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11月12日是国父孙中山先生150岁（虚岁）诞辰，大纪元网站从黄花岗杂志获得授权，连载《千古圣哲孙中山》，以供读者了解国父的生平事迹。
之二﹕求学
大中华民国之父，孙中山先生，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现名中山县）翠亨村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吴相湘先生对孙先生的出生地，满怀深情地描述道：翠亨村，清时属广东香山县永宁乡大字都，是珠江三角洲下游的一个小村庄。群山环抱，濒临南海。西北距县城石岐约二十八公里，南行三十七公里即澳门，东南方隔水与香港遥遥相对。当地风景秀丽，离城不远，交通便利，广州香港澳门的富商都在翠亨村建筑别墅。翠亨村民常常有和外来人接近的机会，使他们的意识和心智都灵敏多多。
孙家数代单传，人丁不旺。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还有两个叔叔，一个叫孙学成，一个叫孙观成。不幸两个叔叔都先后去世，父亲一人独自支撑起孙家的门庭。当时的翠亨村，姓孙的只有六、七户人家，男丁大多数都出洋谋生。达成公留在故乡，由他管理孙氏家族的公账。在“三修翠亨村祖庙碑记”中，记载孙达成当时捐款一元钱，是家族中捐款最少的，由此可见达成公家中生活的窘迫。
孙中山有两个兄长、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孙先生诞生时，他的长兄在村里为他人做工，全家都在贫苦中度日。翠亨村的祖庙即“极北殿”，供奉“北帝”。由于他们家先世几代单传，次兄及大姐又都早殇，所以孙中山一来到世上，父亲便给他取了个乳名叫“帝像”，意在祈求村庙的“北帝”保佑这新生婴儿茁壮成长，福寿双全。
孙中山乳名“帝像”，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义。后依谐音，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故后人称其为中山先生，其后此称谓便逐渐演化为孙中山，成为后人无限景仰的伟人名号。
幼年时代的孙中山，天真活泼，非常喜爱听长辈讲故事，又喜欢同邻居家的儿童们一起玩耍。玩耍时，无论是放风筝，还是踢毽子，他总是要大家一起玩得公平。
一八七一年，孙先生六岁，便同二姐妙茜一起上山捡柴、打草，帮助父母。年龄渐长后，就随同父亲下田插秧，或到山上放牛，尽自己的力量与父亲一起做农活。有时候也同外祖父一起驾舟出海，感受大海苍穹辽阔无垠天水一色的自然风光。
翠亨村祖庙，在冯氏宗祠设立有一所村塾。孙先生七岁时，父亲原想送他入私塾读书，但因家境贫困无力敬送束脩而未能如愿，只得在杨宝常先生的书房附读。直到一八七五年才入私塾。同学中有一位比孙先生小两岁的陆皓东（1868─1895），两人极其友爱，常在一起谈论未来。后来陆皓东积极参加孙先生倡导的革命活动。
孙中山在私塾学习了四五年时间，读过《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以及《四书五经》等。当时的私塾老师，都是只教学生识字、诵读，并不讲解单字及词句的意义。能熟读、会背诵就是好学生。滚瓜烂熟，朗朗成诵，却完全不知道读的、背的是些什么意思，枯燥无味！孙先生曾请求老师讲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意义，竟引起了塾师的生气。
孙中山的大哥德彰先生，忠厚淳朴，勤劳善良。既是一位极力承担家务的创业型大哥，更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智慧型长兄。大哥大名叫孙眉，德彰是大哥的字。
孙中山家境贫困，父亲终年辛劳做工，仍不足以养家糊口，即让大哥到邻村程名桂家做长工。为了开创新的生活，一八七一年，孙眉大哥又去海外谋生，跟随舅父杨文纳及程名桂到了檀香山，同行的还有同邑青年郑强等。孙眉到达檀香山以后，最初和郑强一起同在一家华侨的菜园做工。每月工资十五元，除食用外，他每月汇寄十元回家。在此工作了十一个月，又转到夏威夷人设立的牧场做工。这样工作几年后，孙眉才到茂宜岛去垦荒耕地。通过脚踏实地的勤奋劳做，慢慢地蓄积了一些资金，先后设立了自己的德隆昌米铺、杂货店及牧场。埋头苦干，坚持不懈，勤勤恳恳，十年奋斗，孙眉创办的畜牧场规模日益扩大，土地增加到了六千亩，饲养着大批的牛马猪羊及家禽，并且酿酒伐木，事业一派兴旺。除雇用当地的土着人外，翠亨村杨、陆等姓男丁也先后前去工作。孙家的经济情况，因此开始逐渐好转。
