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11月12日是国父孙中山先生150岁（虚岁）诞辰，大纪元网站从黄花岗杂志获得授权，连载《千古圣哲孙中山》，以供读者了解国父的生平事迹。
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
立法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大家常说上下五千年。自尧舜以后，“天下为公”转而为“天下为私”，江山社稷成了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皇帝是这个家族的家长，天下苍生全都是这个家族的臣民。在中华民国之前，可以说是只有家而没有国的，“中国”这个概念，虽很古老，但自夏、商以至满清，都是叫作朝代，比如：秦朝、汉朝、唐朝、宋朝等，而不叫作国，史称历朝历代，人们日常交谈，也都是说某朝某代，某人某事。当然，周朝进入东周之后，王室衰微，诸侯崛起，纷纷称国，人们就把这个时期称为“战国时代” 或“邦国时代”。而嬴政统一六国之后又开始朝代称谓。嬴政开创了一统天下的大秦王朝，自觉功过三皇五帝，遂自称始皇帝，以显示尊贵。秦朝之后的历代君王，认为皇帝是个至高无上的称谓，也都随之而称为皇帝。因此，自秦至清的二千多年，又被统称为“帝国时代”。
历朝历代都设州府县衙，皇帝任命知州县令，人们习惯上虽说把他们叫做州、县长官大老爷，但仔细想来，他们也只不过是皇家一方财产的“管家”而已。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皇家统治地位，皇帝命“大管家”，制定法律，约束百姓，是家天下以来的通用之法。
就法律而言，本该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即人类社会群体间的规则，亦即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其二、为国家、政府与人民大众之间相互关系的约定且需共同遵守的准则。中华民国之前，没有国家和政府的称谓，只有朝廷与官府的说法。这就造成法律第二个层面含义的扭曲与变形，即将国家政府应对民众承担的责任及其应遵守的规则，转换成了朝廷、官府对于民众的管教与惩罚。因此帝国时代的法律本质上应当称不上是国法，所以百姓把它叫做“王法”，或朝廷的“王法”，其实质只不过是皇权家族的家法、家规罢了。不过古人站在朝廷的角度，还是把它叫做国法：“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1）
在四千余年的岁月里，历朝历代，为了皇权稳固，社会安定，在法律的制订与实施上，也曾采取了不少的积极措施。德治、礼治、人治、法治，相辅相成，柔合并用，是统治者求取长治久安的基本方法。在君明臣贤的时代，以德治、礼治为主，法治、刑罚为辅，大多注重礼仪道德教化之功，当政者认为：“荣辱者，赏罚之精华也。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于刑乎！小人不忌刑，况于辱乎！若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涂，是谓章化”。（2）
汉代贾谊就曾提出重礼义轻刑罚的观点。他认为：“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为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之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积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3）这正是孔子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有幸生于这样时代的天下百姓，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到了君昏臣奸的末世，仅以刑法为治理社会的主要手段，不讲礼仪教化，不重道德训导，天下苍生坠入水火，人生际遇苦不堪言。桀、纣、赢秦，残虐暴烈，严刑峻法。民众不堪忍受，奋而抗争，遂导致改朝换代的结局。
历朝历代，兴而盛，盛而衰，衰而亡。兴亡盛衰，周而复始，四千多年间，轮回了十几个大圈圈。而作为国家真正主体的人民大众，却始终处于臣民奴仆的地位。面对朝廷和官府，没有任何的权利、自由可言。
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入主中原二百六十余年的满清王朝，更是推翻了四千多年来以皇帝为统治中心的专制独裁政体，创建了亘古未有的民主宪政国家——中华民国。
中国拥有数千年皇权专制的历史传统。要率领全体同胞走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谈何容易，这是一个社会制度大转型的破天荒之举，是一项改写历史，翻转乾坤的宏伟事业。所谓现代制度转型，对中国而言，就是要结束历来以天子个人权力为中心的皇权专制制度，建立以公民权利为中心、将公共权力置于全民监督之下的现代民主宪政制度。
