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致远:六四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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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5年06月02日讯】1989年春夏之交,我正上初二,作为在省城旁边的乡镇中学,虽然消息没有那么灵通,但省城和北京的学生运动依然成为很多高年级学生关注的话题。那时我和哥哥住在一起,他是高年级的学生,每天晚上都有几个交好的同学来宿舍聊天,而哥哥那时是个武术和气功爱好者,对生命奥秘的兴趣与年轻人对未来的向往交织在一起,成为他们每天交流的动力,也成为我开阔思想的肇始。

回想起来,在他们的话语中没有民主、人权之类的语言,对于乡村的读书郎来说,他们的词汇不会超出教科书,父母亲勒紧裤腰带给读书,目的是让跳出农门谋未来。他们不会想到如此艰难的困窘恰恰是这个制度的“馈赠”。不公的社会制度在他们出生前就存在,仿佛与生俱来的一样。因此,虽然生活艰苦,也只想着“比起父母回忆起的可怕饿肚子情形,已然好了很多。”饥饿和恐怖是他们父母亲过去几十年记忆最深的印象。

省城虽然只有十几公里,对大多数学生来说仿佛是另一个世界。城乡二元制的鸿沟不仅在行动上限制了人们,也从思想上禁锢了人们,即便在省城边上,也很少有人到省城去,去的都是乡村的集市。

大约在5月份,班主任在班上要求学生不要参加游行示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对于十来岁的孩子来说,完全是多此一举,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游行示威,但这个政权却没有忘记我们,或者说这个政权的监控触角无远弗届,它像一个看不见的巨兽注视着每一个草民,哪怕你是不谙世事的屁孩,也必须在视线之类,因为你很可能成为揭开皇帝新衣的男孩。

六四”过后,班主任拿着一个小册子,经常在班上读中央的文件,以及“反革命暴徒”如何虐杀解放军战士,战士们如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要大家表态。当时感到这些“反革命暴徒”真的是太残忍了,为什么解放军战士不开抢呀。为此还和一个高一同学辩论,说就要对这些“反革命暴徒”镇压,因为他们太残忍了。

对“反革命暴徒”的仇恨在孩子们的心中发芽了,我们不经意间被引导进党要求的“政治正确”里:需要你,哪怕是个孩子也要你参与政治;相反的,剥夺你的话语权时,又说你的言论是参与政治。翻云覆雨,只在掌股之间。信息的封锁使得莫名的仇恨就这样产生了,犹如以前中共所发动的一场场残酷的整人运动。仇恨建立了,但却不允许讨论,因为谎言难以天衣无缝,但没有信息的交流,谎言就会继续,因为你没有获得改变仇恨的证据。

大学时,教我们法律常识的老师就参加过“六四”,他的课同学们最喜欢听,诙谐生动。他没有我印象中暴徒的形象,而且当有同学受流氓地痞欺负时,他还为同学打抱不平。那时就想,或许他和别人不一样吧。

直到2001年,我翻墙在网上看到了“六四”的真相,看着血淋淋的画面,我感到无比的羞愧。这么多年,在谎言中我一直对这些为了国家、民众而牺牲自己的学生心怀成见,虽然我没对他们做出具体的伤害,但那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机会。而更多类似我原来思想的民众一定给他们以压力甚至伤害,而这些学生却是为了我们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民众在谋求福祉。沉沦于中共的红色恐怖中,在中国看不到出路时,很多时候我在想,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就是因为有这些“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志士们。

多年后,我因信仰入狱,在狱中遇到个参加过“六四”的官员。他说,“六四”之前整个社会还算是充满朝气,“六四”后,知识阶层被唤起过去被整的经历,整个精神萎靡了。从此知道中共还是以前的中共,任何试图改变其权力的举动都被扑杀。所谓的“改革开放”只是一场把猪养肥了再杀的活动,人民还是“草民”,所以他才理想幻灭,成为贪官。

26年过去了,“六四”依然如一道伤疤现在中共的门脸上,宣示着中共的残暴;而中华民族期待的自由依然没有来到。然而,只有自由的言论、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人权才能有自由的灵魂;而又只有自由的灵魂才能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复兴。托克维尔说:“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而真正的自由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得到。◇

责任编辑: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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