一八七七年六月九日，德彰大哥从檀香山回到翠亨村结婚，在家居住了三个多月。孙先生从长兄言谈中得知海外种种乐趣及许许多多的新鲜事物，内心非常向往。几次请求父母允许他到大哥那里去。父母疼爱幼子，总不同意。一八七八年，德彰先生派同事郑强回乡迎接母亲并率领召募的工人赴檀岛。孙先生因又乘机再三请求父母，这次幸获应允。一八七八年五月二日（清光绪四年四月初一），孙先生满怀兴奋喜悦的心情陪侍母亲随同郑强一行，自澳门启行，奔赴檀香山。
“在小乡村度过十二年岁月，耳目所接，范围非常有限的狭小。现在搭乘二千吨英国轮船，乘风破浪，向南方航行。浩瀚海洋，一望无涯。波涛起伏，气象万千。想起翠亨村海边小木船，还需要人使用木桨划行；如今这庞然巨轮却可用巧妙‘机器’行进自如！尤其贯通这巨轮两舷的一根大钢梁，更使孙先生大惑不解：‘这样笨重的钢梁，是多少人才可以把它装配好的呢’？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1）
经过二十几天的航行，孙先生一行安全到达夏威夷州首府火奴鲁鲁，华人称此地为檀香山，这里四季草木苍翠，空气清新。见慈母与胞弟一同到来，德彰大哥非常高兴，于是安排店员陪同他们先观光华侨们所称呼的“正埠”。
要在檀香山帮助大哥料理一些业务，必须要懂英语，因为在日常的业务往来中，时常要与英、美、日本以及夏威夷人周旋应对。为了使弟弟尽快地适应环境与工作，大哥立即决定送胞弟入校学习。为了加速学习，同时熟悉与外国人相处的种种习俗，德彰先生选择了由英国圣公会所办的“意奥兰尼”男子学校。这所学校不但有寄宿宿舍，而且专收夏威夷人和东亚人。孙先生入学时，已有三名中国学生——钟宇、唐雄、李弼——在校，都是寄宿。后来又有六名中国学童来学，其中七人寄宿，三人走读。
“意奥兰尼”学校，学制是八年，学费每年约需一百五十美元，在当时是相当昂贵的。由此可见长兄悉心培养幼弟的一片深情！
孙先生入学之初，完全不懂英语。教师们就先叫他坐在教室里安静地听和看，用了十天的时间，孙先生于默察中发觉了中英文字的不同：中国文字的特点是象形、假借、指事、会意、转注、谐声集于一体，天下义理归于文字，因此每一单字、词句都必须记熟且明白含义，方能运用；英文则不然，它是一种拼音语言，只要熟悉英文二十六个字母的发音和拼音法，就可触类旁通。两相比较，英文比中文较为容易学习。孙先生基于这一认识，遂一心扑在英文的学习上。
“意奥兰尼”学校，治学严肃，管理严格，采行英国式教育，教授英国史，而不讲述美国史，计数单位都用英制。
孙中山，一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的十三岁的中国乡童，在大哥的关怀下，在“意奥兰尼”，经过三年时间的勤奋学习，不仅熟练掌握了英语的说、写技能，荣获夏威夷国王亲手颁赠的“英文文法”第二名奖，并懂得了西方的礼节和规范。同时对基督教的教义也有了较为深刻的感悟。孙先生在檀香山五年，通过不懈的努力，已开始认识并掌握了学习西方文化的工具和方法。这是他生平转变的重大关键。
孙先生毕业以后，仍然回到了茂宜岛，协助大哥料理业务。德彰大哥为了使小弟有恒产，有恒心，向商业方面逐步发展，决定将一部分产业转到孙先生名下。但是，经过三年的西方新式教育，孙先生耳闻目睹，心智大开，不愿再在茂宜岛小店做事，恳请大哥允许他继续升学。德彰先生见胞弟志向远大，便立即同意小弟的这一正当要求。
一八八三年春，孙先生升入“正埠”相当于高级中学的“阿湖学院”读书。这是一所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师创办的学校，该校采用美国学制，其英语与历史的教学尤为著名，可以说这所学校是预备到美国本土大学求学的进修班。孙先生曾说当时也确有这个志愿：“此为岛中最高之书院，初拟在此满业，即前往美国入大书院肄习专门之学”。但是，事情未能如愿以偿。孙先生在“阿湖学院”仅仅学习了三个月，一八八三年六月，就被大哥强迫返回翠亨村。他自述原因说：“后兄因其切慕耶稣之道，恐文进教，为（双）亲督责，着令回华，是十八岁时也”。
在德彰大哥的安排下，孙先生虽说回到了双亲的身边，受到了父母的呵护与关爱，但是开阔视野，放眼世界的求知欲望，在内心深处却与日俱增。同年（一八八三年）十一月，孙先生即去了香港。到达香港后，即进入“拔萃书院”，该书院是由英国教会设立的。在校只学习了一个月，不知何故而辍学。但是，却与儿时好友陆皓东一起办了一件人生大事：即是年（一八八三年）冬，两人同时在美国纲纪慎会喜嘉礼牧师主持下领洗，正式成为基督教徒，教友登记簿上署名孙日新。
一八八四年四月十五日，孙先生转学香港中央书院。