孙中山自倡导革命以来，通过多年对古今中外国是的悉心研究，对于中国应该建立成什么样的民主宪政国家，如何来建成这样的民主宪政国家，早已是蓝图在胸。
《民报》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一九○五年十月创刊。孙中山先生亲撰发刊词，确定《民报》宗旨。一九○六年十二月在东京举办庆祝《民报》创刊周年大会，会上孙先生发表演说：“今天诸君踊跃来此，兄弟想来，不是图为高兴，定然有一番大用意。今天这会，是祝《民报》的纪元节。《民报》所讲的是中国民族前途的问题，诸君今天到来，一定是人人把中国民族前途的问题横在心上，要趁这会子大家研究的。兄弟想《民报》发刊以来已经一年，所讲的是三大主义：第一是民族主义，第二是民权主义，第三是民生主义。
“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
“尚有一问题，我们应要研究的，就是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宪法”二字，近时人人乐道，便是满洲政府也晓得派些奴才出洋考察政治，弄些预备立宪的上谕，自惊自扰。那中华民国的宪法，更是要讲求的，不用说了。兄弟历观各国的宪法，有文宪法是美国最好，无文宪法是英国最好。英是不能学的，美是不必学的。英的宪法所谓三权分立，行政权、立法权、裁判权各不相统，这是从六七百年前由渐而生，成了习惯，但界限还没有清楚。后来法国孟德斯鸠将英国制度作为根本，参合自己的理想，成为一家之学。美国宪法又将孟氏学说作为根本，把那三权界限更分得清楚，在一百年前算是最完美得了。一百二十年以来，虽数次修改，那大体仍然是未变的。但是这百余年间，美国文明日日进步，土地财产也是增加不已，当时的宪法现在已经是不适用了的。兄弟的意思，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宪法”。
“那五权除刚才所说三权之外，尚有两权。一是考选权。平等自由原是国民的权利，但官吏却是国民的公仆。美国官吏有由选举得来的，有由委任得来的。从前本无考试的制度，所以无论是选举、是委任，皆有很大的流弊。就选举上说，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结国民，运动选举；那些学问思想高尚的人，反都因讷于口才，没有人去物色他。所以美国代表院中，往往有愚蠢无知的人夹杂在内，那历史实在可笑。就委任上说，凡是委任官都是跟着大统领进退。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向来是迭向兴废，遇着换了大统领，由内阁至邮政局长不下六七万人，同时俱换。所以美国政治腐败散漫，是各国所没有的。这样看来，都是考选制度不发达的原故。考选本是中国始创的，可惜那制度不好，却被外国学去，改良之后成了美制。英国首先仿行考选制度，美国也渐取法，大凡下级官吏，必要考试合格，方得委任。自从行了此制，美国政治方有起色。但是他只能用于下级官吏，并且考选之权仍然在行政部之下，虽少有补救，也是不完全的。所以将来中华民国宪法，必要设独立机关，专掌考选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由选举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这法可以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的流弊。中国向来铨选，最重资格，这本是美意，但是在君主专制国中，黜陟人才悉凭君主一人的喜怒，所以虽讲资格，也是虚文。至于社会共和的政体，这资格的法子正是合用。因为那官吏不是君主的私人，是国民的公仆，必须十分称职，方可任用。但是这考选权如果属于行政部，那许可权未免太广，流弊反多，所以必须成了独立机关才得妥当。
“一为纠察权，专管监督弹劾的事。这机关是无论何国皆必有的，其理为人所易晓。但是中华民国宪法，这机关定要独立。中国从古以来，本有御史台主持风宪，然也不过君主的奴仆，没有中用的道理。就是现在立宪各国，没有不是立法机关兼有监督的许可权，那许可权虽然有强有弱，总是不能独立，因此生出无数弊病。比方美国纠察权归议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权，挟制行政机关，使他不得不俯首听命，因此常常成为议院专制；除非有雄才大略的大总统，如林肯、麦坚尼（今译麦金莱——笔者）、罗斯威（今译罗斯福——笔者）等，才能达行政独立之目的。况且照正理上说，裁判人民的机关已经独立，裁判官吏的机关却仍在别的机关之下，这也是理论上说不去的，故此这机关也要独立。
“合上四权，共成为五权分立。这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兄弟如今发明这基础，至于那详细的条理、完全的结构，要望大众同志尽力研究，匡所不逮，以成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这便是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这是我汉族四万万人最大的幸福了。想诸君必肯担任，共成此举，是兄弟所最希望的”。（4）
