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10月07日讯】
李嘉诚据理力争和回顾历史事实，不容被诬陷
9月29 日，李嘉诚通过他所属的香港长江和记实业集团的官方网站发表对中共媒体《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的一个回应，他指出文章的“文理扭曲，语调令人不寒而栗，深感遗憾”。
《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是在9月12 日刊登在中共新华社属下的《瞭望智库》上，现在李嘉诚正式回应中共媒体的文章，看来事情还在发展当中。可以预料李嘉诚正在受到压力，他不得不据理力争和回顾历史事实，他不容被诬陷。
李嘉诚表明，长和集团在内地的发展当中，及将要发展的总楼面面积远高于 2,000万平方米，零售店铺2,300间，这些产业仍然在中国大陆，中共当局随时可以操控商业法律和税务法规对李嘉诚施加压力。由此可见，李嘉诚身受压力是现实的，他的三张纸的正式回应撤资的指控“我身本无乡，心安是归处”是可以理解的。
李嘉诚需要一个保持资本继续发展的环境，需要一个“心安的归处”
从2013年开始，李嘉诚凭他的经验和敏锐的感觉深感在中国大陆的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都发生了向下滑的趋势，无力回升。李嘉诚需要一个保持资本继续发展的环境，需要一个“心安的归处”。因此李嘉诚转移资本，追逐利润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举动。
为何在此时来“修理”李嘉诚呢？
为何在此时来“修理”李嘉诚呢？中共党内极左派势力仇视民间资本和私人资本，根本不愿意接受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因此，在新华社发布《指导意见》的前一天刊登出《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其目的是试图丑化和诬蔑民间资本，以达到阻止执行《指导意见》。它的中心思想是在对国营企业改革当中接受中国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入股或参股，经营和管理国营企业。
中共极左派们深深害怕中国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入股改革国营企业之后，可能会将国营企业演变成民间企业或私人企业，挖掉中共政权统治的经济基础，害怕因为国营企业改造导致引发政治变革而最终丧失政权。这就与中共当政者的政治方向有关。
中共政权和资本的关系是不平等关系
中共在目前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期间，在政治上强调“四个坚持”不变，要保持中共专制独裁，但又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现在中共不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中共政权就无法生存，中国社会也得不到发展，民众的就业生活没有保障，就会掀起颜色革命。但是中共又不敢放任资本自由发展。这非常明显的突出了中共政权和资本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不平等关系，不论是私人资本还是国家资本都得为中共政权服务，都要受中共政权的控制和主导。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规定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可以入股或参股中国国营企业，参与经营和管理国营企业，但最终要接受中共决定性的主导权。在这个权力和资本的格局下，《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就孕育出笼，这就是《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的主导思想。不管任何资本，在中国大地上，只有共产党说了算，你们可以赚钱，但是要听话、服从命令，这就是中共权力和资本的关系。
事实上从1978年中共11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以来，首先引进香港和台湾资本、技术和市场，进而逐步引进了外国资本。这些资本进入到商业、零售业、房地产业，和中国本身从未有过的新兴产业，由外资独股，直接投资，或中外合股，基本上没有外资入股国营企业。这种做法没有涉及损害国有企业的利益，所以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共当局一直接受和欢迎外资直接投资，极左派们对此也大多不吭气。
李嘉诚的投资集中在房地产和零售业，与中国国营企业没有利益冲突，双方相安无事，即便是现在李嘉诚的资本当中的相当部分撤出中国大陆，仍然无害于中国国营企业。相反，《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不顾历史事实指责李嘉诚，是用文革思维和语言对待三十多年来李嘉诚对中国大陆的贡献。
李嘉诚捐出了170亿港元，当中87%是用在大中华地区
李嘉诚先生在1980年创立了基金会，在2006年宣布基金会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当年已经把1/3的资产，也就是超过90亿美金投放到基金会。基金会致力于推动奉献文化，资金已经捐出了170亿港元，当中87%是用在大中华地区。
我们可以来做个对比，有中共元老派、太子党和中国官僚们所掌管的国营企业，和李嘉诚家族做个对比。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Robert Bruce Zoellick）对中共当局建议，把中国国营企业的每一年的利润的20%上交国库，建立中国社保基金。这个建议认为，由于中国民众看到了有社保基金之后，就能够敢于减少私人储蓄，敢于消费，就能够使中国内需消费增加，就能够逐步建立中国内需市场，最终推动建立消费型的中国经济发展。可是佐利克的建议被中共当局一口否决了。
中共元老派、太子党和中共官僚们获得最大的利益，但却是一毛不拔
中共元老派、太子党和中共官僚们在中国国营企业当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但却是一毛不拔，显得极端的贪婪和自私。相对比的是，李嘉诚却拿出了个人资财的1/3，超过90亿美金建立基金会，捐款给中国大陆，包括建立汕头大学，这就显得李嘉诚大度和高尚。
但是这些事实在《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的作者们看来，中共元老派、太子党和中共官僚们的贪婪和自私是可以接受的，是不可以批评指责的。而李嘉诚转移资产是不可以的，还指责李嘉诚捐款不够多，应该将全部资产交出归公，中共当局才满意。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至今90多年来，抢夺私有财产、霸占公有财产的思路再次表现罢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
