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11月12日是国父孙中山先生150岁（虚岁）诞辰，大纪元网站从黄花岗杂志获得授权，连载《千古圣哲孙中山》，以供读者了解国父的生平事迹。
之四：建国实录（1）
黄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西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虽事发仓促之间（武汉革命机关十月九日遭破坏，十日夜工程营首先奋起，而革命领导人或死、或逃、或在狱、或外出，不及起而负责，致使起义成功时反推出局外人黎元洪为都督），但，自孙先生倡导革命以来，十数年中革命宣传广泛、深入，十数次武装起义震撼全国，成仁烈士鲜血浇灌的革命之花处处怒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已成为全国有识之士的共同心愿。全国革命成功的条件已经成熟，所以，义旗一举，天下影从，不足一百日间，十数省先后脱离满清，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
武昌首义一举成功，湖北省成立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暂作革命联络中枢。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满清王朝风雨飘摇。
武昌起义成功后，清廷在十月十二日即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大军南下“进剿”。
清廷作垂死挣扎，重新起用袁世凯，任命袁为湖广总督，与革命军对峙。袁世凯本是贪权嗜位之人，今见起用，委以重任，内心活动非常复杂：就人心背向论，清廷民怨沸腾，皇权朝夕不保；革命党旭日东升，民众期望革命早日成功，与革命军战，胜算能有几何？败则难免被戮，胜则恐遭狗烹。于是，袁故意作态，既不应召，也不请辞，祗具折谢恩言俟“病体稍可支持，再行就道”，以观风向。稍后，又提出六项重要条件，要胁清廷承诺，否则决不再出：
“（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此次事变人士。（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任袁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全权。（六）必须供应充足军费。很显然这是袁不愿和革命军打硬仗，但是清廷实权非把握在袁的手中不可。……故六项中前四项是想用以和缓革命党和一般国人心理，是为自己筹算，并非为清廷着想。故袁“养敌自重”是巩固自己地位的上策。但他又不想革命军势力过大，不受他的调停，对清廷也不能操纵自如。故又有第（五）（六）两项条件”。（1）
摄政王载沣对袁的条件，本不愿接受，袁则称病不出。而南下各军都是袁的旧部，荫昌奉命督师，却是“将不知兵”，和这些北洋军从不相习，军心不固，深恐迁延无功。加之湖南、陕西、九江紧随武昌，先后回应革命军宣告独立。载沣无奈只好完全接受袁世凯的条件。十月二十七日连发数道上谕：调荫昌回京、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调遣所有海陆军及长江水师、拨付军饷。十一月一日又颁谕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至是兵权政柄都入袁世凯掌握之中，清廷的命运前途，就完全控制在袁世凯手中。
作为历史人物，袁世凯算得上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从政者。他韬光养晦数十年，劳尽神思，苦心经营，终于踏上了可以左右历史走向及其进程的人生舞台，遂立即开始他政治生涯的全局性谋划。
袁世凯消息灵通，奉十月二十七日上谕后，即于十月三十日南下，督师猛攻汉口，十一月一日，进占汉口市区，直逼汉阳。
十一月二日军政府召集会议，商议保卫汉阳计划。会议席间，公推黄兴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三日，黄兴就职，坚守汉阳一月，尽管最终不保，而争得的一月时间，对于瞬息万变的革命大局而言，则至关重要。
十一月三日，陈其美、李燮和等发动上海起义。五日，上海军政府成立。次日，贵州省及杭州新军起义，成立浙江军政府。五日、六日，江苏、广西独立。八日福州新军起义，十一日，军政府成立。安徽省于八日宣布独立。九日，广东独立。至是，连同十月间先后宣布独立的湖南、陕西、江西，共计已有十省及上海光复。
同月十一日，中国海军三大巡洋舰海琛、海筹、海容起义，十四日驶抵九江即参加革命军，调转炮口，轰击清军。上海光复后，停泊黄浦江的兵舰、雷艇树白旗反正。长江内海军全归革命军所有。
至于汉阳攻守是非得失，当时议论不一。唯有冯自由着眼于全局，又无利害好恶参杂，评论平允公正。冯论述有云：“坚守汉阳，与清军相持者一月，各省遂得乘机大举，先后回应。清廷知大势已去，始派使南下议和，而革命之基础因之日固，卒以开创中华民国之新局。 故克强之功，虽在坚守汉阳，而其能坚守汉阳，以促各省革命党之回应，则关系民国之兴亡尤巨。其后汉阳虽以势孤失守，然克强固已血战逾月，心力交瘁，则非战之罪也”。（2）
十一月二十七日，汉阳失守，武昌势危。所幸苏、浙、沪及镇江联军于十二月二日克复南京，不仅武昌始安，国内大局亦从此稳定。