先知先觉的孙中山，在矢志不渝、百折不挠的革命进程中，已开始研究、筹画未来建国、立法的大事。中国的革命、立法，虽是因应世界潮流而起，孙先生则主张其成果当驾乎欧美之上。“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宪法””。这是孙先生一贯强调的后来居上的做事理念。
当时关于五权宪法，孙中山先生只是提纲挈领考虑了一个基础与框架，藉在东京举办庆祝《民报》创刊周年大会，发表演说，殷切希望大众同志共同致力深入研究，以求臻于完备。遗憾的是，当时并未引起其他辛亥先贤们的应有关注。
在此演说之前一个月，先生曾与俄国社会革命党首领该鲁学尼、日本友人池亨吉，宫崎寅藏、萱野长知、平山周、和田三郎、青藤幸七郎等谈及五权宪法的构想：“孙逸仙：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
“该鲁学尼：纠察权本属于国民，并非由议会行使。中国为什么需要特别设立这种制度呢？况且，考选事物不是作为行政的一部分就够了吗？凭什么理由还需要单独设立呢？
“孙逸仙：因为要通过考试制度来挑选国家人才。我期望能根据这种办法，最严密、最公平地选拔人才，使优秀人士掌管国务。如今天的一般民主共和国家，却将国务当作政党所一手包办的事业，每当更迭国务长官，甚且下至勤杂敲钟之类的小吏也随着全部更换，这不仅不胜其烦，而且有很大的流弊。再者，单凭选举来任命国家公仆，从表面看来似乎公平，其实不然。因为单纯通过选举来录用人才而完全不用考试的办法，就往往会使那些有口才的人在选民中间运动，以占有其地位，而那些无口才但有学问思想的人却被闲置。美国国会内有不少蠢货，就足以证明选举的弊病。
“至于纠察制度，是除了要监督议会外，还要专门监督国家政治，以纠正其所犯错误，并解决今天共和政治的不足处。而无论任何国家，只要是立宪国家，纠察权归议会掌管，但其许可权也因国家不同而有强弱之别，由此产生出无数弊端。况且从正理上说，裁判人民的司法权独立，裁判官吏的纠察权反而隶属于其他机关之下，这是不恰当的。
“考选制度和纠察制度本是我中国固有的两大优良制度，但考选制度被恶劣政府所滥用，纠察制度又被长期埋没而不为所用，这是极可痛惜的。我期望在我们的共和制度中复活这些优良制度，分立五权，创立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创建破天荒的政体，以使各机关能充分发挥它们的效能”。（5）
最严密、最公平地选拔人才；裁判人民的司法权独立，裁判官吏的纠察权也必须独立。这才是世道的公平与公正，这才是天下的正理。
孙中山对于自己的学说，总是要参阅古今中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审视当时的时代潮流，缜密思考，而渐次形成。在研究的过程中，又常常与相关专业人士做深入地探讨，以求完善。
“予常与留日本、欧美习政治法律学生谈倡建五权之原则，闻者骇异曰：“吾人未闻各大学教授有此讲义。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立，倡自法儒孟德斯鸠，君主民主立宪国奉为金科玉律，任何人不敢持异议。今先生欲变世界共尊之宪法，增而为五，未免矜奇立异，为世界学者所不许”。
“予驳之曰：“三权宪法，人皆知为孟德斯鸠所倡，三权以后不得增为五权。不知孟德斯鸠以前一权皆无，又不知何以得成立三权也。宪法者，为中国民族历史风俗习惯所必需之法。三权为欧美所需要，故三权风行欧美；五权为中国所需要，故独有于中国。诸君先当知为中国人，中国人不能为欧美人，犹欧美人不能为中国人，宪法亦犹是也。适于民情国史，适于数千年之国与民，即一国千古不变之宪法。吾不过增益中国数千年来所能、欧美所不能者，为吾国独有之宪法。如诸君言欧美所无，中国即不能损益，中国立宪何不将欧美任一国之宪法抄来一通，曰孟德斯鸠所定，不能增损者也！”欧美、日本留学生如此，其故在不研究中国历史风俗民情，奉欧美为至上。他日引欧美以乱中国，其此辈贱中国书之人也。
“吾读《通鉴》各史类，中国数千年来自然产生独立之权，欧美所不知，即知而不能者，此中国民族进化历史之特权也。祖宗养成之特权，子孙不能用，反醉心于欧美，吾甚耻之！”（6）
对于中华民族历史上所独有的“监察权”、“考试权”，孙中山先生情有独钟。当和人谈起时，总是赞不绝口：“曰监察权。自唐虞赓歌飏拜以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行人采风之官，百二十国宝书之藏，所以立纲纪，通民情也。自兹以降，汉重御史大夫之制，唐重分司御史之职，宋有御史中丞、殿中丞。明清两代御史，官品虽小而权重内外，上自君相，下及微职，儆惕惶恐，不敢犯法。御史自有特权，受廷杖、受谴责在所不计，何等风节，何等气概！譬如美国弹劾权，付之立法上议院议决，上议院三分之二裁可，此等案件开国以来不过数起，他则付诸司法巡回裁判官之处理贪官污吏而已。英国弹劾亦在贵族、平民两院，关于皇室则在御前议政院，亦付诸立法也。如我中国，本历史习惯弹劾鼎立为五权之监察院，代表人民国家之正气，此数千年制度可谓世界进化之先觉。
