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游记.江亢虎-1935年出版的《台游追记》(1)

作者 Tony 撰文、图、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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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最近在网路搜寻资料时,无意间找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江亢虎撰写的《台游追记》。

民国二十三时,江亢虎来到台湾旅游,停留十几天(8月22日-9月9日),游历台湾各地。 返回中国之后,隔年出版《台游追记》,写出他在台湾游历的各种见闻及感想。全文分60节,约二万字。

江亢虎,原名绍铨,号洪水、亢庐,祖籍安徽省,生于江西省的仕宦之家。清末进入仕途, 为朝廷四品官员,曾在北京创办三所女学校,成为当时学界佳话。

民国建立后,江亢虎创立“中国社会党”,积极从事政治运动,为当时政坛闻人,后来因政治失势而转往学术界发展。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中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亲日政权,江亢虎受汪精卫邀请,出任要职。 民国三十四年(1945),日本战败投降,江亢虎被以汉奸罪名起诉,判处无期徒刑。1954年, 因营养不良及肺结核死于上海监狱中。江亢虎一生命运多舛,在动荡的时代,人生以悲剧收场。

孔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虽然江亢虎身后蒙被恶名,然而他所著作的《台游追记》确实是台湾少见的日治时代游记, 不应因此而被忽略埋没。 江亢虎在台期间所见所闻,所写下的想法及看法,今日的读者未必尽能认同,而所珍惜的是, 透过他写的这本书,让我们可以透过第一手的文字资料,穿越时空,一窥日治时代台湾社会的风貌。

《台游追记》书写使用的文体为当时已渐流行的白话文,但仍参杂许多文言文,为了便于现代读者阅读, 我将原书翻译为现代中文,并根据文中所述的景点,附以相关的老照片,以提供读者阅读时参考。

《台游追记》(江亢虎原著,Tony翻译)

01.台游动机

这次南游,从汕头到厦门,本来是受到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博士的邀约, 但因为沿途逗留,抵达厦门时,学校早已放暑假了。

又因为大学的校舍离市区较远,交通不便,于是我被邀请住宿于青年会。 不久又移居到虎头山的中华中学。

中华中学校长王连元,是昔日我在上海南方大学的学生(注:江亢虎于1922年创办上海南方大学, 并出任首任校长。), 学校的同事也很多是南大毕业的同学, 而且有台湾籍的林惠泉、许希莲等人,而我又遇见已认识二十年的老朋友,是社会党的同志, 闽南耆老会干事许冀公。厦南女学校校长余佩皋女士,听到我到访,也前来与我会面。

许冀公是台湾宣布独立(注:1895年台湾民主国)时的领袖之一, 余佩皋女士的丈夫庄惠泉也是生长于台湾, 他们都鼓励劝我前往台湾一游,并介绍台湾那边的亲友给我认识。

我的旅游足迹几乎遍布全世界,而平生还没有去过台湾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岛与, 极想要一观当地的野番原始的生活、荷兰人的殖民法度迹、郑成功的开拓功迹、清政府的经营遗迹,以及四十年来被日本人统治下的现状,于是就决定前往台湾游览。

02.护照手续

中国人进入台湾,台湾人来中国,都须办妥护照,得到双方主管官厅的签证核准,然后才能购买船票, 不像中国与日本之间交通往来不用护照较为便利。华工办理进入台湾的护照,一向归由日本人经营的南国公司包办这项业务,每人收取规费五元;普通旅行护照,则由厦门特种公安局发给,收费四元,然后再往日本驻厦门领事馆签证, 亦收取四元签证规费。

我这次的护照系委托厦门青年会总干事沈志中代为办理,过程极为简便顺利,往日本领事馆办理签证时, 也完全没有受到任何拖延或为难。日本驻厦门领事塚本毅亲自接见我,招待殷勤, 又为我写了几封介绍信,证明我的身份与地位,他的热忱实在令人感动。

03.舟中一夜

福州、厦门每个星期都有日本轮船直航,从福建渡海到台湾,一夜就可以抵达台湾北部的基隆(本名鸡笼), 或台湾南部的高雄(本名打狗)。

厦门虽然是通商的要港,然而除了太古公司之外,各个船公司都没有专属码头, 而且没有自备渡轮,都须乘坐当地四大家族垄断的舢板船,上下轮船非常不方便。

民国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午,我乘坐大阪商船凤山丸(注:凤山号)启航, 南大同学会、青年会,以及新旧友人来送行的有二、三十人。同行的有学生蔡重光,是当地的布商, 自备旅费,愿意随我前往台湾游览。才一上船,就有日本领事馆所属高等特务(特别侦探)、水上警察等人前来盘查, 诘问详细,问及我的年龄,颇怀疑我虚报年龄,说我看起来只像是三十几岁的人。幸好同船的有一位日本煤炭商人木村先生, 年龄七十三岁,脸色红润,满头黑发,耳目聪明,手脚灵活,看起来像五十几岁的人,可以做为有力的佐证,所以我才没被刁难。