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诸多事宜，多头并进，急需中枢机构统筹部署。各省都督分别呼吁尽速成立临时政府。各省代表商议再三，总因不能举出深孚众望的人选而无果。 黄兴强调说：我愿领兵北伐，誓捣黄龙，以还我大汉山河而后已。至于组织政府，不是兴所能担任的。孙先生已将回国，可当此大任。
此时国内政治形势诡谲迷离，各省推选的代表，实际上大多是由立宪派把持的省咨议局所产生，集中武汉后在汉口英租界内举行会议，开会不过二日，匆匆通过并公布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且决议：袁世凯如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此决议，表面上看，系政治攻心，而实际上，背后却晃动着袁世凯精心点拨的影子。
武昌起义以后，袁世凯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焦点人物。外国人认为：袁世凯是“强人”，中国未来局势只有袁才能掌握，维护外国在华利益。国内立宪派及官僚政客者流，无不认为袁世凯有军事力量基础，认定中国局势的安定，只有袁才可胜任。如当时号称名流的张謇、严复以及远在美国的容闳等都持这样的看法。张、严且不辞奔走之劳，为袁划策设计。袁世凯派出唐绍仪为代表，奔走南北，提出议和。
所谓议和，只不过袁氏的一种试探。辛亥革命旨在实现三民主义，革命之初民权为要。因此武昌坚持民主，而北方则倡言立宪，维护皇权，南辕北辙，自然无从交汇。
然而，面对全国各地纷纷举义，积极回应革命的沸腾局面，诸事头绪纷繁，事权亟待归一。十一月十四日，江苏军政府都督程德全通电各省都督，请公电孙先生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以一事权：“中山先生为首创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组织临时政府，舍伊莫属”。
武昌首义日，孙先生正在美国西岸乘火车，往中部东部各地向致公堂兄弟募捐途中。十月十一日，行抵科罗拉多州丹佛城。因旅途过于劳累，十二日午前十一时才起床，至饭堂用餐，经过回廊报摊购报入餐室阅之。展开报纸则见专电一则云：“武昌为革命党占领”。
孙先生见到这一喜讯，大感快慰。“时予本可由太平洋潜回，则二十余日可到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一快平生。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3）孙先生分析当时国际形势说：“要而言之，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4）
于是孙先生即起程赴纽约，觅船渡英。道过圣路易城时，购报读之，则有“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云云。孙先生看到这类消息后，途中格外慎密，为免除虚声而图实际，遂避却一切报馆访员。先生到达纽约时，获悉粤中同志图粤急，城将下。为避免民众流血牺牲，生灵涂炭，立即致电两广总督张鸣歧，劝其献城归降，而命同志全其性命。事后得知果然达到了预期目的。
孙中山到达英国后，由美国同志马里代约四国银行团主任会谈，磋商停止清廷借款之事。先清廷与四国银行团结约，订有两宗计两万万元借款，一则已发行债票，收款存备待付者；一则已签约而未发行债票者。孙先生要求银行团于已备之款停止交付，未备之款停止发行债票。银行团答称：对于中国借款之进止，悉由外务大臣主持，银行团惟外务大臣之命是听，不能自由做主。于是孙先生委托代表，与外务大臣磋商，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之放逐令，以便孙中山取道回国。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许。随之孙先生再与银行团主任开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答曰：“我政府既允君之请而停止吾人借款清廷，则此后银行团借款与中国，只有与新政府交涉耳。然必君回中国成立正式政府之后乃能开议也。本团今拟派某行长与君同行归国，如正式政府成立之日，就近与之磋商可也。”时以先生在英国个人所能尽之义务已尽于此，乃取道法国而东归。
十二月二十一日，孙先生轮行抵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等乘兵舰至香港欢迎。既见孙先生，屏人熟商一切问题，自晨至晚，争论始决。争论焦点在于：孙先生是留粤，或是北上沪宁问题。胡汉民等力主孙先生留粤，理由是：“满洲政府人心已失，惟尚有北洋数镇兵力未打破，故得延期残喘。袁世凯心实不可测，首鼠两端，但所恃也只数万兵力。这一势力不被铲除，即革命无由彻底，革命无一种威力以巩固政权，则破坏与建设两无可言。先生一至沪宁，众情所属，必被推戴，幕府当在南京，而兵无可用，何以直捣黄龙？……元首且同虚器。……何如留粤，就粤中各军整理，可立得精兵数万，鼓行而前，始有胜算，尽北洋数镇之力，则两三月内未能摧破东南；而吾事已济，以实力廓清强敌，乃真成南北统一之局。粤宁相较，事正相反：若鹜虚声，且贻后悔。最近福建、广西、贵州诸省，正以甯、鄂当冲，有暂推粤为首都之议，吾辈方谦让未遑，先生则可控制此局。”（5）