“曰考试权。中国历代考试制度不但合乎平民政治，且突过现代之民主政治。中国自世卿贵族门阀荐举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尤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朝为平民，一试得第，暮登台省；世家贵族所不能得，平民一举而得之。谓非民主国之人民极端平等政治，不可得也！美国考试均有学校教育付诸各省，中央不过设一教育局，管理整齐，故官吏非由考试，而由一党之推用；唯司法有终身保障。英国永久官吏制度，近乎中国之衙门书吏制度，非考试制度。唯唐宋以来，官吏均由考试出身。科场条例，任何权力不能干涉。一经派为主考学政，为君主所钦命，独立之权高于一切。官吏非由此出身，不能称正途。士子等莘莘向学，纳人才于兴奋，无奔竞，无徼幸。此予酌古酌今，为吾国独有，而世界所无也。
“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为世界国家所有；监察、考试两权，为中国历史所独有。他日五权风靡世界，当改进而奉行之，亦孟德斯鸠不可改易之三权宪法也”。（7）
中国监察、考试两大制度的发明与使用，在促进社会良性发展方面，意义深远。即使在皇权时代，监察制不仅监察各级官员，在吏治清明时期，皇帝也在监察之列，历史上也曾留下不少批鳞谏诤的光辉篇章。比如魏徵之与唐太宗。魏徵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诤臣，唐太宗是一位虚怀若谷能纳臣子之谏的明君。遇事，魏徵常常犯言直谏，唐太宗则能怒而不纠其“罪”。魏徵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谏太宗十思疏”，作为政论名篇被收入《古文观止》，同时还留下了“谏太宗十不克终疏”的杰作。李世民将此篇书于屏风之上，以资随时阅而反思。
考试制度，打破了世卿、贵族、门阀对于政治仕途的垄断，打破了平民不能参与政治的历史陋习。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对于平民百姓是何等的鼓舞！为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前进注入了无法估量的活力！当历史进入中华民国民主宪政时代，我们不妨将其改写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国会堂，公仆本无种，国民当自强”！如此，仍然不失为勉励后生，促其上进的鼓舞作用。
孙中山先生在为中华民国立法时，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吸纳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理念，创立起自己的五权宪法学说。尽管一九○六年十二月在东京举办庆祝《民报》创刊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向与会同志概括讲述了五权宪法，希望大家研究完善；此前此后又同有关人士谈论五权宪法，说明应当创立五权宪法的理由与必要。然而所有举措，并未能引起辛亥同仁们的深刻认识，更不必说进一步去研究完善了。因此民国元年，在制定《临时约法》时，宋教仁与胡汉民几经争论，无法争论出头绪与结果。最后孙中山先生指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可谓是比较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进一步。但我鉴于古今中外政治上之利弊得失，创制五权宪法；非如此则不足以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而却是非一蹴可几。我今只说要定一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以表示我党国民革命真意之所在；一以杜防盗憎主人者，与国民共弃之”。
为使国民明了何谓“五权宪法”，以便制订中华民国的宪法，一九二一年四月四日，孙中山先生在广东省教育会又作“五权宪法”专题演说：“今天讲题为‘五权宪法’。五权宪法是兄弟所创造，古今中外各国从来没有的。诸君皆知近世一二百年来，世界政治潮流趋于立宪。“立宪”二字，在我国近一二十年内亦闻之熟矣。到底什么叫做宪法？所谓宪法者，就是将政权分几部分，各司其事。各国宪法只分三权，没有五权。五权宪法是兄弟所创造。自兄弟创出这五权宪法，大家对之都很不明白。到底五权宪法有什么来历？讲到他的来历，兄弟可以讲一句实在话，就是从我研究所得思想中来的。至讲到五权宪法演讲一层，十数年前在东京同盟会庆祝《民报》周年纪念的时候，兄弟曾将五权宪法演讲一过。但是兄弟虽然演讲，在那个时候大家对于这个事情都没有十分留心。此事说来已十余年了。在当时大家的意思，以为世界各国只有三权宪法，没有听见讲什么五权宪法的，大家觉得这个事情狠奇怪，以为兄弟伪造的。但兄弟倡此五权宪法，实有来历的，兄弟倡革命已三十余年，自在广东举事失败后，兄弟出亡海外；但革命虽遭一次失败未成，而革命的事情仍是要向前做去。奔走余暇，兄弟便从事研究各国政治得失源流，为日后革命成功建设张本。故兄弟亡命各国的时候，尤注意研究各国的宪法，研究所得，创出这个五权宪法。所以五权宪法可谓是我独创的。
