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4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卢晓雨、邓皓悉尼报导）澳纽军团日（ANZAC Day）是澳洲最重要的军人纪念活动，在众多游行的队伍中，一位佩戴战争勋章的穿着西装的华人走在有二战著名Catalina飞机横幅的方阵前，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叫Thomas Cheong，曾参加过二战时的空军，今年已经92岁，依旧精神矍铄，走完游行全程。
在二战中华人参战人数等约有1,000人（包括护士、后勤），许多华人战士勇敢善战，但是这些无名英雄很少被后人提起。如今重提往事，让后人记住战争的艰辛、和平的珍贵，正是Cheong先生的愿望。
Thomas Cheong先生的祖父1882年从香港来到澳洲，在达尔文市的中国城经营一家杂货店，Thomas Cheong父母结婚后，育有9个子女，Thomas Cheong生于1923年，是家里最大的男孩。1930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他们经营的店铺也逐渐败落下去，15岁时的Tom不得不去政府部门当一名小职员维持生计。
1941年底澳洲已处于日本人入侵的威胁中。1942年2月19日早上10点，Tom听到空中响起警报声，一开始还以为是美国人的飞机来了，但他看到的却是约有2百架日本飞机出现在上空，日本人投下一颗颗炸弹，街上到处都是人们惊恐的叫喊、狂奔和爆炸声。Tom慌忙中趴在一个小水沟里躲藏。
“日本人的飞机非常低，我能清楚的看到日本军机上的驾驶员面孔，对方也看到了我，他手指着我叫道：‘我会回来找到你。’然后飞机向前飞到一公里外的邮局进行轰炸。” Cheong先生回忆到。
轰炸过后，整个中国城几乎空无一人，Tom和他的侄子一起搭车先撤到达尔文80公里外的阿德莱德河畔，再撤到Alice Spring，然后才到悉尼。Tom在悉尼加入了澳洲空军，他被派到墨尔本经过训练，成为一名飞机无线电信号操作员和炮手。
Cheong先生说：“当时我没有让我父亲知道我加入空军，我自己也没有觉得害怕，因为我年轻。”
Cheong先生被送到昆士兰的Carpentaria湾空军基地，加入PBY Catalina飞机的43中队。Catalina飞机是二战时著名的水上轰炸机，机上有9名机员，包括驾驶员、无线电信号操作员、机械师和炮手等。如果炮手阵亡，无线电信号操作员就会替换上。澳洲空军43中队成立于1943年，Cheong先生的头衔是飞行官（pilot officer）。
“Catalina飞行速度很慢，只有160公里/小时，容易成为攻击目标，所以我们经常晚上执行任务。”Cheong先生说。
“当时不知道谁发明了一种啤酒瓶‘炸弹’，在啤酒瓶颈上系上一把刮胡子刀，到敌营的上空扔下‘炸弹’，‘炸弹’会呼啸而下，犹如投下真的炸弹，日本人马上躲藏起来，我们乘机寻找轰炸目标投弹。这一招很管用。”
Cheong先生的飞机到过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南中国海，最远到达菲律宾的马尼拉，他们执行轰炸日军的军舰和海港，还有营救和侦察任务等，一次任务通常会连续飞行约22-24小时。澳洲空军最多时有168架飞机，有320名空军士兵在二战中阵亡。
1944年5月4日- 8日爆发了著名的珊瑚海战，战争发生在昆士兰东北的广大珊瑚岛海域，日本人先想拿下新几内亚的首都Port Moresby，然后把它作为入侵澳洲的基地。日本人在附近集结了航母、驱逐舰、护卫舰等，而美国显然也察觉日本人的企图，他们的航母和其它舰船也出现在临近地区，双方都在寻找对方的目标，以对对方进行第一时间打击。
Cheong先生说：“我们澳洲的Catalina 43中队飞机首先发现了日本人的军舰，并通知美国人。美国空军主动进攻，击溃日本舰队。”
由于日本人在珊瑚海战惨重损失，使他们入侵澳洲的企图彻底破灭，所以这场海战对澳洲的二战历史非常重要。每年3月27日在马丁广场（Martin Place） 的无名英雄墓前纪念这场珊瑚海战，美英荷三国都会派高级军官来参加纪念那两场发生在爪哇及珊瑚海战的纪念活动。
Cheong先生一直希望能够直接驾驶飞机，他几乎每个月给总部写一封信表达此愿望。终于总部批准了，Cheong先生有机会去墨尔本参加飞行员培训。
“不幸的是，战争到45年8月份就结束了。”Cheong先生为没有机会亲自开飞机打日本人而感到遗憾。Cheong先生后期飞行驾驶培训挪到悉尼，一直到他毕业拿到飞行资格证书，成为正式飞行员。
从1948年至1961年Cheong先生在澳洲后备役部队（Reserve Army）服役，官衔为空军中校，是当时华人最高阶，后来华人军官中出现过一位少将军衔，他现也已退休。
Cheong先生从军生涯中获得澳洲政府多枚勋章，包括OAM澳洲勋章，1939-1945 Star（二战勋章），Pacific Star（太平洋战争勋章），Defence Medal（卫国勋章），War Medal（战争勋章）和Australia Service medal（澳洲从军勋章）。
如今二战已过去70年，曾经参战的二战军人留在世上也越来越少，Cheong先生最大的愿望是能够给澳洲的华人后代留下一个二次世界大战从军纪念碑，以缅怀为澳洲和平繁荣的今天做出牺牲的华裔军人。
1997年他们成立了澳洲华人退役军人委员会，Cheong先生任副主席，2000年他接任主席。Cheong先生开始不断地写信给悉尼市政府、悉尼达令港相关机构和悉尼港海岸管理局（Sydney Harbour Authority），四处奔波只为寻求筹得资金和寻得一个建造纪念碑的地方，中间经历无数次挫折，最后他们终于筹得足够资金建造这个纪念碑。2004年2月19日，在达令港边迪克森（Dixon）街的一座大楼旁，在竖立的一块刻满504名澳洲华人参加第一及第二次大战军人名字的纪念碑前，举行隆重的揭幕典礼。他希望每年澳洲国庆日，有更多华人前去纪念碑观礼致敬。
Cheong先生说：“之所以选定2月19日这天为纪念碑落成典礼，由于这一天是日军第一次轰炸达尔文（Darwin）日子。那天恐怖景象历历在目，好像那200名敌军在军机上直指着我：‘我会回来找到你。’也正是这天的经历，也促使我不久加入澳洲空军抗击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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