香港中央书院是香港政府采纳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博士的建议而创办的，书院从伦敦聘请专门人才，来香港主持教务，书院设备完善，教学认真。每天八个学时，上午四个小时教授中文，下午四个小时教授英文，以便使学生兼通两种语文，企盼实现“沟通中西文化”的宗旨。孙先生除在校按时学习外，每周假日还前往附近道济会堂听王煜初牧师讲道，力求加深对基督教义的理解。
香港中央书院的学生，并不全是中国人。其他各国少年，如英国、美国、日本、菲律宾籍的学生也不少。入学年龄也没有严格的规定，二十几岁的人在低年级，十几岁的在高年级，大家并不以为怪。由于没有国界、宗教、年龄的分别，大家同处一堂学习，充分显示“有教无类”、“天下一家”的理念，确实是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这对孙先生人格理想的形成，产生相当的影响。中国现代的很多名人都是出自这所书院：孙先生之前的有胡礼垣、何启等；同时或稍后的有陈锦涛、王宠惠等。
每一个人在青少年求学时代，对于人生的未来和前途，都是朦胧的，不同时段的所谓志向或志愿，大多受主客观环境变化以及师长指教的影响，因而又多是不确定的。
孙先生在檀香山“意奥兰尼”求学时，课余时常常师从杜南先生学习国学，所以在檀香山数年，国学基础不但没有退步，而且大有长进。一天，他发现在杜先生的书架上陈列着医学书籍，感到很奇怪。国学大师还须研读医书吗？杜先生告诉他：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不少人业余时间多涉猎医道，日久自然成医，世称“儒医”。当年范仲淹曾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名言。师生二人讨论往事，探讨未来，这可能是“医学”这个概念第一次进入孙先生的脑海。
孙先生在香港中央书院学习了两年半的时间，一八八六年，离开书院回到广州。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正式领得毕业证书，但是，求学问的工具和方法却得到了大大地增强。
一八三四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医生到中国，翌年，在广州创立博济医院。博济医院是中国和远东各国西医西药的元祖，它的规章中明文规定：医药是推行基督教布道事业的良好辅助。一八六六年（孙先生诞生那一年），博济医院创设医校，招收中国学生，培养他们做西方医药的工作。
一八八三年，孙先生在香港领洗皈依基督，喜嘉礼牧师深知孙先生无法在香港肄习神学，于是就介绍他回广州入博济医院，使他将来可以藉行医以传道。
中国礼教，男女授受不亲。博济医校招收女生，在中国开创男女同校的先河，可是“产科学习”却不让男生参加。孙先生极不以为然，当面向嘉约翰牧师提出申辩：“学生毕业后行医救人，遇有产科病症也要诊治。为了使学生获得医学技术，将来对病人负责，应当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规定”。嘉约翰牧师非常开明，认为这是合理的要求，便采纳孙先生的建议。自此以后，男学生便能参加产科的临床实习。孙先生时常提出疑问，又常对同学们说：“学问、学问，不学不问，怎样能知”！由于他勤奋用功，言谈中显出知识丰富，同学们很佩服，便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通天晓”。
为了深造，一八八七年十月，孙先生自广州转学香港新设立的西医书院。
香港西医书院，是雅丽士纪念医院开设以后所创办的。创办人之一是何启博士。何启长孙先生七岁，祖籍广东南海县，出生于香港。何启的父亲中西学术都有相当功底，何启自幼深受父亲的影响。一八七零年，入香港中央书院，（比孙先生进入该校早十四年）后赴英国留学，先后获医学学士及外科硕士两项学位，同时成为英格兰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一八八一年又获林肯四法学院高级“平衡法”学人荣衔。孙先生进入香港西医书院时，何启担任书院名誉秘书，并担任法医学及生理学教授。后由师生之宜而成为孙先生的挚友，对孙先生的人生影响颇大。
香港西医书院的组织，以掌院主持全院事物，下设教务长。教务长一职，先由孟生博士担任。一八八九年由康得黎博士继任，担负全院工作的实际推动责任。西医书院的各科教师，当时可谓是中英人才荟萃一堂。
孙先生自入西医书院，勤奋学业，努力研读，各门学科，成绩优异。大哥按时汇寄学膳费用，生活安定，更使他集中精力专心向学。孙先生在校学习五年，第二、第三、第四学年，学习成绩均列第一，五个学年中，十科成绩获得“荣誉”，毕业名次荣列第一。
