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10月10日讯】中国科学家屠呦呦成为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之一，84岁的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亦即“无博士学历、无院士头衔、无留洋经历”，还要加上“一没”，即研究工作没有发表过 SCI论文（国际期刊）。“三无一没”的她获奖不知会不会令那些带着院士高帽、而又尸位素餐的衮衮诸公有些许的脸红和不安。转念一想，还是自己太幼稚呀，院士地位意味着什么呀？是名、是利，其中可能充满外人难以知晓的利益交换，那也是要“过五关、斩六将”得来的。对中国两院评委来说，即便你获拉斯克－狄贝基临床医学研究奖、葛兰素史克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终究还是过不了这一关。在这，说你不行，你就不行。
屠呦呦从中国传统中医典籍获得启发，她的团队研发成功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挽救了无数被疟疾折磨的病患。很多人为此欢呼，确实要向屠呦呦女士表示祝贺，她的研究成果挽救了无数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生活在全球最贫困地区的儿童。但有人声称这是“中药现代化”的胜利，则大可商榷。
“中药现代化”从1980年被提出。但也是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药现代化”概念。主要是指通过制定和实施GMP、GAP、指纹图谱等一系列规范化的制度，就是用西药的标准来要求中药。青蒿素的研制是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那时还没有提出“中药现代化”的概念。而在提出“中药现代化”的三十多年里，再有没有出现像青蒿素这样的成果，能说这是中药现代化的成果吗？
从另一个角度讲，中医典籍确实对屠呦呦的研究起到很大的作用，在其实验陷入困境时，还是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找到线索，书中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然后屠呦呦利用低温提取技术才获得成功，但其科研采用的理论基础、实验手段、研究方法都是西医的。从理论到方法都和中医没有多大关系，就如奎宁的发现一样，虽然安第斯原住民提供了线索，但却不能说原住民的医术有多高超一样。
诺奖委员会委员、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教授汉斯·弗斯伯格（Hans Forssberg）在颁奖礼的发言中也表示了这一点：“我们不是把本届诺奖颁给了传统医学，而是把奖项颁给了被传统医学‘启发’而创造出新药的研究者。”
确实，传统中医药是个宝库，但其核心价值越来越被西医化的中医抛弃。传统中医是医药不分家的，而毛泽东在1956年正式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概念。实质上是用西医的理论来指导中医，中医自身的特点没有了，系统的理论被割裂成一个个专业，理论、临床分开讲，医、药也分家了，完全抛弃了中医的特点。目前大陆中医研究的现状是以西医解中医，而各级中医院在整个医疗过程中按西医的模式运行。
中医名家李可说：“中西医只能是互补的关系，而不能结合。”就在这样的结合下，“过去能被国家外派给其他国家领导人治疗疾病的‘名师’已基本上没有了，只有高徒这一称谓，其中中医有145人，计划让他们再带上一批具有一定中医水平的中年中医，总数达到500人。”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司司长在接受陆媒采访时说，而在1950年，能用中医手段看病的中医有27万～30万人。
李可生前在接受陆媒采访时说：“连省级中医院的病床前也吊满了输液瓶，这些人能叫中医吗？……擅治急症是中医学固有的传统，历代不乏‘起死回生’‘妙手回春’的高手，时下世人皆视中医为‘慢郎中’，这是中医的奇耻大辱。”而其在山西灵石县中医院院长期间，急救都是中医科的事。
医没有了，所谓的药在“中医现代化”则更是乱象腆出，没有了深谙医理的中医对中医理论（性味归经、升降沉浮、补泄滑涩、五行相生相克等）和实践的研究，也就不清楚那些成方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于是乎，在市场化的大旗下岌岌可危：中药材历来讲究原产地，是谓道地药材，而现在到处种植，像农产品一样，药性大减甚至全无；农药残留则成为普遍问题；为提高产量和抗病能力，数十种常见药物开始研究转基因，全不管是否影响性味归经，搞到科研经费才重要；不按时令采摘，“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砍来当柴烧”，药性全无；加工修治偷工减料，影响药性；更不用说炮制乱象。炮制可以减毒性、增加疗效、改变归经。而炮制不得法，轻则减效，重则害命；提前萃取，“药渣”冒充正品等等不一而足。
2006年，大陆媒体采访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司司长，他曾预言：“我们执行错误的‘中药现代化’路线与国际接轨三、四年，已经使得中药加速走向衰败。”而在2011年，媒体再次采访他，他直言：“医药不分家。现在传统中药已经不复存在，医也完了！”南京中医药大学周仲瑛教授则断言：“中医将亡于药！”这就是业内人士对所谓‘中药现代化’的结论。
作为中医药的发源地，中国大陆所占的分额，据大陆媒体的调查，只是世界草药销量的2%，日本则以90%的市场分额占据第一，韩国和台湾则占5%～7%。这难道就是“中药现代化”胜利的结果吗？◇
责任编辑：方平
（注：本文已在大纪元时报洛杉矶南加评论版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