“当美国革命脱离英国之后，创立一种三权宪法，他那条文非常严密，即世人所称之谓“成文宪法”。其后各国亦很效法他订定一种成文宪法，以作立国的根本法。兄弟亦尝研究美国宪法。而在美国的人民自从宪法颁行之后，几众口一辞，说美国宪法是世界最好宪法。即英国政治家，也说自有世界以来只有美国的三权宪法是一种好宪法。兄弟曾将美国宪法仔细研究，又从宪法史乘及政治各方面比较观察，美国的三权宪法到底如何呢？研究的结果，觉得他那不完备的地方狠多，而且流弊亦不少。自后欧美的学者研究美国宪法，所得的感想亦与我相同。兄弟以最高尚的眼光、最崇拜的心理研究美国宪法，毕竟美国宪法实有不充分之处。近来世人亦渐渐觉察美国的宪法是不完全的，法律上运用是不满足的。由此可见，凡是一个东西，在当时一二百年之前以为是好的，过了多少时候，或是现在亦觉得不好。兄弟比较研究之后，有见于此，想来补救他的缺点；即美国学者也由此思想。然而讲到补救的事，谈何容易。到底用什么法子来补救呢？既没有这样的书可以补救，又没有什么先例可供参考。
“说到这里，兄弟想到从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位教授喜斯罗，他着了一本书名叫《自由》。他说三权是不够的，他主张四权。他那四权的意思，就是将国会的弹劾权取出来作个独立的权。他的用意，以为国会有了弹劾权，那些狡猾的议员往往行使弹劾权来压制政府，弄到政府动辄得咎。他这个用意亦未尽完善，但是兄弟觉得他这本书在美国固可说已有人觉悟到了，他们的宪法不完全，想法子去补救。但是这种补救方法仍是不完备。何以言之？在美国各州，有许多官吏是由民选而来。但是民选是狠繁难的一件事，民选的流弊亦狠多。于是想出限制人民选举的法子：要有资格才有选举权；以财产为资格者，必有若干财产才有选举权，没有财产的就没有选举权。但这种限制选举与现代的潮流平等自由主旨不合，且选举亦很可作弊，而对于被选的人民，亦没有方法可以知道谁是适当。想补救他，单单限制选举人亦不是一种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限制被选举人。人民人人都有选举权，这个就是“普通选举”，即是近日各国人民所力争的。但是普通选举固好，究竟选什么人好呢？若没有一个标准，单行普通选举，毛病亦多，而且，那被选的人不是仅仅拥有若干财产，我们就可以选他。兄弟想：当议员或作官吏的人，必定要有才有德，或有什么能干，若是没有才没有德，又没有什么能干，单靠有钱是不行的。譬如有这种才德、能干资格的人只有五十人，即对于这种资格的人来选举。然则取得这种资格的人如何来定呢？我们中国有个古法，那个古法就是考试。在中国，从前凡经过考试出身的人算是正途，不是考试出身的不算正途。（自隋唐以至于清末，一直实行开科取士，选拔人才的制度，——笔者）……在共和时代考试倒不可少。于是兄弟想加一个考试权。考试本是一个狠好的制度，是兄弟亡命海外的时候，考察各国的政治宪法研究出来的，算是兄弟个人所独创，并没有向那一国学者抄袭的。兄弟想这个制度一定可以通行有利。
“从前在东京同盟会时，本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党纲，预计革命成功就要实行五权宪法。不想光复之后，大家并不留意及此，多数心理以为推翻满洲就算了事。所以民国虽成立了十年，亦没有看见什么精神，比前清更觉得腐败。这个缘故，我们就可以知道，兄弟细说必以五权宪法为建设国家的基础。我们有了良好的宪法，终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家。
“自兄弟发明五权宪法并演讲之后，一般人对于这个五权宪法都不很清楚。即专门学者亦多不以为然。记得二十年前有个中国学生，他本是大学法科毕业，在美国大学亦得了法学士的学位，他后来还想深造，又到美国东方的一个大学读书。此人兄弟在美国纽约城遇见，兄弟问他：“此回你又入美国东方的大学预备研究什么学问？”他说想专门学宪法，兄弟听他说是要学宪法，就将我之五权宪法说与他听，足足与他讨论了两星期。他说这个五权宪法比什么都好。兄弟心喜他既赞成这个五权宪法，就请他到了学校里，将这个五权宪法详细研究。其后他就在美国东方耶路大学（今译耶鲁大学——笔者）三年毕业，又得了个法律博士的学位。这耶路大学是美国东方很有名誉的大学，他得了这个大学的博士学位，他的学问自然是很好的。他自耶路大学毕了业，后来他又到英国、法国、德国考察各国的政治宪法。辛亥革命成功，他亦回到中国，兄弟又遇见了他，我就问他：“当日你固赞成我的宪法，现在你研究之后，可有什么心得？”他说：“五权宪法，各国都没有这个东西，这个恐怕是不能行的。”当时兄弟听了这话，就很不以为然。谁知我们那班同志听了他的话，以为这位法律博士说各国都没有这个东西，想来总是不大妥当，也就忽视这个五权宪法了。还有一个日本的法律博士，兄弟在南京的时候请他做法律顾问，有许多法律上的事情想与他商量。后来讨袁之役，兄弟亡命在东京，遇到了这位博士。他问兄弟什么叫五权宪法，兄弟就与他详细讲解，相处三个月的功夫，合计讲解总在二三十小时，后来他也就明白了。此时，兄弟觉得法律博士，还要讲了许多的时候才能明白，若遇着一班普通人民又将如何？难怪他们不懂了。适才说的这两个博士，一个是中国的博士，一个是东洋的博士。那中国的博士，在纽约遇着他的时候，讨论了两个星期，他很赞成这个五权宪法。在这个时候，他不过是个学士的学位，只算是半通的时候，待他得了博士的学位，可算已到大通的时候了，他说各国没有这个东西。又那个日本的博士，兄弟与他研究了好几个月的功夫，他才明白。兄弟想这个东西实在很难，现在虽没有人懂得，年深月久，数百年或数千年以后，将来总有实行的日子。
“我们要想把中国弄成一个庄严华丽的国家，我们有什么法子可以使他实现呢？我想亦有法子,而且并不为难，只要实行五权宪法就是了”。（8）
