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篇）
22.各教寺院
台湾佛教盛行，各宗派大概都有。我周游台湾时，参观各地寺院， 都规模伟大，虽不及中国内地山林寺宇，然而更为整齐清洁。
台北的龙山寺，是最有名的寺庙。来访时接近中元节， 庙里举行盂兰普度，各行业轮流值日，念佛斋僧，大会亲友。祭典持续整个月， 并且在夜间举行迎神庙会，提灯游行，有万人空巷的盛况。
又有一间保安宫，主祀保安大帝，不知是什么神祇。 男女进香祈祷，门庭若市。尼姑庵也是到处都有。尤其是有钱的妇女，自建斋堂，终身焚香修道， 或落发，或不落发，也广收女弟子，使斋堂后继有人。
我被招侍前往台北市郊区圆山的昭明院参观，女监院柯彩妙，三十几岁，谈吐风雅， 服装华美，打扮精心，妆扮入时。我开玩笑的对她说：“假如我是在路上遇见大师您，一定会称您贵夫人了。” 院里的素食也很美味，我接受院方招待用餐。在客堂看见我在上海的朋友钱化所绘画的四帧画，仿佛让人有他乡遇故人的感觉。
台湾男女之间的礼教非常的严格，然而浪荡的风气也很可观，这是令人可畏的矛盾现象之一。 娼妓众多，种类不一，日本政府颇为鼓舞而加以管理。最高等级的是艺妓，台湾称为“阁旦”。
中等人家有亲生女儿长得容貌美丽，往往跟着乐师学习弹唱一两年， 就可以向政府注册缴费，即可前往饭馆应征“侑酒”的职务，为饮酒的人助兴， 也可以招揽客人在自己家里开设筵席，但是不可以公然接客卖淫。
比艺妓下一等的是酌妇。这种女侍生，专门陪客人饮酒。而更下一等就是娼妇了。 另外也有一些新式咖啡馆的女服务生，名为招待，其实是在卖淫。而比起艺妓的地位更为低贱。 客人一杯啤酒下肚，就可以为所欲为，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其余例如舞场的舞女、旅馆的女侍， 也有很多在暗中兼差卖淫。现在这种风俗已经流入闽南地区。
台湾来的娼妓在闽南尤其占有优势，她们有日本领事取得治外法权的保护，不受当地司法管辖。 只要经过日本医师卫生检验合格，即可营业，不必受人中间剥削，也不畏惧流氓的滋扰，因此能够获利丰厚。
24.饭店宴会
台北最大的两家饭店，一是蓬莱阁，一是江山楼，都是台湾人经营的。 两家饭店都有大礼堂及屋顶花园，订数十桌酒席也立即可以办理。 我承蒙总领事馆、华侨团体及当地团体招待多次，都在这二家饭店举行。
江山楼的老板是吴江山，他亲自做东，准备了丰盛的酒席招待我。 饭店墙壁悬挂的都是清朝时留下来的书法绘画，是吴老板展转搜藏来的。他又即席请我挥毫书法。 于是我随口写了一首长律诗：
如此江山如此楼，中元凉月作新秋。
山鸡舞镜曾相识，海燕栖梁且莫愁。
红粉不知商女恨，青衫谁解贾生忧。
天南地北人漂泊，一曲清歌一顾休。
这时在座有一位陪酒的女子，绰号“黄鸡母治”，会说中国语，能读汉字书，并且也会作小诗。 我以一首“黄鸡母治”冠字首的七言绝句赠送给她，诗句如下：
黄尽枇杷一树金，
鸡窗风雨费沉吟。
母仪未便输翚翟，（注：翟翚泛指雉科鸟类，借指后妃穿着的高贵礼服），
治国先鸣单父琴。（注：宓子贱治单父，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后因以“单父琴”称颂地方官治绩。）。
前面作的那首诗，有很多人跟著作诗唱和，而后面这首诗，连我自己也无法再第二首了。
25.旅馆殷勤
大世界饭馆的老板陈义芬先生，是风度翩翩的乱世佳公子。割让台时，他的父亲曾参加台湾民主国独立运动， 并率领义军抵抗日本人。
事败之后遁逃，将家事托付给这个儿子。陈义芬曾经游中国南北二、三年。 自已经营矿场，开采金矿，获利丰厚。因为喜欢喝酒又好客，所以兼营旅馆，招待好友们。
我承蒙中华总会馆的介绍，前来住宿这里，颇有宾至如归的快乐。陈老板也常常来问候，并屡次请我吃饭喝酒。 我已经戒酒，又吃素食，觉得颇辜负陈老板的厚意。然而常常与老板一起交际吃饭，因而认识他的好朋友简荷生。 简荷生也是一位豪气人士，又是美术家，自然是纵情于醇酒及女色。他整天连流于温柔醉乡， 自称睡过的女人超过一千人，喝酒可以一百石（注：一石等于十斗）。 陈老板与简荷生两人都性情刚直豪爽，是同生死、共患难的至交好友。
我即将离开台湾时，陈老板向我索取书法，我写了大小十数张纸赠送给他。他坚持不肯收取我住宿期间的食宿费用， 并且与简荷生远送我至基隆港口，言语诚恳的与我郑重告别。他真是一位具有肝胆的江湖侠客啊！
26.大同讲座
我从厦门来台时，在船上遇见林云霖先生。他自称是大同促进会的发起人兼总干事。抵达台北后， 林云霖屡次前来拜访，坚持邀请我前往他所设的大同讲座发表演讲。讲座的场地就在大世界旅馆对面， 在人情上不好推辞。于是我以“新旧文化比较观”这个讲题，陈述东洋与西洋文化不同之处， 而归结于新旧思想调和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我的演沟内容并无没涉及任何时事，然后场内密布侦察警员，我说都每一句都被翻译记录，做成侦察报告， 可见得日本政府对于思想言论监察的严格程度。又有一个大亚细亚协会，也来邀请我演讲， 我则微婉谢绝，因为这个团体颇带有政治色彩。林云霖高倡中日亲善的论调，我则认为事实是最有利的宣传， 不想对此多做议论。林云霖拿纸向我索取书法。我录写《礼运》〈大道之行 〉一章致赠给他。
