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最近在网路搜寻资料时，无意间找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江亢虎撰写的《台游追记》。
民国二十三时，江亢虎来到台湾旅游，停留十几天（8月22日－9月9日），游历台湾各地。 返回中国之后，隔年出版《台游追记》，写出他在台湾游历的各种见闻及感想。全文分60节，约二万字。
江亢虎，原名绍铨，号洪水、亢庐，祖籍安徽省，生于江西省的仕宦之家。清末进入仕途， 为朝廷四品官员，曾在北京创办三所女学校，成为当时学界佳话。
民国建立后，江亢虎创立“中国社会党”，积极从事政治运动，为当时政坛闻人，后来因政治失势而转往学术界发展。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中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亲日政权，江亢虎受汪精卫邀请，出任要职。 民国三十四年（1945），日本战败投降，江亢虎被以汉奸罪名起诉，判处无期徒刑。1954年， 因营养不良及肺结核死于上海监狱中。江亢虎一生命运多舛，在动荡的时代，人生以悲剧收场。
孔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虽然江亢虎身后蒙被恶名，然而他所著作的《台游追记》确实是台湾少见的日治时代游记， 不应因此而被忽略埋没。 江亢虎在台期间所见所闻，所写下的想法及看法，今日的读者未必尽能认同，而所珍惜的是， 透过他写的这本书，让我们可以透过第一手的文字资料，穿越时空，一窥日治时代台湾社会的风貌。
《台游追记》书写使用的文体为当时已渐流行的白话文，但仍参杂许多文言文，为了便于现代读者阅读， 我将原书翻译为现代中文，并根据文中所述的景点，附以相关的老照片，以提供读者阅读时参考。
《台游追记》（江亢虎原著，Tony翻译）
01.台游动机
这次南游，从汕头到厦门，本来是受到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博士的邀约， 但因为沿途逗留，抵达厦门时，学校早已放暑假了。
又因为大学的校舍离市区较远，交通不便，于是我被邀请住宿于青年会。 不久又移居到虎头山的中华中学。
中华中学校长王连元，是昔日我在上海南方大学的学生（注：江亢虎于1922年创办上海南方大学， 并出任首任校长。）， 学校的同事也很多是南大毕业的同学， 而且有台湾籍的林惠泉、许希莲等人，而我又遇见已认识二十年的老朋友，是社会党的同志， 闽南耆老会干事许冀公。厦南女学校校长余佩皋女士，听到我到访，也前来与我会面。
许冀公是台湾宣布独立（注：1895年台湾民主国）时的领袖之一， 余佩皋女士的丈夫庄惠泉也是生长于台湾， 他们都鼓励劝我前往台湾一游，并介绍台湾那边的亲友给我认识。
我的旅游足迹几乎遍布全世界，而平生还没有去过台湾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岛与， 极想要一观当地的野番原始的生活、荷兰人的殖民法度迹、郑成功的开拓功迹、清政府的经营遗迹，以及四十年来被日本人统治下的现状，于是就决定前往台湾游览。
02.护照手续
中国人进入台湾，台湾人来中国，都须办妥护照，得到双方主管官厅的签证核准，然后才能购买船票， 不像中国与日本之间交通往来不用护照较为便利。华工办理进入台湾的护照，一向归由日本人经营的南国公司包办这项业务，每人收取规费五元；普通旅行护照，则由厦门特种公安局发给，收费四元，然后再往日本驻厦门领事馆签证， 亦收取四元签证规费。
我这次的护照系委托厦门青年会总干事沈志中代为办理，过程极为简便顺利，往日本领事馆办理签证时， 也完全没有受到任何拖延或为难。日本驻厦门领事塚本毅亲自接见我，招待殷勤， 又为我写了几封介绍信，证明我的身份与地位，他的热忱实在令人感动。
03.舟中一夜
福州、厦门每个星期都有日本轮船直航，从福建渡海到台湾，一夜就可以抵达台湾北部的基隆（本名鸡笼）， 或台湾南部的高雄（本名打狗）。
厦门虽然是通商的要港，然而除了太古公司之外，各个船公司都没有专属码头， 而且没有自备渡轮，都须乘坐当地四大家族垄断的舢板船，上下轮船非常不方便。
