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3月29日讯】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涌现过很多文明，其中古巴比伦、古埃及、古罗马文明没有传承下来，唯有中华文明历经风雨传承至今。这说明中国的传统和理念是最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文明。
中华文明在传承过程中，经过了一个最富盛名的唐朝。唐太宗李世民28岁登上帝位，登基不久，北方的突厥首领趁太宗立根未稳之时，率二十万铁骑围困长安。善于用兵的唐太宗处乱不惊，很快化解了危机。唐太宗因目睹了隋朝末年战乱带给百姓的疾苦，所以就想了解古时的圣贤明君治国之道。在魏徵等人的建议下，实行偃武修文，休养生息的治国政策，并请教大儒学者，学习古圣先贤的治国之道。
《唐会要》记载，唐太宗请教大儒讲解治国之道时，常是“听朝之际，引入殿内，讲论文义”，“或至夜分而罢”。尽管这些饱读诗书的大儒在“弘文馆”轮值，但他们毕竟不能时时刻刻留在太宗的身边。何况太宗理政遇到的具体问题有很多，不可能一一都要去请教，也不可能一个人读遍所有的经典史书。于是唐太宗就想，如果能编一部书，把古人的经典中对君臣之道、修身立命、安邦治国、教化民风等等对治国最有意义的内容汇总出来，这样不仅可以常常参考，也可以流传后世福祉子民。
于是唐太宗就让魏徵、虞世南、褚亮和萧德言等人把经、史、子里，有关治国安民的精要内容，从用人、教育到农业，从纳谏、德治到法治，以及军事外交、经济等内容节录出来。贞观五年，《群书治要》书成后太宗通览，赞“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太宗说能够学习古人的经验教训，使他遇到事情不会迷惑。贞观九年，唐太宗再次谈到他读《群书治要》的体会：“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把这本书作为治国的重要参考。
《全唐文》收录了唐太宗的《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其中感慨到：“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唐太宗说他年轻时喜欢带兵打仗，没有好好阅读圣贤经典，所以对古代圣贤的治国之道知道的很少，读了这部书，太宗知道了要如何治理国家。太宗命人抄写了十几部，让唐朝的太子、王公大臣览阅圣贤的教诲。
唐朝在近300年的历史中，出现了两个盛世，分别是“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盛世的基础以及理政的思想均出自于这部著作。《群书治要》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后，日本的多位天皇、大臣也都参看这部著作。同样也因这部书传递的治世精要，日本也成就了两个盛世。由日本人林信敬作了一篇校正序，就特别提到这两个盛世出现的原因，“我朝承和、贞观之间，致重雍袭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意思是日本在承和、贞观年间（约是公元834年-876年），日本社会出现了安定繁荣的盛世局面，就是因为这本书的力量所成就的。
根据日本岛田翰着的《古文旧书考》称：“《续日本后记》载：“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唐代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天皇御清凉殿，令助教（日本官名）直道宿称广公读《群书治要》。”而日本的《三代实录》云：“清和天皇贞观十七年（“贞观”是日本第56代天皇年号，相当唐乾符二年，即公元875年）四月，天皇读《群书治要》”。从中可以看出，日本的清和天皇和大臣共同研读这部书，也是当时日本皇室御前经筵里讲解的重要经典。
日本的镰仓幕府（1185年—1333年）第五代武将军金泽实时特别喜欢收藏书籍。他发现了《群书治要》觉得非常有收藏价值，于是请人抄录此书。到德川幕府时期，德川家康看到了这部书的价值，于是下令印刷了51部。到了天明元年，德川家康的一位亲戚尾张藩主有感于《群书治要》治国治家的重要意义，用了5年的时间命人把书校正后，在1786年重新刻印出版（叫做“天明本”），得以在日本广泛流传。
从唐朝末年到清朝的一千多年，《群书治要》离奇的在中土失传了。日本宽正8年（公元1796年），尾张藩主家得知此书已经在中国失传，于是就送了五部给长崎海关的掌管近藤重藏，让他转交给中华，近藤重藏后来就把这些书交给了唐商馆，由中国商人带回国内，在雍正元年带到了中国。一位清朝的大学者阮元，他编写了《苑委别藏》，其中就收录了《群书治要》。间隔一千多年后，这部著作再次传到中国。清朝经过康熙帝的治理，开创的“康乾盛世”自有一套成功的治国之道，所以并未用在治国理政上，学者参照《群书治要》用来校勘典籍。
《群书治要》一共三个部分，第一是经，第二是史，第三是子。“经、史、子”，经是经典，经者，常也，讲的是永恒不变的道理。因为道理常恒不变，所以古今通用，中外皆宜。史就是史书，历朝历代兴衰成败的经验和教训都在其中。子则是诸子百家，涉及到方方面面具体的策略。一般说的“集”是艺术、文学作品，因对治国作用不大，所以《群书治要》只选了“经、史、子”的内容。
尽管这部著作讲的是治国之要，但其中的思想和理念，对现代人如何治理企业、家庭等都是一脉相通的。一部著作，能够在两个国度均创下盛世，这本身就是奇迹。而这奇迹也说明，古代的圣贤讲述的治国之道，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常恒之理，是古代圣贤在明晓天道人道的真相后，总结出的治国治家治心的重要理念，传承给后世子孙。这也正如魏徵在这部书的序言中所说，这是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阙孙谋”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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