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莲:洛杉矶札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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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5年08月14日讯】【六】

有一位名人说过,历史是一个任人梳妆打扮的小姑娘,这话说的有几分道理。因为历史是人写的。而这些写历史的人鱼龙混杂,有讨好权贵的,有为当权者树碑立传的,当然也有坚持真理的。中共的历史属于前两种的不少。比如“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带领红军走向胜利”,而其实毛泽东只在该会议上被选为“周恩来的帮助者”。什么重大决策都无他的份。又如井冈山会师说成是毛泽东与“林副统帅”。历史上毛泽东指挥过不少败仗,可是只字未提。二十多年来毛的罪恶累累,害死几千万条人命,中共党史上只唱赞美歌,从未揭露。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刘节说过,“厚今薄古”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学是科学,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今天已经到了21世纪的信息时代,中共一贯是为本党,为毛泽东歌功颂德的历史,已被国内外不少富有正义感的历史学家所揭穿,写出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历史的真面目。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北朝鲜党内掀起一场残酷的争权夺利的斗争。金日成用绑架、暗杀手段,打击了亲苏派和延安派,金家是皇朝第一代占据了权利顶峰。到了50年代初,金日成野心吞并韩国,连夜下令十五个坦克兵团越过三八线,进攻韩国,并发出最后通牒,要韩国十天内投降,由金日成接管政权。韩国总统李承晚急报联合国。联合国眼见情况危急,连晚召开会议,讨论北朝鲜侵略行径。这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等领导人正在渡假,知情后立即赶回华盛顿。联合国通过决议由26国出兵,打击北朝鲜的侵略。北朝鲜国立有限,军队装备落后,经联合国军队一反击就溃不成军。金日成急向中国求援。当时中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很多人反对出兵,林彪、刘少奇都不主张参战,但毛泽东坚持,令彭德怀率部入朝。当时部队的后勤供应被美国空军轰炸,运不上去。战士们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只着单衣,没有粮食,大部分战士死于饥寒。最先被派入朝的是北平和平解放改编的傅作义部队,这批人几乎死亡殆尽。前年朝鲜的正义人士在网上说,毛泽东叫上百万中国青年牺牲在朝鲜,换来的是金家皇朝和人间地狱。现在半个世纪已经过去,朝鲜人已不记得“志愿军”这回事,上世纪中国和韩国建交后,金正日下令将朝鲜的志愿军陵墓推平,纪念碑打碎,下令不准媒体提及这件事,并将中朝国境线改成“战线”。但中共至今仍然称这段扶植穷凶极恶的金家皇朝的“抗美援朝”为“正义战争”的光荣史。

“皖南事变”中共一直都宣传是蒋介石阴谋消灭新四军的军事行动。近年来不少历史学家撰文指出事实并非如此。事变的原因是中共不甘心新四军归属国民革命军系列,不服从国防部指挥,要独立自主并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故意不接受命令拖延北移时间而且重新自己选择一条出乎国防部意料之外的北移路线,进入了汤恩伯将军的军事禁区,因此发生了“皖南事变”。此事变的发生里有必然与偶然两个因素的。事变后蒋介石并没有对中共在更大范围内动用武力的计划,更没有存在发动大规模剿共战争的阴谋。(见《北京日报》)

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者问题,无疑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消弱了日军主力和正面进攻。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共牺牲了二百多位将军,而共产党牺牲的主要领导人只有左权一个。八年抗战中消灭日寇最多的是国民党的薛岳将军,共歼敌二十多万。而国民党军队的远征军第一次惨败牺牲很大。第二次远征经过整编集训之后大败日军,确保了国际补给线,

给整个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定的基础。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的王大主力(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十八军、七十四军)英勇抗敌,流血奋战,为胜利击败日寇做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

