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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年残忍弑师 中国留守儿童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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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5年10月26日讯】(大纪元记者周慧心综合报导)今年10月18日,湖南省邵东县发生一起“未成年人杀死女教师”案件,3名少年到小学宿舍楼抢劫,将一名52岁女教师殴打致死。这3名学生分别为11岁、12岁、13岁,都是留守儿童,其中有一人父母离异,平时由爷爷奶奶监护。这一事件再次引发民众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

10月18日,湖南邵阳邵东县三名在校学生,入室抢劫当地小学宿舍,持木棒殴打一名看守宿舍的女教师并致其死亡,抢走其手机及2,000元(人民币,下同)现金。据大陆媒体报导,办案警察称其作案手法颇为老道,先是一人将老师引出房间,并袭击老师头部,后集体殴打老师,用毛巾摀住老师口鼻,最后将老师尸体藏在卧室床底,且不忘清理现场血迹。案发后,三人并未逃跑,他们拿着抢劫来的钱,到县城网吧打了一个通宵的游戏。被捕时一个在上学,而另两个则仍在网吧玩。

留守儿童犯罪率居高不下

自上世纪8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由于受到户籍政策和经济条件的限制,进城务工的农民只能将子女留在老家,“留守儿童”这一特殊人群由此产生。

大陆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0多万,也就意味着每五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是留守儿童。作为留守儿童,他们遭受意外伤害的概率、产生负面情绪的程度都高于非留守儿童。这些孩子大部分都会产生被遗弃感,从而导致心理畸形:自闭、孤独、心理异常脆弱、怪癖、易走极端。

中共最高法院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率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儿童犯罪率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而且还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2015年6月10日下午,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一个名为界牌的小镇上,两个小姐妹在放学路上被人投毒致死,后经警方调查,凶手是镇上12岁的留守女孩陈晓雯。

陈晓雯不知道“杀人需要付出代价”,她在交代了自己投毒杀死两个女孩的过程后,还多次询问陪同的老师:“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上学?”

相关警察表示,12岁的孩子对于生命、犯罪、法律全然没有概念,换言之,在最该被好好教育的年纪,没有人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留守儿童也是最大的被伤害人群

留守儿童,这些没有父母保护的孩子也是被伤害最多的人群。

“你不是我爸爸,我没有爸爸,你快走吧。”这是8岁的留守女童在见到久未谋面的父亲后,说的第一句话。

10月26日,据大陆媒体报导,山东省苍山县一8岁女童遭同村一个鳏夫性侵,女孩父亲得到消息,放下上海的蔬菜生意匆匆赶回家,见到床上缩成一团的女儿,想靠近抱一下,却听到了女儿上面那句“赶他走”的哭喊。绝望的父亲拿起农药灌进嘴里,所幸被人及时发现,被紧急送医院抢救过来。

2015年6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用农药自杀身亡。这4个孩子是亲兄妹,也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在千里之外的城市打工挣钱。家里没有大人照顾,13岁的哥哥照看三个妹妹年龄分别为5岁、8岁和9岁。

报导称,哥哥留下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着:“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这件事情其实计划了很久,今天是该走的时候了。”

2014年4月21日,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公安分局小吉场派出所接到报案,称小吉场镇南丰村发生一起强奸案。民警赶到现场并于当日将嫌疑人黎某抓获。30岁的黎某是毕节某小学四年级班主任、语文老师。据统计,他强奸了至少12名女学生,最大的12岁,最小的仅8岁。这些受害女孩中有11名是留守儿童。

2012年11月16日清晨,一名拾垃圾的老太太发现,5名男童在毕节市七星关区一处拆迁工地旁边的垃圾箱内死亡。这5名男童最大的13岁,最小的9岁。他们都是留守儿童,因躲在垃圾箱里生火取暖,造成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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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例的主角都是留守儿童。在6,100多万这样的孩子中至少有200万无大人抚养。他们遭到虐待、贩卖或自杀的情况数不胜数。这显然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偌大一个群体的悲剧。

“留守儿童”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这个是只有在中国大陆才有的特殊人群。随着这个人群不断的扩大,相应地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伤害与被伤害成为当今最沉重的话题之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专家称,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关爱,父母在身边陪伴就可以避免这些悲剧的发生。真的是这样吗?

贫富差距、户籍问题是根源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导,一位一直在照看5岁孙女和4岁孙子的老人说,自己种的花椒、核桃和玉米一年下来能有1,000元的收入。孩子上学每学期要花1,700元,所以,孩子的父母到江苏去打工,妈妈在那里的一个电子器件厂工作,爸爸是一名建筑工人。他们每月能寄回家2,000元。她说,自从孩子父母离开后,孩子们就变得很内向。“他们不愿跟任何人说话,”老人说,“孩子的父母也想孩子,但是,没有办法,这里太穷他们只能到别的地方打工挣钱。”

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造成了巨大贫富差距,致使数百万农民工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他们无法把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中国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工无法享受部分城市的福利,孩子也是一样。孩子的教育、医疗都是摆在他们面前无法逾越的难题。他们只好寄钱回家解决孩子的衣食住行,但是,失去他们庇护的孩子,正经历着比他们更为艰难的童年和青少年。等待这些农民工的往往是一个绝望的循环,他们从留守儿童的父母,变成下一代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独立撰稿人诸葛明阳说,许多人认为,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但事实并非如此。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出现过大批农民进城打工的现象,但他们都是把孩子带到身边,安置在他们打工的地方,很少有留守儿童问题。而中共的城乡户籍差别,使得农民即使进城打工也还是农民,也得不到城里人的有限的“福利待遇”。如果把孩子带到城市,既无法得到照顾,更没钱上学。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农村孩子根本无法入学。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中写道:“……更增加了户籍制度,不许农民进城工作居住。有农村户口的人不能去国家粮店买粮,子女也不能进城上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从此,中国三亿六千万农村户口持有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

“直到改革的年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九亿农民除了在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最初五年,收入有所提高、社会地位相对改善之外,他们被紧跟着的农工产品价格倾斜所逼迫,再度沉陷在贫困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急剧扩大,贫富悬殊,农村重新有人成为新地主、新富农。新华社发表的资料表明,1997年以来‘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也就是说,农民在农业中的所得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1.8比1,扩大到3.1比1。”

战后的日本也曾经面临着“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和“农民工”转型问题。但到了80年代,日本每个大都市里面都看不见“农民工”的身影。1961年日本制定了为“增加从事农业者的收入,使其达到从事其他产业者的生活水平”的《农业基本法》等一系列法规,最终解决“三农”问题。

日本农民越来越富裕。根据日本政府的调查:1986年农家的每月平均总收入为58万日圆(约3万人民币)、劳工家庭的收入为45万4千日圆(约2.3万元人民币),农家每个月比劳工家庭多赚7,000人民币。

诸葛明阳认为产生留守儿童的表面原因是大量农民工去遥远的城市打工,无法回家造成,实际上农村、城镇的贫富差异、户籍制度才是造成留守儿童的根本原因。他说:“中共体制根本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因为这个制度充满死结。留守儿童只是整个儿童问题的一个突出方面,非留守儿童、城里的孩子同样存在很大问题,同样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

责任编辑:李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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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7 12:5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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