我问木村先生维持健康的养生之道。他回答说:“谨慎起居,节制饮食,减少嗜欲,消除忧忿。”四句话而已。 在船上四处眺望,风景极佳,海上的岛屿颜色青翠,渔船在海风中随波上下。听说没有轮船的时代,福建人渡海到台湾, 如果遇到顺风,三天可以到达。天气晴朗时,登上厦门最高处,可以隐约望见远处的海平面有一线地痕。 有人说,古代人所称的“蓬莱”,就是“新高砂”(台湾的别名)。

04.基隆登陆

第二天清晨破晓时,轮船抵基隆。六时左右,停泊在海上,有有日本海关警署及医官等人, 乘坐小船前来,登船检查护照(日人称为名为“旅行券”)及种牛痘证明书。

虽然有证书,但医官仍然一一诊察,警员一一盘问,盘查完毕,轮船才准许进港停泊。

我们的行李由轮船公司包运,通过税关,送达住处。行李每件定价三角,海关检查非常严厉, 对于印刷书刊、照相机尤其特别注意。我早就有所听闻,预先将所携带的书刊封存,寄放于海关,以免被打开检查,惹来麻烦。 而随身的信札、日记、相片则被海关逐一翻阅,并且用光探照检查,通关非常耗费时间。

中华总会馆总干事林梧村,事先收到电讯,远从台北前来迎接。我们一起前往基隆的中华会馆稍作休息, 在台湾的华侨为我举办欢迎茶会,会场在一家商店的前楼,虽然茶会简单,但符合礼仪。 这一天到场的都是中华会馆的职员,以福建、广东省籍居多,也有几位是浙江及江西省籍。 询问他们的职业,则各行各业都有,但很少有大企业家。茶会的主持人是易炳汉先生, 国语流利,办事周到,是一位人才。

05.基隆交通

基隆是台湾北部第一商港,而且是要塞司令部的所在地。

自从前年(1932)以来, 基隆港濬深海口,增筑码头,使大轮船可以出入停泊。

日本邮船、大阪商船都有定期航线,除福州、厦门每周一次的航班之外, 并可直通香港、菲律宾、上海、青岛、天津、大连、及日本各口岸。 其余则须由上述的各港口再转乘两公司其它航线的轮船。

基隆全市人口还不到十万人,然而交通、教育、卫生、慈善机构,种种设备,应有尽有。从厦门到基隆, 一水之隔,一夜的行程,感觉两地气象截然不同。

由基隆往全台首府的台北市,有火车、电车、长途汽车,每半小时一开,约一小时可达。 林梧村预约叫客汽车(日本称汽车为“自动(人+动)”车,而脚踏车名为“自转车”。), 除司机以外,一辆车可以乘坐五名乘客,每人车资仅五角。 沿途所见的乡村风景,农家外观与闽南的漳州、泉州等地完全一样,只是公共建筑及都市的外观,都已成为日本建筑风格了。

06.台北税驾(休息住宿)

台北市属于台北州,是全台湾的首要城市,总督府设在台北市。 台湾本来是福建省的一府,府治设在台南。 光绪初年(1885),升格为行省,省会移至台北。

四十年前的《马关条约》,清廷将台湾割让给日本, 以换回被日本侵占的辽东半岛。日本在台北设总督府,成为全岛的政治中心,其后逐渐发展。 并成为文化、产业中心。

我一抵达台北时,即有总督府特派员在中华总会馆等候招待, 并询问我这次来台湾游历的使命及目的。我出示日本驻厦门领事的介绍信,告知我仅是在野的民间学者, 来台做私人旅行,并没有带着任何的任务或目的,纯粹观光而已。

林梧村来到会馆,召开临时欢迎茶会,莅临的有中华会馆的职员及重要会员数十人,对我表达欢迎及崇仰之意, 我略与大家交际寒喧聊天一番,随即由林梧村介绍,前往附近的大世界旅馆住宿休息。

07.会馆组织

各国华侨皆有中华会馆的组织,以我亲眼所见,只有台湾的中华会馆最有统系,也最有权威。 因为从台湾割让(1895)以来,中国在台湾一向没有设有领事馆,侨务工作乏人主持。民国十六年(1927), 台北才开设中华会馆,台湾各地闻风而起,至今已设有三十几处会馆,并于台北设立中华总会馆,成为统辖机关。

中华总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轮流在各地会馆举行。今年春天才开过第七次大会,在新竹市举行。 总会馆执行委员总务主任林梧村,是汕头人,国民党员,是会馆的重要中坚干部。 在台华侨对内对外的所有交涉,都由会馆做为代表。中华会馆有半官式性质,亦获得日本政府的承认。 自从中国驻台领事馆成立之后,中华会馆才成为纯民间的自治与社交团体。然而因为上述历史渊源的关系, 中华会馆的事务比领事馆还要繁忙。