胡汉民等的意见，总体上说不无道理，从全局着眼也不能说不为可行之策，但仔细品味，似有动用心机、自修战备、静观局变、以收渔利之嫌，因此至诚无我的孙中山却而不用，坚持即行北上。先生意味深长的说：“以形势论，沪甯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此其为我何？我恃人心，敌恃兵力，既如所云，何故不善用所长，而用我所短？鄂即稍萌岐趋，宁复有内部之纠纷，以之委敌，所谓赵举而秦强，形势益失，我然后举兵以图恢复，岂云得计？朱明末局，正坐东南不守，而粤桂遂不能支，何能蹈此覆辙？革命军骤起，有不可向迩之势，列强仓猝，无以为计，故只得守其向来局外中立之惯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势顿挫，则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虑？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州，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州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子宜从我速行。”（6）
“夫今日人民及党人所望于我者，非望我有坚强之兵力也，乃在能收拾残破之局以拨乱反治也。今如君之言，不径赴中部应民众收拾时局之望，而遄返故里从事养兵，人其为我何？且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以兵？今之大患即在无政府，如能创建政府，则满清之政府必倾覆；即袁世凯亦未必能支，必不足以为患于新政府，不宜预防他人之不服，而一意谋以武力争天下为也。”（7）
由此对胡汉民廖仲恺等的训导可见，孙中山以主义倡导革命，以人格膺孚天下，以道德创建民国，一以贯之之精神。
“何必以兵？”，“不以武力争天下”，“以和平收革命之功”，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推动社会转型、历史进步的最高境界！最佳状态！
十二月二十五日，孙先生乘轮安抵上海，上距一九○○年八月秘密来沪已有十一年余。而两次情形完全不同！舟过吴淞，黄兴、陈其美、汪兆铭等都先往迎接。黄宗仰也到吴淞，迎孙先生至犹大富商哈同的爱俪园暂住，由是孙先生与哈同夫妇相识。
当孙先生未到国门之前，多家媒体记者，纷纷追踪采访。
与英国记者谈话时孙先生说：“此次武昌起事过于神速，未能十分预备，故困难之点尚多。然全国上下，风发云涌，四起回应，无不赞助；革党预备虽未完善，然以勇锐无前之气胜之，亦可代前预备。今此满廷忽有讲和之意，特以衰败无力之皇室，已无谈判之价值，非共和党之所屑也。”
还在欧洲时，孙即曾一次演说中强调：“组织联邦共和政体尤为一定不易之理。彼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语言仍用官话，此乃统一中国之精神，无庸稍变。汉文每字一义，至为简洁，亦当保存；惟于科学研究须另有一种文字以为补助，则采用英文足矣。”
在与上海《民立报》记者谈话时孙先生强调：“今归海上，得睹国内近况。从前种种困难虽幸破除，而来日大难尤甚于昔。今日非我同人持一真精神、真力量以与此困难战 ，则过去之辛劳将归于无效。”
“从前种种困难虽幸破除，而来日大难尤甚于昔。”这是孙中山流亡海外十六年后，殚精竭虑，致力革命，踏入国门之前，对革命形势、前途的深远看法。由于来日大难将会远远超过往昔，因此号召革命党人必须要持一真精神、真力量以与此困难战，否则，过去之辛劳将归于无效。然而孙先生始终一如既往，抱定初志，信心十足。
“不论我将成为全国名义上的元首，还是与别人或那个袁世凯合作，对我都无关紧要。我已做成了我的工作，启蒙和进步的浪潮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和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8）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为壮声威，声言孙先生在海外已募得大批款项，不日回国。故而中外各报盛传先生携有钜款回国以助革命军。因此，上海《大陆报》主笔即问孙先生：“君带有钜款来沪供革命军乎？”
孙先生大笑：“何故问此？”
主笔：“世人皆谓革命军成败，须观军饷之充足与否，故问此。”
孙先生：“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
“自孙先生安抵沪滨，各省欢迎函电如雪片飞来。如湖南省都督谭延闿电：“闻公到沪，飞电传来，巨跃三百。仅代表全湘百万生民欢迎。先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陆荣廷、王芝祥电：“先生勉念吾民，以共和提倡宇内，登高一呼，乾坤回转，凡属血气之伦，罔不饮和食德，海内同望旌麾，匪朝夕矣。今兹贲止，实属国民幸福”。徐绍桢电：“东南略定，民国新成。我公艰难缔造，卅年如一日。黄帝降鉴，日月重光，公志大酬，民气复活，水源木本，全国镌恩。北虏未歼，庶政无主，人自树兵，各思专阃，不谋统一，必至攫饷无得，寝成流寇神州，前途可惧熟甚。我公雄略盖世，为华盛顿替人，祖国明灯，非君莫属。当有善策以靖横流”。…… 许崇智电 ：“先生提倡共和主义，宾士海外，备尝险阻艰难，二十年始终如一，以致汉族始有今日，思之涕零。兹闻台驾返沪，闽中将士，极表欢迎”。”（9）
这些电文只是一部分，内容除欢迎庆贺外，最重要的在尊崇感激孙先生奔走海外艰苦备尝、始终如一的精神，且寄以莫大希望统一军政。
十二月二十六日，同盟会同志即集于孙先生客寓，会商组织政府方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究竟采用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一时间意见不一。
