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丹:中国对不法企业惩治不到位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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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5年03月22日讯】近年来,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IOCU)都会在年度报告中指出,在成员国政府对不法企业所实施的11项强制性惩罚措施中,高收入国家动辄就会采用司法手段、甚至刑法来予以严惩,而中低收入国家则倾向于使用罚款、赔偿等过于“温和”的方式。

比如说,相比中低收入国家采取“停业整顿”的措施,高收入国家的政府则“更倾向于吊销执照”;相比中低收入国家主张“民事追究”,高收入国家的政府却“更倾向于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毫不手软的刑事诉讼”;对于失去信用的企业,高收入国家的政府“不厌其烦地高频率通报,以致全社会人尽皆知”;而以中国为首的中等收入国,不仅纵容不法企业“继续合理地存在着”,并且在常规监管方面也隐藏着诸多问题。

这一统计将此二种完全对立的处理方式大而化之的归类于不同收入的国家,似乎很容易让人在“打假”与“国民收入”之间产生些许联想。事实上,无论是监管力度,还是惩罚措施,国民的收入怎样都无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假冒伪劣泛滥,消费者合法权益从未真正得到过保障的国家来说,老百姓收入的高低与否,显然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政府打假不力”的现状。

一直以来,身负监管之责的有关部门对那些制造假冒伪劣的不法企业是何等包容,相信中国的消费者都讳莫如深。且不说“中国假货世界第一”的狼藉声名已远播海外;此时,我们只需将目光停留在老百姓的“菜篮子”里或“餐桌”上,就会并不意外的发现,直接涉及到身体健康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人必须每天面对、却无从避免的燃眉之急。从农药超标的瓜果蔬菜到添加了有毒有害物质的蛋、奶、肉制品,从地沟油到转基因,中国人的饮食根本以及生命安全无不受到致命的威胁。

然而即便如此,政府在惩治的手法和程度上仍旧显得力不从心。我们似乎有理由怀疑,这种状态有悖常理。一般来说,商人在商言商,当以利益为先;因此节省成本,赚取最大的利益,也就成了他们一心追逐的目标。而作为政府,处理事务时却应正好相反,不但不能利字当头,反而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一旦市场中出现不法商人或企业,必然会依照法律条文对其严惩不怠,从源头上制止造假行为。

那些高收入、高福利的发达国家正是沿着这一正常的轨道来处理制造假冒伪劣的不法企业的,而这些国家的政府之所以能够行之有效,其根本原因不过在于该国拥有着独立的监督与司法系统。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各级职能部门也无需对上负责,只需对拥有选举权的民众负责。一家企业若造了假,坑了人,民主国家的消费者则不必担心,企业背后还能撑起一把位高权重的保护伞;被假货伤及自身利益的消费者若一纸诉状告上法庭,也不必对司法部门因受到政治势力的掣肘而无法为民做主忧心忡忡。

显然,土壤不同,人们生存的环境也会大有不同。它国民众的无需顾虑对中国人来说,却是真实存在的现实。当中共政府将集团利益,而非为民做主的职责作为立足的根本之时,那些不法企业便会欣喜的发现,跟政府做朋友已不再是天方夜谭;而当政治权贵们能够在酒桌上与司法人员觥筹交错之时,为政府输送利益的造假企业则更会高枕无忧的认为,即便触犯了法律,也不必接受严苛的处罚。于是,对他们来说,“用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也就成了企业得以继续造假的至理名言。

因此,中国的假冒伪劣才会泛滥不止,甚至流向海外。而不同体制的较量之下,人们将会清楚的发现,当自身权益遭到侵害之时,民主治下,老百姓便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而“一党专政”治下,老百姓却只能沦为待宰的羔羊,除了忍受来自各方的戕害,竟别无选择。

责任编辑: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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