“修理”李嘉诚的目的是阻止资本外流
“修理”李嘉诚是在于制造宣传舆论，以达到阻止这日益扩大的资本外流的目的，因为李嘉诚资本出走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李嘉诚是个指标性的人物，他的一举一动有极大的影响力。中共当局试图用《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来阻止李嘉诚资金转移，并警告其他富豪们、财团们的撤资行动。但是这一切都适得其反，《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可能会加速资金外流。
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经历过皇权、教会和商人三者之间，经历长期斗争之后，商人们最终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环境，和在法律范围内充分发展的权利。资本主义自欧洲开始已经有五百年历史了，虽然已经相当成熟，但仍然是矛盾不断。近百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矛盾。
19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经济大萧条，其根本原因一方面是资本家为了竞争而高度集中垄断资本扩大生产；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众收入低下，无力增加消费，这就产生了大量产品没有销路，生产和消费脱节了，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
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
下面我要引用2015年9月7日在FT中文网上的一篇文章《中国放弃新自由主义将难逃金融危机》，作者是张小彩。她这样写的：“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人类向三个不同的方向探索，试图发现更为合理的国家政治、经济组织制度：第一，德国和意大利则选择了法西斯主义；第二，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后来的中国，实行了共产主义（也就是现在的社会主义）；第三，在欧洲的大部分和美国，人们仍然相信资本主义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社会制度，但希望借助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也就是国家对市场的适当干预以熨平经济周期，达到社会相对公平。”
“二战后，人们认识到法西斯主义是人类的灾难，第一种尝试戛然而止，只留下了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加凯恩斯主义的模式和苏联、东欧、中国社会主义模式两面大旗。”
但是这两面大旗在二战后也发生了剧变。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加凯恩斯主义的模式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运作艰难、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凯恩斯主义难以为继，终于让位给哈耶克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创立的新自由主义。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保守党上台，首相柴契尔夫人迅速果断的执行国有资产私有化、放松对资本管制，抛弃凯恩斯主义，采用哈耶克新自由主义，挽救了英国经济。这是西方国家走上新自由主义的转折点，美国总统里根之后也随之跟上采用了新自由主义。
中共改革开放道路是走凯恩斯主义道路
苏联、东欧、中国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完全失败了，中国不得不走上了改革开放道路，也就是走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实际上中共是走凯恩斯主义道路，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经济的功能。尽管开放港、台和外国资本，但不让这些资本壮大，严加管控，尤其不让这些资本影响中国政局。
在中共当局看来，凯恩斯主义道路是最符合中共当局的最大利益，尤其是2001年中国参加了WTO组织之后，充分大量的利用港、台和外国资本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的经济GDP迅速的上升，中国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成了全球第一名。
凯恩斯主义要求管理，也就是国家对市场适当的干预或控制，以减少经济周期的波动，以达到社会相对的功能。
新自由主义主张，用私有经济充当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抑通胀、精减国家官僚机构、减少国家干预、减少财政赤字、保持预算均衡、取消或者降低进出口关税、取消跟外国投资的限制等等。它的目标是扩大资本可以达到发展经济最佳和最大的效果。
三个顺差造就了“中国经济奇绩”
在2008年3月，我写了《伍凡评论》第72期，文章题目是“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和后果”。文章当中，我详细的说明了中共当局调控经济发展获得了GDP迅速成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顺差，如下：
第一个顺差是贸易顺差，所谓贸易顺差就是大量的商品出口额大过于商品进口额。第二个顺差是FDI，也就是外国对中国的直接的资本投资，超过了中国的资本输出。还有第三个顺差，指的是误差和遗漏，也就是说出口顺差加上外国直接资本的投入，这两项的总和和中国存在外国的外汇储备额的对比误差值。如果中国贸易的顺差和外国直接资本的投入FDI的总和，高过于外汇储备额的话，那就说明另外有热钱从地下管道输入到中国。或者外逃的资本减少了，而外逃的资本也加入了地下管道的热线，回流到中国，这就是第三个顺差。
相反的话，如果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外国直接资本投入FDI的总和，低过于外汇的储备额的话，那就说明资本外逃了。也就是逆差而不是顺差了。这三个顺差就是被秦晖先生称之为“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依据。