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孙先生力言不可：“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10）
诚然，要推翻延续了二百六十余年的异族皇权，要彻底推翻延续了四千余年的专制政体，要创建一个崭新的民有、民享、民治的中华民国，可谓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发展时期的一个非常时代，其使命就是要将历史导向“民国时代”的新航程。要缔造一个亘古未有的中华民国，非孙先生他人则无以为力。然先生见宋教仁力主内阁制，也就不再过多坚持，可见先生为人、做事之谦和。
“当时参加会议的有胡汉民、汪精卫、张仁杰（静江）、黄兴、陈其美、宋教仁、马君武、居正等。张静江发言：“对！先生而外，无第二人能为此言者，吾等惟有遵先生之意而行耳”。众人翕然以为是。黄兴曾劝宋放弃成见。然宋仍不同意，且于翌日即往南京”。（11）
二十六日会议上，孙先生虽循宋教仁之意采内阁制，惟各省代表会议定之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则为总统制。因此，二十七日黄兴偕宋教仁赴南京，与各省代表商议修改组织大纲。
“当晚宴集各省代表，宋教仁发表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之种种理由，演说历二小时之久，及开会讨论结果，惟多数代表仍赞成总统制。宋之修正案既为代表会所否决，且各代表对宋之举措颇为不满”。（12）
十二月二十八日，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议。候选人有孙文、黄兴、黎元洪三人（非等额选举！）。十七省代表到会计四十五人，各省代表大多不是同盟会员，立宪派人较多。
选举会议缺少华侨代表。黎元洪曾致函代表会，同意吴世荣、冯自由作为华侨代表参与总统选举投票。
“黎电“接程陈两都督公电谓‘南洋华侨总代表吴世荣、美洲各埠华侨总代表冯自由已到沪，拟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会似当允其选举投票权，为何之处惟公定之’云云。查此次选举大总统其投票权每省不过一票，海外同胞散居各处，综而言之以南洋、美洲为多，类能关怀祖国，见义勇为，此次既被公举而来，自当优其权利为内地各省代表，使每代表有一票之权，惟正其名曰：东半球华侨代表，西半球华侨代表，不审以为当否？”（13）
冯自由系早于孙先生数日抵沪，而冯、吴二人终因格于组织大纲中未有规定，未能获得投票权。
这是一个莫大的历史遗憾！孙先生倡导革命，首建兴中会于檀香山华侨中，同盟会成立后，分支机构遍设于南洋、欧、美洲各地华侨团体。革命所需款项，除孙先生家及部分亲友供给之外，其他均为各地华侨捐助，上自殷实富商，下至工友小贩，为了民族大业，无一不大义凛然，慷慨解囊。如今创建中华民国，选举开国总统，华侨却没有代表，不能参加投票。而这一票又具有改天换地、翻转乾坤的巨大作用！其历史意义是何等的深远，又是何等的庄严而神圣！没有华侨代表参加开国选举，这是中华民国开国史上的一个无法弥补的千古缺陷！
二十九日，开正式选举会。
“公举浙江代表汤尔和为主席，每省一投票权。当秘书分发选票时，谭人凤大声说：“湖南代表票给我”。秘书当然照办，以次投票。谭且对居正耳语：“你为湖北代表，应举黎元洪为大总统”。居正含笑而已。计共投十七票。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条规定：满总投票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当选。开票结果：孙文得十六票，黄兴一票。孙先生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大总统”。（14）
由选举结果看，这是立宪派人也尊重同盟会，并承认辛亥革命是由同盟会主动而成。选举之后，各省代表会致电孙先生报告选举结果并致庆贺。代表会特派汤尔和、王宠惠、陈陶怡三人前往上海恭迎孙先生莅临南京就职。
孙中山当即复电各省代表：“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孓身归国，毫发无功。竟承选举，何以克当？惟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皆具有责任。诸公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黾勉从国民之后，当克日赴宁就职”。
同时又复电各省都督军司令长：“诸公力战经营，光复神壤，文得受赐归国，且感且惭。今日代表选举，乃认文为公仆，自顾材力，诚无以当！惟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同济艰难，国民有责。文敢不黾勉从诸公之后，当克日赴宁就职”。
再电复黎元洪：“武昌举义，四海云从，列国舆论歌诵民军无微不至，而尤钦佩公之艰苦卓绝。文于中国革命虽奔走有年，而此次实行并无寸力，谬蒙各省代表举为总统，且感且惭，惟有勉为其难，以副公之盛意。武汉为全国之枢纽，公之责任维艰，伏维珍重！”