孙中山先生觉得，在东京庆祝《民报》周年纪念时演讲五权宪法之后，到一九二一年差不多快二十年了，而赞成五权宪法的人仍是寥寥，可见他们心中都不以为然。更由此可见研究一门新学问，创建一个新学说，要使一部分人“后知后觉”起来，也是太不容易了。若再就五权宪法讲五权宪法，恐怕是越说越不明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于是孙中山先生决定从历史的角度、政治的层面着眼，采用比喻的方法，对五权宪法做详细说明：“诸君想想，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宪法呢？要知道我们要宪法的用意，应先把几千年来的政治取来看看。政治里面有两个潮流，一个是自由的潮流，一个是秩序的潮流。政治中这两个力量正如物理之有离心力与归心力。离心力之趋势，则专务开放向外；归心力之趋势，则专务收合向内。如离心力大，则物质必飞散无归；如归心力大，则物质必愈缩愈小。两力平均，方能适当。此犹自由太过，则成为无政府；秩序太过，则成为专制。数千年的政治变更，不外夫这两个力量的冲动。中国历史，是从自由而入于专制；西国历史，是从专制而入于自由。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唐虞之世，尧天舜日，号为黄金世界，极平等自由之乐。而降及后世，政治弄到如此不好，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其故就是人民享得自由太多，因此而生厌，遂至放去其自由，而野心之君主承之，以致积而成秦汉以后之专制。外国的政治乃从专制渐趋自由，其始人民有不堪专制之苦，故外国有句话叫做“不自由毋宁死”。他的意思，是人民不能自由，宁可死去。此可见当时外国政治专制之烈也。中国的政治是由自由而进于专制。中国古代人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原是很自由的。而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亦是表示人民极自由的意思。当时的人民有了充分的自由，不知自由之贵，至今此习仍存，故外人初不知其理，甚异中国人民之不尚自由也。若在欧洲的历史，则与此不同。欧洲自罗马亡后，其地为各国割据，以人民为奴隶，在近世纪的时候有许多战争发生，都是为自由而战。
“兄弟从前倡革命，于自由一层没有什么讲到，因为中国人只晓得讲改革政治，不懂得什么叫自由。中国历代皇帝，他只晓得要人民替他完粮纳税，只要不妨碍他祖传帝统就好，故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晓自由。近来有几个少年学者，得了点新思想，才晓得“自由”两个字。本来中国人民是不须争自由的。如诸君在此，晓得空气是什么东西。空气要他作什么？我们在这房子里空气是很够的，人之在空气中生活，如鱼之在水中生活，鱼离水就要死，人没有空气，亦是要死的。但人不晓得空气之可贵，到底是个什么呢？因为空气不竭也。……欧俗人不自由，故争自由。中国人尚不竭自由，故不知自由。这个两种的潮流，一专制，一自由，就是中国与欧洲不同的地方。
“政治里面又有两种人物，一是治人者，一是治于人者。孟子所谓“有劳心者，有劳力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必有知识，治于人者必无知识。从前的人可说是同小孩子一样，只晓得受治于人，现在已渐长成，大家都明白了，已将治人与治于人的阶级打破。欧洲近世纪已将皇帝治人的阶级打破，人民才得今日比较的自由。兄弟这个五权宪法，亦是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实行民治的根本方法”。（9）
宪法最早创始于英国，英国自大革命后，将皇帝的权力渐渐分为几个部分，各司其职，各行其事，好像三权分立一样。其实英国人并不知其为三权分立。斯后，法国学者孟德斯鸠着了一部书叫做《法意》，有人亦叫做《万法精义》，发明了三权分立的学说，主张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孟氏三权分立学说发明不久，就有美国革命成功，美国人民即根据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用很严密的文字制定出成文宪法。而英国的宪法并没有什么条文。孙中山先生认为：英国以人为治，美国以法为治。英国虽是立宪的鼻祖，然没有成文的宪法。以英国的不成文宪法，拿来与我们中国的宪法作比较，我国自隋唐以来也是有三权宪法的：其一、君权——兼立法、行政、司法之权；其二、考试权——实行科举制度，破除世卿贵族门阀世袭旧习，三年一科，通过考试，量才录用。其三、弹劾权——朝廷设有专管弹劾的官，如台谏、御史之类，虽君主有过，亦可冒死直谏，风骨凛然。
