。

好不容易等到岸边空出了一个位置,我正待把买来的蚯蚓穿上钩,一旁“多管闲事”的老美开口了:“你想钓的是那一种鱼”?“就是猫鱼呀”!“水如此湍急,猫鱼还没有上钩,蚯蚓就被激流冲走了,你不妨试试我的鱼饵”。说着就从他的钓盒中掏出一块血淋淋的鱼饵,这会儿我才看清楚了,原来这儿钓客们大多数用的钓饵是牛肝,他告诉我,牛肝的纤维组织耐激流,又是猫鱼的最爱,所以几乎是“百投百中”,绝无失手。

果然,十几分钟之内,这牛肝鱼饵让我钓上了两尾约一磅半重的“小”猫鱼。我不好意思尽是借别人的鱼饵,而且这两尾猫鱼也够吃上一餐的,就决定收杆了,谢过给我牛肝鱼饵的好心钓客后,立刻“打道回府”。

当天晚上吃了一顿鲜鱼大餐后,雄心勃勃地想要成为路意斯维尔湖溢洪道的“钓鱼大镖客”,乃直奔当年生意火红的百货公司K Mart去添购鱼具,包括三十磅级的尼龙钓鱼线,与相当于五分硬币大小的“大”鱼钩,又赶去超市买了一盒牛肝。一心想要成为次日路意斯维尔湖溢洪道的第一个钓客,回到家中后就决定晚上要早早上床,把闹钟上到五点半,收看了晚间十时的气象新闻,说是午夜后会下些小雨,黎明前放晴,对我的“钓鱼大计”没有任何影响。

次日清晨,天色尚未明,我就兴冲冲地开着我的嬉皮车﹝VW Van﹞赶到了溢洪道,放眼一望,果不其然,我拔得头筹,是溢洪道钓场的第一个钓客。一心以为“鸿鹄之将至”,可期满载而归,我迫不及待地就一手拎着钓竿,一手拿着钓具箱与那盒牛肝,冲下那陡峭的溢洪道岩石堤岸。

当年的嬉皮车﹝VW Van﹞。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公路上常见的七人座嬉皮车﹝VW Van﹞。四缸1,600cc或2,000cc的小引擎,设计与维修都十分简易,速度虽慢,但每加仑油在公路上可轻松的跑三十英哩以上。后置引擎,后轮传动,加上车体离地面高,所以也具有极佳的雪地与越野性能,常被我开到野外去钓鱼。照片中的车已经是它的第二代了,那第一代嬉皮车的四周车窗特小,开车上路时有视线不良的重大缺陷。我前后拥有过四部这款嬉皮车,全是第二代的,现在只剩下一部1976年的露营车﹝VW Camper﹞还静静地躺在我的车房里,四十年转瞬即逝,它也快要算是古董车了吧?(作者提供)
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公路上常见的七人座嬉皮车﹝VW Van﹞。四缸1,600cc或2,000cc的小引擎,设计与维修都十分简易,速度虽慢,但每加仑油在公路上可轻松的跑三十英哩以上。后置引擎,后轮传动,加上车体离地面高,具有极佳的雪地与越野性能。(作者提供)

昨夜的雨,让原本早已满布青苔而滑溜溜地的岩石,更加令人寸步难行。当时我是有考虑过两手都提着渔具下堤防不易,该分两次走下去的,但是那年我才三十出头,自恃年轻体壮还又自以为“身手矫健”,心想分两次走实在太麻烦,只要小心翼翼地的移步,该不至于滑倒,当然也有那“即将丰收”的“猴急”因素,我就这么两手满满地拿着钓具迈下溢洪道。哪知才走下去两、三步,我就重心不稳地大滑一跤,一个倒栽葱式地连翻带滚摔下堤岸。

待我耳中听到汹涌水声而猛然清醒的那一刻,确有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这一跤显然摔得不轻,我还可能晕过去了一阵子,因为等到意识稍微恢复,才惊觉身体已有一小部分浸在水中,好不容易惊魂普定,却发现自己有点儿头晕、全身酸软地连爬都爬不起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是撑着坐了起来。放眼四望,只见钓竿还躺在上方不远处,钓具箱与那盒牛肝却都不见了,八成已掉入溢洪道被急流给冲走了。呆呆地坐了一会儿,精神才稍微恢复一些,没了鱼饵我已无法继续钓鱼,只得作回家的准备。