武昌起义以来，中华大地，政坛动荡，国体政体，瞬息更变，政客官僚，瞠目以观。袁世凯派人奔走南北，无时不觊觎国家权柄。议和尚未谈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各省代表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政府第一任大总统，这对于袁世凯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孙先生当选后，于当天（十二月二十九日）立即致电袁世凯，以释其念：“ 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孙中山先生为救国救民，从事革命，海外奔走有年，武昌首义成功，被国人举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大总统，实至名归，本是自然而然。当选之后，就职之前，发出的一封封电报，天下人由此可见孙先生胸怀宽广的心迹。无论对待政界，或是军界，始终一秉谦逊之天赋。而对待袁世凯之心思，则本将袁作为手中的十万兵马，迫使清廷解体，交出政权，以建成民国为重，不计个人进退得失。所谓“暂时承乏，虚位以待”“望早定大计”以抚慰、鼓励项城。赴南京就职临行之前，对上海《大陆报》记者发表谈话：“初十日南京选举大总统，鄙人几得全票。今已接受大总统职，日间将赴南京举行接任式，并组织新政府”。
访员：“中国此后尚需几时能恢复旧观”？
孙：“只需数月而已。国会将必赞成民主，故不容疑。现在伍（伍廷芳——笔者）、唐（唐绍仪——笔者）两君之会议，已非议和，盖满廷必须服从民军也。全国商务即日可望恢复，尤以外国商务较为神速”。
……
访员：“新政府拟颁布何种新政”？
孙：“请待内阁组成后，自有明文。
“南京新政府无庸建设华丽宫殿，昔日有在旷野树下组织新政府者。今吾中华民国如无合宜房宇组织新政府，则盖设棚厂以代之，亦无不可也”。
孙先生接受代表会选举后，即安排上海都督陈其美准备一切，并强调说：“我辈革命党，全不采仪式，祗一车足矣”。陈从命预备一专车，且亲自护从。孙先生由各省代表会推派之代表议长汤尔和、副议长王宠惠陪同，暨随行同志，于西元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上午十时，自上海乘沪宁铁路专车赴南京。沪上各团体代表、政界人士、部队、民众等不下万余人至车站恭送。下午五时抵南京下关车站。迎接人员暨各国驻南京领事均集于车站欢迎。孙中山改乘饰有蓝色绣花彩绸之马车，缓缓入城。沿线旗帜飘扬，市民夹道欢呼。由军乐队骑马奏凯旋曲前导，后随卫队，前往总统府（设于旧两江总督署）。
晚间十时，举行大总统就职典礼。孙中山就位，仪式开始。参与典礼人员依序排列，先行三鞠躬礼，并鸣礼炮二十一响。代表会公推景耀月报告选举经过：“今日之举，为五千年历史所未有。我国民所希望者，在共和政府之成立及推到满清政府，使人人得享自由幸福。孙先生为近代革命创始者，富有政治学识，各省公民选定后，今日任职，愿孙先生始终爱护国民自由，毋负国民期望”。（15）报告完毕，请大总统向全国国民宣誓。孙先生肃立朗声宣读誓词：“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仅以此誓于国民”。
“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仅以此誓于国民。”天下为公，决不垄断公共权力，此乃孙中山禀性所赋。
宣誓毕，即行授印，印文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孙中山受印后，随即于就职宣言上用印。由胡汉民代为宣读。次由海陆军代表徐绍桢读颂辞，孙先生亲致答辞。就任大典于全体人员三呼中华共和万岁与悠扬乐声中圆满完成。
西元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诞生！西元一九一二年是为中华民国元年。中华民国是为亚洲第一共和国。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黄兴致陈其美电云：“今日参议院决议改用阳历，并以中华民国纪元，明日即为中华民国元年正月一日。请公布”。及孙中山就大总统职后，于民国元年一月二日，通电各省都督：“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决议，由本总统颁行”。
民国元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数千年帝制从此结束，孙中山于就职典礼中向全国国民宣誓，开中华民族历史之先河，国人耳目为之一新！从此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由大同时代，而邦国时代，而帝国时代，导向民国时代。对我国民主政治之发展，尤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孙大总统就职后，即制定“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纲”，提出各部部长人选，征求代表会的同意，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孙中山于就职宣言中揭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另有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治统一、财政统一之诸大端。宣言曰：“中华民国缔造之始，而文以不德，膺临时大总统之任，夙夜戒惧，虑无以副国民之望。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若是之速也。