民国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午，我乘坐大阪商船凤山丸（注：凤山号）启航， 南大同学会、青年会，以及新旧友人来送行的有二、三十人。同行的有学生蔡重光，是当地的布商， 自备旅费，愿意随我前往台湾游览。才一上船，就有日本领事馆所属高等特务（特别侦探）、水上警察等人前来盘查， 诘问详细，问及我的年龄，颇怀疑我虚报年龄，说我看起来只像是三十几岁的人。幸好同船的有一位日本煤炭商人木村先生， 年龄七十三岁，脸色红润，满头黑发，耳目聪明，手脚灵活，看起来像五十几岁的人，可以做为有力的佐证，所以我才没被刁难。
我问木村先生维持健康的养生之道。他回答说：“谨慎起居，节制饮食，减少嗜欲，消除忧忿。”四句话而已。 在船上四处眺望，风景极佳，海上的岛屿颜色青翠，渔船在海风中随波上下。听说没有轮船的时代，福建人渡海到台湾， 如果遇到顺风，三天可以到达。天气晴朗时，登上厦门最高处，可以隐约望见远处的海平面有一线地痕。 有人说，古代人所称的“蓬莱”，就是“新高砂”（台湾的别名）。
04.基隆登陆
第二天清晨破晓时，轮船抵基隆。六时左右，停泊在海上，有有日本海关警署及医官等人， 乘坐小船前来，登船检查护照（日人称为名为“旅行券”）及种牛痘证明书。
虽然有证书，但医官仍然一一诊察，警员一一盘问，盘查完毕，轮船才准许进港停泊。
我们的行李由轮船公司包运，通过税关，送达住处。行李每件定价三角，海关检查非常严厉， 对于印刷书刊、照相机尤其特别注意。我早就有所听闻，预先将所携带的书刊封存，寄放于海关，以免被打开检查，惹来麻烦。 而随身的信札、日记、相片则被海关逐一翻阅，并且用光探照检查，通关非常耗费时间。
中华总会馆总干事林梧村，事先收到电讯，远从台北前来迎接。我们一起前往基隆的中华会馆稍作休息， 在台湾的华侨为我举办欢迎茶会，会场在一家商店的前楼，虽然茶会简单，但符合礼仪。 这一天到场的都是中华会馆的职员，以福建、广东省籍居多，也有几位是浙江及江西省籍。 询问他们的职业，则各行各业都有，但很少有大企业家。茶会的主持人是易炳汉先生， 国语流利，办事周到，是一位人才。
05.基隆交通
基隆是台湾北部第一商港，而且是要塞司令部的所在地。
自从前年（1932）以来， 基隆港濬深海口，增筑码头，使大轮船可以出入停泊。
日本邮船、大阪商船都有定期航线，除福州、厦门每周一次的航班之外， 并可直通香港、菲律宾、上海、青岛、天津、大连、及日本各口岸。 其余则须由上述的各港口再转乘两公司其它航线的轮船。
基隆全市人口还不到十万人，然而交通、教育、卫生、慈善机构，种种设备，应有尽有。从厦门到基隆， 一水之隔，一夜的行程，感觉两地气象截然不同。
由基隆往全台首府的台北市，有火车、电车、长途汽车，每半小时一开，约一小时可达。 林梧村预约叫客汽车（日本称汽车为“自动（人+动）”车，而脚踏车名为“自转车”。）， 除司机以外，一辆车可以乘坐五名乘客，每人车资仅五角。 沿途所见的乡村风景，农家外观与闽南的漳州、泉州等地完全一样，只是公共建筑及都市的外观，都已成为日本建筑风格了。
06.台北税驾（休息住宿）
台北市属于台北州，是全台湾的首要城市，总督府设在台北市。 台湾本来是福建省的一府，府治设在台南。 光绪初年（1885），升格为行省，省会移至台北。
四十年前的《马关条约》，清廷将台湾割让给日本， 以换回被日本侵占的辽东半岛。日本在台北设总督府，成为全岛的政治中心，其后逐渐发展。 并成为文化、产业中心。
我一抵达台北时，即有总督府特派员在中华总会馆等候招待， 并询问我这次来台湾游历的使命及目的。我出示日本驻厦门领事的介绍信，告知我仅是在野的民间学者， 来台做私人旅行，并没有带着任何的任务或目的，纯粹观光而已。
林梧村来到会馆，召开临时欢迎茶会，莅临的有中华会馆的职员及重要会员数十人，对我表达欢迎及崇仰之意， 我略与大家交际寒喧聊天一番，随即由林梧村介绍，前往附近的大世界旅馆住宿休息。
07.会馆组织
各国华侨皆有中华会馆的组织，以我亲眼所见，只有台湾的中华会馆最有统系，也最有权威。 因为从台湾割让（1895）以来，中国在台湾一向没有设有领事馆，侨务工作乏人主持。民国十六年（1927）， 台北才开设中华会馆，台湾各地闻风而起，至今已设有三十几处会馆，并于台北设立中华总会馆，成为统辖机关。
中华总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轮流在各地会馆举行。今年春天才开过第七次大会，在新竹市举行。 总会馆执行委员总务主任林梧村，是汕头人，国民党员，是会馆的重要中坚干部。 在台华侨对内对外的所有交涉，都由会馆做为代表。中华会馆有半官式性质，亦获得日本政府的承认。 自从中国驻台领事馆成立之后，中华会馆才成为纯民间的自治与社交团体。然而因为上述历史渊源的关系， 中华会馆的事务比领事馆还要繁忙。