那么，宪法究竟是什么呢？若就通俗生活而言，她不过是一种用来帮助人民过好日子的器物而已。孙中山先生曾形象地把她比作机器：“宪法的作用犹如一部机器，兄弟说政府就是一个机器。有人说尔这个比喻，真比方的奇。不知物质有机器，人事亦有机器。法律是一种人事的机器。就物理而言，支配物质易，支配人事难。因科学发明，支配物质很易，而人事复杂，故支配人事繁难。宪法就是一个大机器，就是调和自由与统治的机器。我们革命之始，主张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就是民族、民权、民生。美国总统林肯他说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兄弟将他这主张译作“民有、民治、民享”。他这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兄弟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要必民能治才能享，不能治焉能享？所谓民有总是假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今欲破除之，亦未尝无方法。人力非不可以胜天，要在能善用不能善用耳。世界有千里马，日能行千里，有鸟能飞天、鱼能潜海，人则不能。假如我们人要日行千里，要飞天，要潜海，我们能不能呢？兄弟可以说能，我们只要用机器就能。我们用一辆自动车，何止日行千里；我们用飞行机，就可以上天；我们用潜航艇，就可以下海。这个就是人事可以补天功。……我们现在讲民治，就是要将人民置于机器之上，使他驰骋翱翔，随心所欲。机器是什么？宪法就是机器。如：五权宪法（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弹劾权、考试权）。
“这个五权宪法，就是我们的摩托车、飞机、潜艇。五权宪法，分立法、司法、行政、弹劾、考试五权，各个独立。从前君主的时代有句俗话叫‘造反’，造反就是将上头的反倒下头，或是将下头的反倒上头。在从前的时候，造反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这五权宪法，就是上下反一反，将君权去了，并将君权中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提出，作三个独立的权。行政设一执行政务的大总统，立法就是国会，司法就是裁判官，与弹劾、考试同是一样独立的。……你想治国，就要用这个治国机关的机器”。（10）
三民主义的核心是民权，民权的根本是民治，民治的基础是县治。孙中山先生说：“这个（五权宪法——笔者）就是治国机关。除宪法上规定五权分立外，最要的就是县治，行使直接民权。直接民权才是真正的民权。直接民权凡四种：一选举权，一罢官权，一创制权，一复决权。五权宪法如一部大机器，直接民权又是机器的制扣。人民有了直接民权的选举权，尤必有罢官权，选之在民，罢之亦在民。什么叫创制权？假如人民要行一种事业，可以公意创制一种法律。又如立法院任立一法，人民觉得不便，可以公意起而废之，这个废法权叫做复决权。又立法院如有好法律通不过的，人民也可以公意赞成通过之，这个通过不叫创制权，仍是复决权。因为这个法律仍是立法院所立的，不过人民加以复决，使他得以通过。就是民国的约法，也没有规定具体的民权；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所主张，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负这个责任。
“前天当在省议会将五权宪法大旨讲过，甚望省议会诸君议决通过，要求在广州的国会制定五权宪法，作个治国的根本法。今天兄弟是就侧面的观察来讲五权宪法，因时间短促，意尚未尽，希望诸君共同研究，并望诸君大家都来赞成五权宪法”。（11）
此前，于一九一八年二月七日，宴请国会及省议会议员，孙中山先生在演说时特别强调：“自科学发明以后，吾人所应作者何事，以一般人之眼光看来，自应拿出一定的计划来做。质言之，现在我们非从民权上着手不可。即以民权主义为我中华民国建国之方针可也。但我国原系老专制国，完全为人治人力。今日所望者，则在议员诸君仍以人力觅一立国的基础。基础谓何？则宪法是也。
“国家宪法良，则国强；宪法不良，则国弱。强弱之点，尽在宪法。……诸君于此当知美国宪法，完全为保护民权。今日创造中国、创造宪法，责任在诸君身上，其责任厥有两端：（一）须知我们为二十世纪的人类；（二）所产宪法，当驾乎欧美各国以上，非复十八世纪之陈腐不堪。藉以表示我中华民国为文明开化最早之国也，我国历史上良法美意亦至伙”。（12）
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四十年，对其创立的“五权宪法学说”，多次向国人讲解、谈论，期望在中华民国开国后，制订五权宪法，作为民主宪政、治国理事的根本大法。不意“曲高和寡”，孙先生生前未能如愿！只是播下这颗优良的种子，以待在历史的沃土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中华民国开国之时，中山先生与辛亥先贤们按照三民主义的革命宗旨，确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主权在民、民主宪政的国体政体从此诞生，于是制订中华民国宪法，即成为依法治国的根本。遵照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学说”，制订充分体现民主宪政精神的宪法，本是一项严肃而神圣的工作。但是，由于民初乱局的出现，制宪竟一度成为一帮亡国大夫们用于攫取私利的掌中玩物。