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忆旧：三岁定终生
我是在恐惧中长大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患有“恐惧症”。即便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出现没来由的焦虑和紧张。但医生没有用“恐惧症”这个词，说是“情绪低落”，或者“忧郁症”。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恐惧症”。我坚信，只有这个词，才更精确。
目睹文革场景 落下恐惧症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父亲被人野蛮地捆走，捆他的绳子，不是一般的绳子，而是石匠抬石头用的那种，竹竿般粗。父亲被人疯狂毒打，打在他身上的，有时，不是一般的棍子，竟是石匠用的那种钢钎。父亲被人强按在地上批斗，人们告诉我，他膝下跪着的，有时，不是一般的地面，竟是一堆玻璃渣。那时，父亲膝下，血流如水。
这一切，构成我最早的记忆。三岁，开始模糊记事的年龄。捆绑，批斗，毒打，这就是毛泽东为他的“文化大革命”所设计的场景。毛泽东发动文革，原本出自他与刘少奇的权力斗争，却演变成一场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毛发誓，要清除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敌人。这些阶级敌人，在党内，是追随刘少奇路线的大小官员；在党外，则是广大知识分子，被划为地主、富农、资本家成分的家庭，以及具有旧政权背景的家族。
恐惧伴随我成长。总是在夜半时分，我被一阵低低的啜泣声惊醒。不用说，又是母亲竭尽抑制的哭泣。透过纱布蚊帐，迷迷糊糊的我，依稀看见，地上卷曲着一个血迹斑斑的人形，那是父亲。母亲正为他敷药疗伤。在那个小镇，母亲是唯一从正规大专院校学成的西医，她的医术远近闻名。或因如此，命中注定与父亲为伴，为父亲屡创的伤口，不断覆纱裹药。
许多时候，我并没有吓哭，而是吓得再一次沉睡过去。梦里，反复出现一幅场景，即便我醒后，仍然心有余悸：一条木船底朝天，倒悬于同样是底朝天的河川，我头朝下脚朝上，倒立于那木船上，木船首尾两端起伏不定，将我剧烈颠簸，似要随时掉落下去，我惊恐得喊起来……这个离奇的梦境，在我童年里反复上演。我并不知道，那幅恐怖的、颠倒的画面，究竟是什么意义？
家族阴影 沉重的出身
小镇上靶子不多，每次开批斗大会，身为中学教师的父亲，都是重点对象。原因很简单，我们的家庭，不幸就是毛泽东定义的“黑五类”：知识分子；地主成分；旧政权背景。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医生，典型的知识分子组合；中共建政时，祖父家因有十一亩薄田，而被划为“地主”成分；我的二伯父，即父亲的二哥，毕业于黄埔军校，任国军团级军官，曾赴山西抗日战场，荣归返乡时，曾受到众乡亲英雄凯旋般的盛大欢迎。
1949年，中共解放军攻入四川时，二伯父任三台县国军城防官，他与中共谈判后，放下武器，和平结束该县战事。初时，中共假意待他如上宾。两年后，中共以“土改复查”为名，拼凑镇压名额，二伯父竟在其中。
实际上，当时的背景是：因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为了“稳住后方”，不惜食言失信，突然集中枪决先前投诚、起义和被俘的原国民政府军政人员，据查，全国共计一百多万原国民政府军政人员惨遭杀害。二伯父被中共“镇压”了。枪声响处，在他身后，留下孤儿寡妻。他那最小的女儿，尚在繈褓之中。
二伯父没了，祖父祖母也先后亡故。“地主家庭”的黑锅，落到了我父亲头上，在其后的年代里，他必须代之受过。每逢“运动”，便被“揪”出来，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文革搞了几年后，我得知，父亲居然也入了政治派系，而且属于“造反派”。小镇上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与大城市的概念迥然不同。小镇上的“造反派”，与红卫兵无关，简单说来，就是反对当地“领导”。而当地“领导”，在文革中，如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既整人，也被人整。不管是学校还是公社党委书记，一上来，都宣称他是“真正代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被打倒，又“老实交代”，被迫承认自己曾经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父亲虽然头顶“造反派”的帽子，却从未参与武斗。倒是他动不动就写大字报，与同事中的“保皇派”文斗，言必称“毛主席说”。一句“毛主席说”，就仿佛掌握了什么真理。父亲仍然被别人批斗，被别人毒打。谁叫他是“黑五类”呢！
我熟知文革，对那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标语口号倒背如流，常常令长辈惊异。他们估算我的年龄，文革开始时，不足三岁，文革结束时，也才十三岁，何以竟能对文革了若指掌？殊不知，“三岁定终生”。文革于我，不仅留下深刻记忆，而且赋予深刻影响；不仅落下“恐惧症”，也催生遥远的梦想。以至于后来识破专制、追求民主，都溯源于文革时期的惨痛记忆。
——选自 香港开放出版社《不受欢迎的中国人》附录：我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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