此刻我仍然是溢洪道唯一的钓客,想找人帮个忙都没人可找,只好自己胼手胝足地一寸一寸往上爬,好不容易爬上堤岸,却又全身酸痛得连站都站不稳,再仔细打量自己一番,只见浑身泥污不说,双手双脚的关节处不是红肿瘀青就是皮破血流,岂是用“惨不忍睹”就能形容的。

艰辛地爬上嬉皮车后,抬头看看后视镜子里的我,确实把自己吓了一大跳,脸颊颧骨一片青紫不说,额头上还肿了一个好大的包!这大肿包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听表舅讲的“聊斋志异”中,那一段“崂山道士”里,王姓书生撞墙后“额上坟起,如巨卵焉”的趣事,就自个儿坐在驾驶座上莫名其妙地傻笑起来,笑得浑身酸痛不已。

又再休息了一阵子,天色大亮,眼见泥路上开来了一部皮卡(Pickup Truck),看样子其他钓客即将涌入,我这身狼狈相还真见不得人,只好发动引擎开车上路。嬉皮车是手排挡,又没有任何动力装置如Power Steering之类的,四肢都得要卖力的使着,我拿出当年在成功岭的“奋斗”精神,勉强撑着上路,好不容易才灰头土脸地开回了家。

在家休息了一整天,次晨上班,还没有进办公室,我的狼狈像就已在走廊上引起一些异样眼光,虽然同事们似乎都鼓不起勇气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我肯定他们私下一定是议论纷纷,只是没让我听到罢了。

没有多久,女秘书玛格丽特来了个电话,说是“经理有请”。我心里有数,经理八成是要问我“额上坟起”的事,我也决定实话实说,不怕被他笑话。进了经理办公室,见他面容严肃的盯着我看,第一句话就是“把门带上”,我开始有点儿忐忑不安,“坐下来老实告诉我,你去了那一间酒吧?跟谁打架啦?”其实经理这样问我话是有原因的,讲起来你也许很难相信,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这工作单位几乎每个礼拜都会集体去上一次酒吧大喝啤酒,而且还是经理自己带头呢!这可又扯出另一段往事了。

那个年头,我在全录公司(Xerox Corp.)设于达拉斯的分公司中,一个负责设计传真机的小部门任职,整个部门除两位经理之外,就只有六位软、硬体工程师加上三位技师而已。七十年代中期,微处理器(Microprocessor)才问世不久,懂得实际运用微处理器来设计商业产品的工程师寥寥无几,所以我们这部门人手总是不够,一个工程师当三个用,大家赶起进度时是真正“披星戴月”地拼着老命在做事。两位经理为提升、鼓舞士气,答应我们只要在每周五中午以前赶上预定的设计进度,周五中午他们请全体十一人到离公司不远,哈瑞汉恩斯大道(Harry Hines Blvd.)上的酒吧打撞球、喝啤酒,在两点半以前,随便我们喝多少,由两位经理埋单,当年啤酒便宜,一大壶(Pitcher)﹞才一块七毛五美金而已。在这段喝啤酒时间,整个部门由女秘书负“掩护与把关挡驾”之责任,告诉所有来电与访客,我们全体员工都正在开重要的“工程进度检讨与协调会议”,既不接电话,也不见访客!

哈瑞汉恩斯大道上的那些酒吧间当然不是什么高级场所,里面龙蛇杂处,随时有可能发生纠纷,但我们是大白天去,又是一群人,人多势众,比较没人会来干预骚扰。经理也曾警告过我们,不要为了贪便宜啤酒,单枪匹马地来闯这些达拉斯风化区的酒吧,以免遭人欺凌,所以经理会质问我是否在酒吧里“挨揍”确是有其原因的。

当我斩钉截铁的回答经理“我周末没去任何酒吧”时,他完全不信!

经理还试探着替我找个其他借口,“那你是不是在家中失足滚下楼梯啦”?

我不领情的摇摇头,“没有,只不过是我去钓鱼时摔了一大跤”,这时还是拿定主意,应该要实话实说。

想不到经理居然也和我一样在摇头,“这是我这辈子从未听过,也最可笑的借口。你如果只是在湖畔摔了一跤,怎会摔得额头上一个大包,脸上一大片青紫?看你,下巴也肿起来了,八成还中了一记‘下勾拳’,是不是?”