27.文艺座谈
台湾有很多文艺团体，近年来的新作家颇倾向于使用白话文。台北的文艺团体，因为我的到访， 联合召集各个团体，来到江山楼，举行座谈会。到场的有五十几个人，左派右派的文人都有。
席间各方所提的问题既多且重复，我因为不会说厦门语（注：此指闽南语）。 只好以书写作答，或者以日本话回答。回想起以前我曾留学日本东京，这已是三十四年前的往事了， 而且只留学一年半，其后未再前往日本；近二十年来，不曾使用过日文。 因为童年时学过日语，至今还没有完全忘记；在台期间，以往遗忘的日语，又逐渐恢复。交际酬谢时使用日语， 幸好都很得体，听到我说日语的人也都加以赞许， 认为我的口音像内地人（注：本土的日本人）。这实在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称赞。
我在座谈时，主张利用白话文，以普及通俗教育，但保存文言文，以提高文学水准。在座的人， 或者了解，或者不能了解，或者赞成，或者反对，都因为囿限于自己的门户之见而反对别人的主张。 我国青年喜欢使用白话文写作，因为白话文容易了解，容易写作，而且容易成名，这固然是人之常情。 而台湾人本来就没有学习中国白话文，而是学传统的汉文， 却偏偏勉强写北平话（注：北京话）， 以致于写出来的文章既不文言，也不白话，不南不北，不中不日，可说是事倍而功半了。
28.报馆访问
台湾有四家大的日报社，分别是《台湾新闻》、《台湾日日新闻》、《台湾新民报》、《台南新闻》。 前三家都在台北，除《新民报》之外，都是日本人经营的。
我一抵达台湾，就有各报新闻记者前来采访。 当日新闻即遍布全岛，而关于我的相片及资历，各家报社早已备妥，同时刊登。 不像我国的记者，没有事前准备，临时当面询问身家背景，仿佛像在审问囚犯录制口供。
我也依照惯例，前往各报社拜访，并承蒙各报社引导我参观，以及合影留念。台湾各报社的规模都很宏大， 报纸销路又广，这是因为资本及人才都能集中的缘故。报纸文字以日文为主，但有附有小半张的汉文版， 汉文类都文章都有日文翻译。就像中国的报纸最近也出白话文的译本，但阅读起来比原文还困难。 只有《台湾新民报》是汉文、日文版面各占一半。听说主笔者大多曾经留学中国，也喜欢使用白话文。 但因为闽南语的方言不同，发音用字，不尽合乎北平话的标准。读起来文句艰涩，不能通顺畅达， 反而不如文言文流畅。
29.诗社盛况
台湾自从割让之后（注：1895年），物质文明的发展，生命财产的安全， 都远胜过以前的清朝时代。惟有三件事最受限制。一是政治活动，一是言论自由，一是专利营业。 这三件事都是战胜者的特权，而被征服人民是不许参与享用。
近十年来，日语逐渐普及，汉文的研究及著作，亦在严格的监视之下，一般遗老及旧式文人， 于是将心情寄寓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诗词之中，然而作品只要稍涉及讽刺时政，就会立即被政府干涉。 所以诗风末流，就变成吟风弄月的作品了。 美好的古诗传统，变本加厉，每下愈况，甚至于变成歌颂盛德，鼓吹太平盛世，仿佛成了科举时代的八股文章， 实在令人瞧不起。
台湾的诗社，至今达到极盛，听说全岛有大小三百家诗社，每个诗社多者有数百人，少者也有十几人。 大概每周一课，每月一集，每年一会，出题目，限某韵，临时抽签命题，作诗考试的诗格则以七言绝句最多， 此外也有五言或七言律诗，至于古代诗歌的创作就较很少了。
创作评选获得冠军的人，则由诗社以公费提供奖金表达祝贺。每年则选录佳作，汇辑刊行。 我在台湾时，各大诗社都有赠送我诗社的作品集，都印刷精致，装订堂皇，皮面金字，精美钜制，有如高级的典籍。
台北市的郊外有大屯山，与观音山对峙，是近郊的名胜景点。市区则有新式咖啡馆，层楼耸出， 登高一望，则大屯山宛如就在院内，因此取名“大屯山”。
台北是诗人聚集的地方，有一个诗社名为“瀛社”，在大屯山开特别的会议， 以欢迎我的到访，并邀请我成为这次会议的大宗师。
我拈了作诗的题目“大屯斜照”，规定以七言长律诗创作，诗文里须含“东”字， 参加作诗比赛的社员约有四十人。主席许先生是前清秀才， 当地的士绅，他大唱中日两国亲善论，我则以屈原及杜甫这样的爱国诗人来期许瀛社的诗人们。
下午三点钟，发出试卷，五点钟收卷，六点钟揭晓及颁奖。随即聚餐，我并发表演说，然后散会。 我为大会选录了二十篇作品，我自己也根据这个题目写了一首诗。内容为：
秋阳晚照大屯东，将近黄昏分外红。
树影渐看晴翠合，岚光翻借暮云烘。
楼台金碧辉煌处，山水晶莹点染中。
遥指观音新月上。余霞成绮尚玲珑。
（～待续）
旅记日期：2013.10.15
责任编辑：施宜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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