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之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刻不容缓，于是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自推功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职之观念以言，则文所不敢辞也。是用黾勉从国民之后，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敢披沥肝胆，为国民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昌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岐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血钟一鸣，义旗四起，拥甲带戈之士，遍于十余行省。虽编制或不一，号令或不齐，而目的所在，则无不同。由共同之目的，以为共同之行动，整齐划一，夫岂其难，是曰军政之统一。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气所宜。前此清廷强以中央集权之法行之，以遂其伪立宪之术。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是曰内治之统一。满清时代藉立宪之名，行敛财之实，杂捐苛细，民不聊生。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曰财政统一。
“以上数者，为行政之方针，持此进行，庶无大过。若夫革命主义，为吾侪所倡言，万国所同喻，前此虽屡起屡踬，外人无不鉴其用心。八月以来，义旗飙发，诸友邦对之抱和平之望，持中立之态，而报纸及舆论尤每表其同情，临谊之笃，良足深谢。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亲睦，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世界大同。循序以进，不为幸获。对外方针，实在于是。
“夫民国新建，外交内政，百绪繁生。文自顾何人，而克胜此！然而临时之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十余年来，从事于革命者，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战胜所遇之艰难。即使后此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定于大地，然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人也。今以与我国民初相见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万万同胞共鉴之”。（16）
宣言表明，孙先生及辛亥先贤们建设中华民国的蓝图。对内方针：尽扫中国数千年专制政治之流毒，确立共和政体，实现全国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之统一，以达革命之宗旨。对外方针：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使世界渐趋于世界大同。烈士鲜血，于此结晶。
同日，孙先生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身份发表《通告海陆军将士文》。鼓励全体将士，戮力同心，拥树民国，立于泰山磐石之安。
开国伊始，行政方策必须晓谕内外。一月五日，孙先生发布《对外宣言书》，略谓：“易君主政体以共和，此非吾人徒逞一朝之忿也。天赋自由，萦想已夙，祈悠久之幸福，扫前途之障蔽，怀此微忱，久而莫达。今日之事，盖自然发生之结果，亦即吾民国公意所由正式发表者也。
“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故自满清盗窃中夏，于今二百六十有八年，其间虐政，罄竹难书，吾民族惟有隐忍受之。以倒悬之待解，求自由而企进步，亦尝为改革之要求，而终勉求所以和平解决之道，初不欲见流血之惨也。屡起屡蹶，卒难达吾人之目的，至于今日，实已忍无能忍。吾人鉴于天赋人权之万难放弃，神圣义务之不容不尽，是用诉之武力，冀脱吾人及世世子孙于万重羁轭。盖吾人之匍匐呻吟于此万重羁轭之下者，匪伊朝夕。今日之日，始于吾古国历史中，展光明灿烂之一页，自由幸福，照耀寰宇，不可谓非千载难得之盛会也。
“满清政府之政策，质言之，一嫉视异种，自私自便，百折不变之虐政而已。吾人受之既久，迫而出于革命，亦固其所。所为摧陷旧制，建立新国，诚有所不得不然，仅为世界诸自由民族缕析陈之。
“当满清未窃神器之先，诸夏文明之邦，实许世界各国以交通往来，及宣布教旨之自由。马阁（即马可波罗——笔者）之著述，大秦景教碑之记载，斑斑可考也”。
随之，宣言书列陈八项条文，厘清中外今往之一切关系。之后，敦促外邦曰：“深望各国既表同意于先，更笃友谊于后，提携亲爱，视前有加；当民国改建，一切未备之时，务守镇静之态，以俟其成，且协助吾人，俾种种大计，终得底定。盖此改建之大业，固诸友邦当日所劝告吾民，而满政府未之能用者也。
“吾中华民国全体，今布此和平善意之宣言书于世界，更深望吾国得列入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不徒享有种种之利益与特权，亦且与各国交相提挈，勉进世界文明于无穷。盖当世最高最大之任务，实无过于此也”。