08.华侨现状
根据最近的统计，全台湾人口将近五百万，而汉人有四百七十万人，大多数来自闽南。 福州人、潮汕人、客家人次之；浙江及各省又次之。
台湾割让之际，日本政府准许有两年的犹豫期，让台湾人自由决定是否离去或留下。两年过后， 没有迁离台湾的居民，一律登记为日本国籍。以后中国人进入台湾，都必须申请护照，才能进入台湾。 今日在台湾的华侨，人数不超过六万人，从事工商教职或各行各业都有，但没有大资本家大企业家。
在台的华侨也大多数是闽南人。血统、语言、习俗、服装，与台湾当地人相同，然而因为属于不同国籍，法律待遇不平等，心态自然不同，但彼此交往还算融洽，能够相安无事， 不像有些居留在福州、厦门的台湾人仗着是日本人的身份做靠山而斗狠逞凶。 可惜在台湾的一般华侨，智识都很平常，事业也不怎么成功，很少有地位及声望显赫的人， 所以华侨在台湾并不太受到当地台湾人的重视。
09.官听招待
我是以民间私人身份前来台湾旅行，本来并没有访问当地政府机构的意思，但是台湾总督府派人来迎接问候， 自然不能失礼，因此而有所交际应酬。
于是先前往中国驻台北的领事馆，拜会总领事郭彝民。郭是长春人，留学日本，曾经处理东三省的外交工作， 刚来台湾莅任不久。
郭领事委托副领事张振汉（福建闽侯人），陪同我一起前往总督府访问，经过翻译官越村、文书官能泽的介绍， 与台湾总督府总务长官平塚广义会晤，用日语谈话。我特别表明这次来到台湾纯粹是为了观光的目的， 预定停留十几日。平塚广义是总督府最高长官，综揽所有的政务，地位相当于台湾副总督。 他代表台湾总督府，表示欢迎之意，并允诺会给予各种方便。
越村则是翻译官兼外交官，所有外国来宾都由他担任向导及招待。 总督府的建筑颇为雄伟壮观，各部门条理井然，官员及仆役都穿着制服，仅有门口有一名不带剑的警察守卫， 外来的访客可以任意直接进入各部门办公室，不会受到稽查，也不会通报上级，丝毫没有中国军政机关警备森严的情况， 而且也不如各国驻华使领事馆的威严。这种情形真的很特殊。
10.领馆规模
中国驻台领馆设立不过三年的时间，而领事已更换过四任，人事颇多纷扰。 领事馆是承租市郊的民房，有两栋楼房，一是各职员办公会客的场所，一是领事的官邸， 略具规模。听说是今年才迁入的。原来的旧领事馆位于市区的工业区，低湿狭小，所以才迁至此处。
中国驻台领事馆有总领事、副领事、随习领事各一人来主持处理事务，雇员若干人。全台湾仅有这一处中国领事馆， 并无其它分驻处。随习领事徐源达是浙江绍兴人，留学日本，与华侨潘女士刚刚结婚不久， 颇得到台湾当地华侨的好感，现在正奉调要回到国内。
馆事的工作看似简单，然而外交交涉的任务非常困难，这是因为国家无有力量，主事者也因此产生消极的想法。 在台湾的侨民觉得中国领事馆高高在上，有事时，也不太信任中国驻台领事馆。然而有一则新闻，令人增添感叹。
自从台湾割让以后，台湾人很久没有见过祖国来的使节，第一任的总领事到任时，前往各地访问， 有一位住在山区深谷的老人，拄着拐杖，走路缓慢，从很远的地方前来观看。起初看见领事穿着西装， 怀疑这并不是中国领事，询问之后，才确认是中国人，他于是大声呼喊的说：“台湾人受到压迫很久了， 今天有幸能够见到朝廷来的官员，希望可以为我们伸冤。”总领事听了傻眼，不知道如何回答。 这位乡下人从来没有离开过山区，不认识汉文，也不通日语，不知道台湾已经割让的事， 也不知道领事是什么官职。
11.市区概况
台北市分城内、大稻埕、万华三个区域，城内现在已经没有城墙围绕，但仍是台湾政治与商业的中心， 日本人（内地人）主要居住在这里，大稻埕及万华则是台湾人（本岛人）住户居多。华侨亦大部分居住在这两个区域。
万华本名“艋舺”，日本人以和语读音相似的“万华”替代原来的地名。 又例如将鸡笼改名为“基隆”，也是汉语与和语读音相同，维持原地名的发音（注： 鸡笼改名为基隆，是在光绪元年[1875年]，取“基地昌隆”之意，并非日本人改名的。） 这是相当难得的做法。而打狗改名为“高雄”，打猫改名为“民雄”，则是日本所谓的训读音，采发音相似， 而地名改为较文雅的汉字。
台北全市人口不过二十六万多人（前年底统计数字），而市政修明，设备周到，街衢清洁， 屋宇整齐，衣食住行，充分无缺，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养育后代子孙。日本统治的能力，台湾被同化的速度， 实在是令人既惊奇又感叹。（～待续）
旅记日期：2013.10.14
责任编辑：施宜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