现在三个顺差全变成三个逆差，资本大量外流
但是好景不长，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GDP连年下滑，4－5年之后，大概在2012到2013年期间，上述的3个顺差全部变成逆差，资本开始外流。2014年中国资本输出超过外国资本直接投资。成为资本净输出国。现在中国资本继续流向了外国。
从2013年开始，李嘉诚集团转移出150多亿美金，现在依然抛售中国大陆资产和香港资产。它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状况，商品出口急剧减少，企业获利的利润下降，劳动入口红利下降，工人工资增加，劳动生产效率没有相应提高，投入企业当中的资本成本增加，而资本获利率却在下降。所有这些矛盾的现象，最终都出现了一个的结果。那就是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商品过剩，中国经济走向了萧条。这是中共当局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采用凯恩斯主义，由中共当局调控经济和管控资本的必然结果。
采用凯恩斯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一个模式在西方国家都走过了、都失败了。现在他们采用海耶克新自由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都成功了，起码可以说，克服了经济萧条这个难关。可以说现在欧洲和美国经济要比上个世纪70年代前，采用凯恩斯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要好。
中共是坚持凯恩斯主义，还是走新自由主义道路？
可以预料，在即将召开的中共18届五中全会上一定会讨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下一步该如何走。究竟是仍然坚持凯恩斯主义不放松，还是要考虑试着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这两者的差别是新自由主义要求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调控、放松对资本的管制。但是要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如何安排中共权力和资本的关系是个关键，这就是我今天评论一开始就提透的问题。
如果仍然是要按照中共18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60条中的原则来办事，也就是在经济活动当中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又坚持党领导的“主导作用”，那么这和采用凯恩斯主义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因为党领导的“主导作用”将是最终决定性的作用，是换汤不换药的把戏而已。而在整个运作过程当中，“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党领导的“主导作用”会无时无刻的在不断地争论、吵架和打架，矛盾百出。
中美两国企业家的差别
下面我要举中美两国企业家的差别做个例子来说明中共权力和资本的关系。习近平访美第一站是西雅图，他选择和那些领导了美国复苏的大企业家们的会晤，这其中脸书（Facebook）的创始人、董事长和执行长札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有苹果Apple的首席执行官库克（Timothy Donald Cook）、有亚马逊的老板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还有在中国深深受到吹捧的、传奇般的投资者巴菲特（Warren Edward Buffett），以及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兹（Bill Gates）等等。我们可以回顾苹果、微软和Google的创始人在开始创业的时候，他们只有科技创新的点子，而创业资金几乎是身无分文，所以他主要要靠创业资本家的投资才能够开始他们这个创业，才逐步走向成功。
可见不受权力控制的资本在推动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作用，这就是新自由主义主张，由资本开创经济的范例。和奥巴马不同，这些人的权力是不受到任期的限制。奥巴马很快还剩一年多，他要下台了，这些美国的大企业家们所拥有的资本，有自主自立的全部的权力，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虽然他们必须要遵守有关税收、就业和环保的法规，但他们能够非常大的能力去影响这些法规怎么样制定。此外，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影响力也大大超过美国政府和国会可影响的范围。
中国民间资本是很可怜的，完全没有李嘉诚的资本权力和能耐
那么我们拿中国的企业家们来做对比，相对来讲，阿里巴巴的马云就没有那么走运了。在创业的时候，中共银行不贷款，中国私人资本不敢投资，马云就只得找上日本银行和美国雅虎来投资。阿里巴巴名义上是中国公司，但是从占有股票比例来讲，美国、日本和纽约股市，它们所占有阿里巴巴的股票的总和，早已超过了50%以上。阿里巴巴在开曼群岛登记，实际上是个外国公司。还有腾讯、百度也是有类似这样的情况。但是马云和张亚勤等人和他们的美国同行是完全不同，马云和张亚勤这些人要直接听命于中共当局，他们要执行中共当局的决定和规则，接受各种内容的审查，必要的时候可以关闭他们的企业。他们没有和中共当局对话的地位，更没有对抗的能力，只有听话服从的资格。可见中国民间资本是很可怜的，完全没有李嘉诚的资本权力和能耐，这是中共权力不允许中国民间资本壮大和自立的根本原因。
我今天的评论从《不要让李嘉诚跑了》这篇文章开始，进入到中共权力和资本的关系这样的分析，再进入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今天是采用凯恩斯主义，没有采用新自由资本主义，所以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到了萧条、走到了产能过剩、资本外流。那么中共会不会像欧美一样，再走上采用海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呢？这是我今天要谈的这一个文章的重点，我们拭目以待。
如果中共当局仍然不改革国营企业、也不松绑民间资本、不释放中国私有部门的潜能、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在凯恩斯主义道路上走，那么可以预言，中国经济是没有希望的。
责任编辑：任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