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年12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四届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中提议起草宪法及召开国民大会，以结束党治，还政于民。最后决议以原则二十五条，交由立法院起草宪法。翌年，立法院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宪工作才步入正途，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制定由此开始。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5日，由国民政府公布宪法草案，史称“五五宪草”。五五宪草由孙科主持制订，基本上反映了孙中山五权宪法的思想，是在正式的《中华民国宪法》颁布前所拟定的宪法草案之一，是五权宪法的正式草稿。
其间，既有苏俄颠覆、又有日本侵略；既有军阀叛乱、又有中共造反。待抗战胜利，辗转又是十几个春秋。直到一九四六年，制宪工作才再度摆进中华民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一九四六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会议议定对《五五宪草》进行审议和修订，然后提交“国民大会”审议。
同年4月政治协商会议宪草审议委员会，推举第三党（民主社会党）成员张君劢先生作为执笔人，对五五宪草进行修订。张君劢先生是一位胸怀宽阔的人，又是一位研究世界各国宪法，且深得其精髓要义的大家。张先生认为：我们生长在中华民国，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创造是由中山先生发动的。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从清末到抗战之中，一直是形成政治上一种大力量。一个政治上的大领袖，他的政治学说无论如何完备，决不能拘文牵义适用于复杂的机构与广大的国家身上的。对于中山先生的遗教，已经有所成就的，大家要明白承认；他遗教中不能适用于今后的，也要明白说出，使今后有所改进。这是我们起草新宪法的态度。
张君劢以他严谨的治学风格，于一九四六年完成对五五宪草的修订。是为“政协宪草”。一九四六年11月―12月在南京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以这部宪草为基础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12月25日三读通过。
一年后生效的《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国民主宪政的艰难道路上划时代的一步。中华民国从此进入宪政时代！
孙中山先生其所以谆谆教导国人，一定要努力制订一部驾乎欧美之上的中华民国宪法者，其根本在于：宪法为国家之正宗大法，宪法的功能之一，即是保障民权。当今世界，凡民主国家无一不具优良宪法，公民所有权利皆可得到充分享受。然而，在现存的诸多专制国家中，他们也有宪法，也曾数度修宪，就一些条文而言，也不能说不是优良的宪法，然而，公民却享受不到宪法中所规定的应有权利。何也？宪法精神虽同，政治制度异也！故而一为真正之宪法，一为一纸之空文。两种制度，两重天地。因此当今世人就无一不向往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政治制度了。
当年孙中山先生看透的世界潮流，时至今日，仍然是浩浩荡荡，一往无前！
（ 2010年1月10日于西安 ）
注释：
（1）（2）《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之“荀淑传”（中华书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
（3）《汉书．贾谊传》（中华书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
（4）《孙中山全集》第一卷P323页：“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5）《孙中山全集》第一卷P319页：“与该鲁学尼等的谈话”（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6）（7）《孙中山全集》第一卷P444页：“与刘成禺的谈话”（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8）（9）（10）（11）《孙中山全集》第五卷P486页：“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12）《孙中山全集》第四卷P330页：“宴请国会及省议会议员时的演说”（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转载自《黄花岗杂志》第三十三期
责任编辑：张宪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