康得黎博士是伦敦著名外科医生，受邀主持香港西医书院教务工作，一到岗位，即将满腔热情倾注在心爱的医学教育事业上。他在自述中曾说，在这二十四名学生中，孙对我最具吸引力，因为他的品质文雅、勤奋求学；不论在学校或私人生活都表现如绅士般的仪态，他实在是其他同学的模范。康得黎博士深幸获得如此优异的学生，特于毕业典礼后设宴为孙先生庆祝，邀请五十人作陪。这是非常难得的荣誉。日后随着岁月的推移，康得黎博士与孙先生逐渐形成了伟大的师生情谊，在中国现代史的开创上，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孙中山先生在西医书院学习期间，常与尢列、杨鹤龄、陈少白谈论国是，有时西医书院同学关景良也参加。大家一致认为要想改革国家政治，必须要先知历史，熟悉历史。研究历史的方法，就是要系统研读中国经史。而汉文的经史诸书，经历朝历代各家各派注疏，繁琐晦涩，不易领悟。孙先生在书院图书馆发现收藏有一套英译《四书五经》。这是由王韬和理雅各先生，先后在香港、伦敦合作翻译出版的。何启和胡礼垣二人都主张“复古”，但又都认为《十三经》经汉儒宋学注疏之后，不仅未能表达愿意，甚至多有谬误，提倡学习经史应当“直接古人”，“研读原著”。王韬富有革命思想，不为前人“注疏”所羁绊，所以他在英译中，注释大都显明切实，没有前人玄之又玄的疏释。孙先生认为：这套译本，释义显豁，语义明快，可以作为汉文教本。于是反复精读，从而心领神会中国儒学的哲理。孙先生曾回忆说：“我亦尝效村学生，随口念过《四书五经》，数年以后已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欲明历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译之《四书五经》历史读之，居然通矣。”孙先生在阅读中国经史以外，法国大革命史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诸书更曾精心细读，对中西文化的异同，多有领悟与启发。
“香港西医书院五年，是孙先生生平最关重要的时期。目睹何启以医学教师关心国是、严正评论的精神，自然大受感动与启发。尤其认识了“观察和实验”是近代西洋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从此应用于观察和实验研究万事万物，归纳演绎，因时因地，随机应变，存乎一心。可说是获得一开启学术之门的钥匙。后来撰述《孙文学说》——知难行易，他所取证的科学论据，大多以在西医书院所研究的心得做出发点，再加历年博览群书撷取新例新义而成。”（2）
一八八八年八月十日，香港西医书院举行第一次考试时，考试时间连续四日以上，香港《德臣西报》特发表评述，指陈这次考试的重要性：“我们相信这些学生，必能与英国各大学及内外科专门学校所考的试题完全相等，因为在‘考试官处’，不但有英国的考试来指导他们，还有德国医学的重要制度，也正帮助他们。
“中国学生的程度，足与英国的优异者相等；同时，优异的中国学生，也必能有把握的和英国优异学生争衡。
“我们曾听到很多关于在中国北方的医学教育（按此应指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的西医学院）。但我们不解，倘没有一批专门的教授来作专门课程的支柱，是无法把教育制度建立的。这种情形在远东，只有香港可以办到。虽然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荣誉给予那些曾在中国教育方面贡献甚大的医生们，但每个人纵使时间许可，也不能于教授任何课程都能擅长。远东医学教育的远景，除非有一所专门大学来开始负责外，必须赖藉香港的医学专家。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一个伟大的将来，同时更自觉该书院工作的负责能力，将会获得充分的酬偿，只要再过几年以后，造就一批经过适当训练的医生，即可使目前中华帝国的混乱和黑暗，进为医术的和现代科学的时代。”（3）
后来的历史实践证明：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们，没有辜负《德臣西报》的热切企望，孙中山先生不仅成为“医人”的高手，而且成为了“医国”的杰出领袖。他确实将“中华帝国的混乱和黑暗”加以改变，使她开始走上“民有、民治、民享”的光明前途。
“知难行易”是《孙文学说》的核心，所以对“知”的要义，孙先生研究的炉火纯青。在《上李鸿章书》中曾沉痛地说道：“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以阻挠。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