民国初建，大局初定，和平虽有可望，战局尚未终结。为免战火不息，生灵免遭涂炭，孙先生又及时发出《劝告北军将士宣言书》：“民国光复，十有七省，义旗虽举，政体未立。凡对内对外诸问题，举非有统一之机关，无以达革新之目的。此临时政府所以不得不亟为组织者也。文以薄德，谬承公选，效忠服务，义不容辞，用是不揣绵薄，暂就临时之任，藉以维秩序而图进行。一俟国民会议举行之后，政体解决，大局略定，敬当逊位，以待贤明。区区此心，天日共鉴；凡我同胞，备闻此言。惟是和平虽有可望，战局尚未终结。凡我籍隶北军诸同胞，同为汉族，同为军人，举足轻重，动关大局。窃以为有不可不注意者数事，敢就鄙吝，为我诸同胞正告之：“此次战事迁延，亦既数月，涂炭之惨，延亘各地。以满人窃位之私心，开汉族仇杀之惨祸，操戈同室，贻笑外人。我诸同胞不可不注意者此其一。
“古语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是知民心之所趋，即国体之所由定也。今禹域三分，光复逾二，虽有孙武之智，贲育之勇，亦讵能为满廷挽此既倒之狂澜乎？我诸同胞不可不注意者此其二。
“民国新成，时方多事，执干戈以卫社稷，正有志者建功树业之时。我诸同胞如不明烛几先，即时反正，他日若大功既定，效用无门，岂不可惜！我诸同胞不可不注意者此其三。
“要之，义师之起，应天顺人，扫专制之余威，登国民于衽席，此功此责，乃文与诸同胞共之者也。如其洞观大势，消释嫌疑，同举义旗，言归于好，行见南北无冲突之忧，国民蒙共和之福。国基一定，选贤任能，一秉至公。南北军人同为民国干城，决无歧视。我诸同胞当审斯义，早定方针，无再观望，以贻后日之悔。敢布腹心，唯图利之”。
就职宣言、通告海陆军将士、通电改元、对外宣言、劝告北军将士等文告，事关开国大业，必须及时公诸于世。如何使用袁世凯的力量，发挥袁世凯的作用，孙先生则早筹之于胸。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时（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即日曾致电袁世凯，明示“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天下”。民国元年元旦，孙先生就任。元月二日袁世凯复电谓：“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问。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惟希谅鉴为幸”。
对于袁世凯的疑惑、不安，期待无果的忐忑心情，孙先生立即回电抚慰：“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意志，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可鉴。若以文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袁至此确知孙先生及南方之诚意，其要在于出如何手段以迫清室退位，交出政权。其时，旧的官僚政客也都在为袁世凯谋求总统职位，四方奔走。
1905年，清廷向全国人民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次年，颁布九年预备立宪诏——这成为中国民众对政治参与的开端——与此同时，模仿西方立宪制国家国会的咨议局开始在各省筹设。直隶、河南两省均为袁世凯掌控，两省咨议局成员具是袁氏门徒。中华民国成立后，两省咨议局即向临时政府提出三个条件：一、清帝退位后能否举袁为大总统？二、共和成立后，接管清政府所有北方军队，能否不追既往，与南军一律对待？三、优待皇室及旗民生计，能否先行议定？此名为咨议局的三项条件，实为袁世凯的三项要求。孙中山遂即复电，责以大义：“ 昨经电汪兆铭，以所开三条件，临时政府早已宣布此意，自属能行，令即转复贵局矣。临时政府惟一目的在速定共和，本总统就职誓言，即以专制倾覆，民国成立为 解职之条件，所以示为民服务之本心也。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为众所属，第一条件自无不能。南北既成一致，转敌为友，彼此解释嫌疑，更无不一律待遇之理。至于皇室可崇以尊号，给以年金，保其所有财产；其旗民生计，则各省正在筹议中。须知民国以专制为敌，而权位非所争。南北既可调和，则生灵免于涂炭，不分畛域，自是平等之本怀。清廷以退让而释干戈，皇室报酬，应示优异。此次贵局所开条件，早经临时政府宣布，不必置疑。本总统所必除者，为人道之蟊贼；所最尚者，为真正之和平；凡所宣言，皆为全国之大计。若复拘牵小节，反复游移，抗亿兆国民之心，保一姓世袭之位，至必重诉解决于武力，其咎当有所归。贵议局深怀大局，力愿维持，谅必洞明此意也”。
南北议和在一九一一年底已曾在上海举行五次会议，袁世凯因各省代表会已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倡导革命，艰苦卓绝，深受国内外有识之士共同敬仰，中华民国开国之始，荣膺临时政府大总统，则势所必然。况，此时的袁世凯仍是满清王朝的内阁总理大臣，代表会岂能选他？），乃借口其代表唐绍仪无权签立条款，对和议达成各点加以反对。唐绍仪等遂向袁电辞全权代表，惟仍然留沪。至此和议并未终止，不过未以公开之方式进行。临时政府成立，一月二日，孙中山即致电民军全权代表伍廷芳“请每日将议和事详细电知”。同日，袁世凯也曾致电伍廷芳，谓“议和事嗣后直接与他本人往返电商，以期简捷，冀可早日和平解决”。