“不、不、不,真的是我不小心在钓鱼时翻滚下了堤堰。”为了证明所言非虚,我急着卷起裤管给他看腿部的伤。

经理吓了一跳,“Good grief!你……你还被人家给踹了一脚?!”

“……”眼看是愈描愈黑,我摇摇头,无奈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后记

以后的几年间,我还是常去这溢洪道钓鱼,有一次见到有钓客在溢洪道下游数百英尺的浅水处捡拾河蚌,用石块击破蚌壳后,以蚌肉为钓饵。我们这群老中钓客见蚌心喜,捡了一堆拿回家煮汤,味道还算鲜美,所以我们经常去捡。直到有一次捡河蚌时,我腿杆子上竟然被一只蚂蝗恶狠狠地咬住,大惊之下,就再也没下过那河道了。

七十年代末,这路意斯维尔湖南端的溢洪道连续发生数起钓客或非法游泳者溺毙事件,那由121号公路通往溢洪道的泥路就被当局给封了,听说危险的溢洪道日后也被重新整治过。由于近二十年来我早已开拓了其他的“钓鱼宝地”,这条通往溢洪道的泥路最近是否又重新开放垂钓,我就不得而知了。

如今,曾在全录传真机部门工作过的十几位员工,挂的挂了,退休的退休了,但我们每年都会由各地赶回达拉斯,不定期地聚餐一、两次(当然不是在风化区的哈瑞汉恩斯大道那些酒吧里啰),当年一道打拼,设计出全世界第一台第三世代数位传真机所培养出的“革命情感”,就这样一直延续到今天。老经理偶尔还会把这“钓鱼”往事拿出来开我玩笑,不过我来美已近半个世纪,学老美讲调皮话早已得其精髓,这会儿也毫不客气,不但口沫横飞地瞎扯我当年在酒吧里用撞球杆“以一挡三”的“神勇”经过,还一本正经地吹牛,说我所使的武术是李小龙的“截拳道”呢!

我那多才多艺的范表舅如今已年逾九十,儿孙满堂地在旧金山湾区退休。他的儿子范瑞颖,也就是自小被我们兄弟俩昵称为“协和”的表弟,是台湾工商界名人,他是台湾大哥大的创始人之一,现在是台湾东森电视的董事长。表舅年轻时,常在友朋的聚会中,客串表演平剧中的“老生”,平剧也是我父亲的最爱,所以我年幼时就被两位长辈熏陶得能背诵一些平剧的唱腔。表舅还教过我们兄弟俩唱抗日爱国歌曲,我们最先学会的是“大刀进行曲”,兄弟俩兴奋地一面唱“大刀向 ──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面咬牙切齿、比手画脚的以掌作刀劈下。后来表舅也偷偷教过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那个年头虽然在台湾已禁唱此曲,但它似乎还不是老共的正式“国歌”,记得那肉麻兮兮,让人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贼’东……”,才算是老共在对台湾统战广播时最常使用的“代用国歌”。哦!不是在这儿“盖”你,我直到念高中时,才“偶然”得知,那“毛贼东”与“毛泽东”之间是有一个“等号”的!

表舅离开凤山后北上,在发源于台北新店七张的台湾三育基督书院(隶属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日后迁校至南投县)作育英才达数十载之久,自是桃李满天下。其中一位毕业生郑美香,与我在成功大学电机系的同窗李耀亭(日本东北帝大电机博士)结为连理,他们两夫妇在北德州创业有成,也都是达拉斯的名人呢!

一如全台各地的老旧眷村,我在成长时期住了近二十年的凤山黄埔新村,虽说号称是全台湾第一个眷村(民国三十六年初,孙立人将军进驻凤山练兵时,这是他安置部属的地方),曾有历史学家一度建议要保留为博物馆区,但在人稠建地少的台湾,最后还是面临被完全拆除的命运,2013年初就已开始有“怪手”在积极运作,如今该已夷为平地了。

我嘛,自从四年前在德州奥斯汀市郊钓鱼时,又“面朝下”的在河堤斜坡上扎实地摔了个“眼冒金星”、遍体鳞伤的一大跤之后,就再也没钓过鱼啦!不过这会儿放下鱼竿,拾起笔杆,乐趣还是无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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