孙先生在这里，既说明了“知”的重要，又说明了“不知”的危害。那么怎样才能做到“知”呢？“知”的 源泉，一是学问，一是经验。而读书则是集聚知识、学问、经验最好的途径。孙先生一生嗜书如命，尤其嗜读新书。他是举世皆知的中国革命领袖，新书出版者，大多尽先寄赠孙先生请他指正。他又是几个外国书店的经常顾客，一有新书出版，书店即会首先与孙先生联系邮寄。孙先生一生生活极其简朴，但购书费用却极大。后来，当“经史方家”章太炎因学问大而看不起他时，孙先生亦曾笑言：“我也曾读书破万卷。”
黄季陆先生（1924年1月曾任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后任孙中山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副委员长）就常常聆听孙先生教诲，对先生自然而然读书成癖的习惯感受极深。他在为《孙逸仙先生传》所作序言中说：凡是知道孙先生的人，都晓得读书几乎是他空闲时间一种嗜好，孙先生一生最为同志称道的有两件事：一是每遭革命失败的时候，别人或是沮丧叹气，或是乞灵于诗词小说，以作消遣暂时安顿心灵；而孙先生往往在这时，取专门巨著而细读之，从容一如平时，一点无沮丧悲观的形象。胡汉民先生每每谈及此事，也认为是他生平所见的第一人。二是孙先生每遇挫败或拂意的事而为他人所不能忍受者，他皆能处之泰然。胡汉民先生认为孙先生所以能如此的原因，是由于他认革命为当应不断地进化，在危疑震撼当中，他能纵其全体以为衡量，故对于革命认为只有成功而无所谓失败。他对革命的此种乐观态度是由于他对革命之深切认识而来，而此一深切认识则是由于学问与读书而至；因为读书是他的生活，也是他的一种修养与造诣，而为他人所不及的。
戴季陶先生常说，孙先生博览群书而有其特别独到的观点：“我们读书是弯着腰去接近书，中山先生则是挺着胸膛在读书 ，合于他的需要的便吸收之，不合于他需要的便等闲视之。我们是役于书，而他则是役使著书。”
“夫文字为思想传授之中介，……抑自人类有史以来，能记四五千年之事翔实而无间者，亦为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正当宝贵此资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4）这就是孙先生教导我们的读书方法。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日，邵元冲问孙先生：“先生平日所治甚博，于政治、经济、社会、工业、法律诸籍，皆笃嗜无倦，毕竟以何者为专致？”孙答：“余无所谓专也。”邵问：“然则先生所治者究为何种学问耶？”孙答：“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也。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余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为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5）
读书，读古今中外之书，尤其是读时代新书，是中山先生一生生活内容重要组成部分。古今中外圣贤智者的思想精华，俱在典籍之中，孙先生锲而不舍，以读书为乐， 终生不厌。因此，孙中山先生，思想睿智，仁爱满怀，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社会学家，更是一位伟大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智慧超凡的学者。＃
注：
（1）吴相湘着《孙逸仙先生传》第一编 第二章。
（2）吴相湘着《孙逸仙先生传》第一编第三章。
（3）吴相湘着《孙逸仙先生传》第一编第三章。
（4）《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孙文学说——行易知难”（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5）《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与邵元冲的谈话”（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转载自《黄花岗杂志》第三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