民国元年一月十八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致电伍廷芳：“伍廷芳先生鉴：请告唐（即唐绍仪——笔者），清帝退位，共和既定，既退让出于诚意，至其手续，则须慎重，以为民国前途计。若两日为期，不特贻外人讥笑，且南方各省或有违言，转不美。今以五条件要约如下：一、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于其臣。二、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三、得北京实行退位电，即由民国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电问各国，要求承认中华民国彼各国之回章。四、文即向参议院辞职，宣布定期解职。五、请参议院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如此方于事实上完善”。
另强调：皇室优待条件：名号定为宣统皇帝，删去“世世相承”四字。
至此南北议和可谓基本形成定局。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组织参议院是为国体建设重要一环，孙中山极为重视。民国元年一月三日，即通电各省选派参议员前来组织参议院。参院未正式成立前，暂以各省都督代表会代行参议院职权。经过二十几天忙碌，筹备组建完成，民国元年元月二十八日正式开院。孙中山亲致《祝参议院开院文》：“中华民国既建，越二十有八日，参议机关乃得正式成立。文诚欣喜庆慰，谨掬中怀之希望，告诸参议诸君子之前而为之辞曰：“人有恒言：革命之事，破坏难，建设尤难。夫破坏云者，仁人志士，任侠勇夫，苦心焦虑于隐奥之中，而丧元断脰于危难之际，此其艰难困苦之状，诚有人所不及知者。及一旦事机成熟，倏然而发，若洪波之决危堤，一泻千里，虽欲御之而不可得，然后知其事似难而实易也。
“若夫建设之事则不然，建一议，赞助者居其前，则反对者居其后矣；立一法，今日见其利，则明日见其弊矣。又况所议者国家无穷之基，所创者亘古未有之制。其得也，五族之人受其福；其失也，五族之人受其祸。
“呜呼！破坏之难，各省志士先之矣；建设之难，则自今日以往，诸君子与文所黾勉仔肩而弗敢推谢者也。矧为北虏未灭，战云方急，立法事业，在在与戎机相待为用。破坏、建设之二难，毕萃于兹。诸君子勉哉！各尽乃智，竭乃力，以固民国之始基，以扬我族之大烈，则不徒文一人之颂祷，其四万万人实嘉赖之”。
革命建设，两难叠从，开国建国，千头万绪，建制立法，伟业宏繁，孙中山先生仅用303个字，讲述的条分缕析，理真情切。此不仅为政论之佳作，且更是文学之上品。
中华民国诞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中华民国参议院成立。一个以民主共和为根本的国体政体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从此走上民主、共和、平等、博爱的新时代！清廷皇族眼见气数已尽，大势已去，皇权帝制只是一抹夕阳的余晖。只有放弃反抗，退位交权，争取优待，才是唯一一条能够保全自己生命财产之路。遂向南军承诺，二月十五日以前退位交权。
二月十二日，孙先生致电伍廷芳，催促清室退位：“今日经参议院同意，如十五日下午十二点以前清帝不逊位，则收回优待条件。此布。即转北京。”
二月十二日，清帝溥仪（宣统）宣布退位。
满清王朝自清世祖（顺治）入主中国，凡二百六十八年（1766——1912）至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帝溥仪（宣统）宣布退位而告结束。
注释：
（1）吴相湘着《孙逸仙先生传》第三编 第二十五章。
(2) 同上。
（3）《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建国方略．第八章”（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4） 同上。
（5）吴相湘着《孙逸仙先生传》第三编 第二十七章。
（6）《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与胡汉民廖仲恺的谈话”（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7）《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与胡汉民廖仲恺的谈话．同题异文”（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8）《孙中山全集》第一卷“我的回忆”（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9）（10）（11）（14）同（5）
（12）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电子版第1617页。
（13）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电子版第1621页。
（15）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电子版第1631—1632页。
（16）《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临时大总统宣言”（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未完待续）
——转载自《黄花岗杂志》第三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