08.华侨现状

根据最近的统计,全台湾人口将近五百万,而汉人有四百七十万人,大多数来自闽南。 福州人、潮汕人、客家人次之;浙江及各省又次之。

台湾割让之际,日本政府准许有两年的犹豫期,让台湾人自由决定是否离去或留下。两年过后, 没有迁离台湾的居民,一律登记为日本国籍。以后中国人进入台湾,都必须申请护照,才能进入台湾。 今日在台湾的华侨,人数不超过六万人,从事工商教职或各行各业都有,但没有大资本家大企业家。

在台的华侨也大多数是闽南人。血统、语言、习俗、服装,与台湾当地人相同,然而因为属于不同国籍,法律待遇不平等,心态自然不同,但彼此交往还算融洽,能够相安无事, 不像有些居留在福州、厦门的台湾人仗着是日本人的身份做靠山而斗狠逞凶。 可惜在台湾的一般华侨,智识都很平常,事业也不怎么成功,很少有地位及声望显赫的人, 所以华侨在台湾并不太受到当地台湾人的重视。

09.官听招待

我是以民间私人身份前来台湾旅行,本来并没有访问当地政府机构的意思,但是台湾总督府派人来迎接问候, 自然不能失礼,因此而有所交际应酬。

于是先前往中国驻台北的领事馆,拜会总领事郭彝民。郭是长春人,留学日本,曾经处理东三省的外交工作, 刚来台湾莅任不久。

郭领事委托副领事张振汉(福建闽侯人),陪同我一起前往总督府访问,经过翻译官越村、文书官能泽的介绍, 与台湾总督府总务长官平塚广义会晤,用日语谈话。我特别表明这次来到台湾纯粹是为了观光的目的, 预定停留十几日。平塚广义是总督府最高长官,综揽所有的政务,地位相当于台湾副总督。 他代表台湾总督府,表示欢迎之意,并允诺会给予各种方便。

越村则是翻译官兼外交官,所有外国来宾都由他担任向导及招待。 总督府的建筑颇为雄伟壮观,各部门条理井然,官员及仆役都穿着制服,仅有门口有一名不带剑的警察守卫, 外来的访客可以任意直接进入各部门办公室,不会受到稽查,也不会通报上级,丝毫没有中国军政机关警备森严的情况, 而且也不如各国驻华使领事馆的威严。这种情形真的很特殊。

10.领馆规模

中国驻台领馆设立不过三年的时间,而领事已更换过四任,人事颇多纷扰。 领事馆是承租市郊的民房,有两栋楼房,一是各职员办公会客的场所,一是领事的官邸, 略具规模。听说是今年才迁入的。原来的旧领事馆位于市区的工业区,低湿狭小,所以才迁至此处。

中国驻台领事馆有总领事、副领事、随习领事各一人来主持处理事务,雇员若干人。全台湾仅有这一处中国领事馆, 并无其它分驻处。随习领事徐源达是浙江绍兴人,留学日本,与华侨潘女士刚刚结婚不久, 颇得到台湾当地华侨的好感,现在正奉调要回到国内。

馆事的工作看似简单,然而外交交涉的任务非常困难,这是因为国家无有力量,主事者也因此产生消极的想法。 在台湾的侨民觉得中国领事馆高高在上,有事时,也不太信任中国驻台领事馆。然而有一则新闻,令人增添感叹。

自从台湾割让以后,台湾人很久没有见过祖国来的使节,第一任的总领事到任时,前往各地访问, 有一位住在山区深谷的老人,拄着拐杖,走路缓慢,从很远的地方前来观看。起初看见领事穿着西装, 怀疑这并不是中国领事,询问之后,才确认是中国人,他于是大声呼喊的说:“台湾人受到压迫很久了, 今天有幸能够见到朝廷来的官员,希望可以为我们伸冤。”总领事听了傻眼,不知道如何回答。 这位乡下人从来没有离开过山区,不认识汉文,也不通日语,不知道台湾已经割让的事, 也不知道领事是什么官职。

11.市区概况

台北市分城内、大稻埕、万华三个区域,城内现在已经没有城墙围绕,但仍是台湾政治与商业的中心, 日本人(内地人)主要居住在这里,大稻埕及万华则是台湾人(本岛人)住户居多。华侨亦大部分居住在这两个区域。

万华本名“艋舺”,日本人以和语读音相似的“万华”替代原来的地名。 又例如将鸡笼改名为“基隆”,也是汉语与和语读音相同,维持原地名的发音(注: 鸡笼改名为基隆,是在光绪元年[1875年],取“基地昌隆”之意,并非日本人改名的。) 这是相当难得的做法。而打狗改名为“高雄”,打猫改名为“民雄”,则是日本所谓的训读音,采发音相似, 而地名改为较文雅的汉字。

台北全市人口不过二十六万多人(前年底统计数字),而市政修明,设备周到,街衢清洁, 屋宇整齐,衣食住行,充分无缺,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养育后代子孙。日本统治的能力,台湾被同化的速度, 实在是令人既惊奇又感叹。(~待续)

旅记日期:2013.10.14 

责任编辑:施宜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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