抗战的胜利还得力于宋美龄,她访美时在国会发表了轰动世界的著名演讲,使中国人民的抗战得到美国和世界人民的支持,她请求美国派了陈纳德航空大队(飞虎队)来华参战,狠狠打击日寇,夺回制空权,加速了日寇的失败。宋美龄在抗战中的丰功伟绩是中国人民抗日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是功德无量的。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5师林彪、聂荣臻指挥的战斗“平型关之战”中共一直宣传说此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胜利。”“敌板垣兵团为我八路军包围予以歼灭,毙敌在五千以上”“而且还俘虏千余。”(1957年人民出版社《抗战中的中国军事》)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1937年9月日军铁蹄踏向山西首先攻打位于晋、冀、蒙三省(县)交界处的山西省天镇县,12日天镇县陷落。日军统帅部命板垣王师团等共五万人攻击山西内长城防线,企图进攻太原。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所部退守平型关、雁门关一带。并命第六集团军,第七集团军,共七个军防守雁门关一带。另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朱德司令的115师、120师、129师分别驰援平型关,雁门关,五台山配合作战。此处第35军军长傅作义又率领两个师增援,日军攻击受重挫。此时八路115师正、副师长林彪,聂荣臻命令主力685/686两个团在河南镇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有利形势伏击日军。9月25日,日军一支押运衣服、粮食、弹药的辎重队共七十辆马车,八十一辆日产卡车先后进入伏击圈,战斗随机打响。双方激战七个多小时,日军被歼。之后日军派遣察哈尔宾团策应,国民党军队34军203旅坚决抵抗,牺牲惨重,旅长梁鉴堂阵亡,日军占领平型关。紧接着就是更大规模,死伤更惨重的西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和太原保卫战。最后的11月9日太原沦陷为标志整个太原战役或称山西会战结束。从史实来看,所谓“歼敌五千人”“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胜利”的“平型关战斗”只是整个太原战役的一个小部分。

八路军115师投入的兵力只有两个团,所歼之敌是日军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指挥的部队围歼之下,逃窜出来的一支小小辎重部队。平型关所歼之敌只有五百人左右。所缴获的武器也不多。1942年12月18日,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在太行军分区营干部会议上谈到这些战斗时说:“平型关是个伏击战,敌人事先完全没有想到,但我们没有抓到一个俘虏,只缴获不到一百支布枪。”这一战斗也不是中国军队的第一次胜利,第一次胜利是江桥战役。1931年11月上旬,东北齐齐哈尔南嫩江桥地区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江桥战斗。中国军队消灭日伪军千余人,这是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阻击战,是抗日战争的首战。史学界一致认为这才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战利。”太原战役是一个整体,平型关之战只是平型关战役的一小部分。中共过分夸大它,而把国民党部队十万人参战,万余人牺牲只字不提,这是十分不公正地对待历史的表现。

1957年夏的反右运动,充分暴露毛泽东的险恶用心。这一年毛泽东号召全国“劳动党整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后来说是“阴谋”实际是酝酿已久的阴谋,一下子变成“引蛇出洞”定了五十多万“右派分子”包括内定控制使用的“准右派”共百多万人,涉及家庭人口有数千万人受罪。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冤案,其中有党外党内不少精英人物。这些人大祸临头,判刑、坐牢、劳动改造、流放自杀,有病不给治疗。以言定罪,不准辩护。毛泽东眼中根本没有什么法律观念,正如他自己说的“无法无天”。毛泽东说:“1957年夏天,中国上空乌云滚滚,其源出于章罗同盟。”哪有什么“章罗同盟”?章伯韵建议成立“政治设计院”意思是希望有一个固定的机制,使共产党与非党人士可以定期共商国事。毛泽东谈这是要和共产党分庭抗理,轮流坐庄。中国人民大学葛佩奇教授说:“有朝一日如果共产党滥杀无辜,虐待人民,人民也有权利杀共产党。”(大意如此)被评为全国大右派,斗日斗夜,说他还要杀共产党。后来人们才知道葛教授是国民党的将军又是地下中共党员。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说:“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各大小单位的领导全是共产党,这是党天下。难道不是党员就不能当吗?”(大意)毛泽东说这是反对党领导的反革命言论。于是右派加身,大难临头。

这些右派分子大多是知识份子,他们在这场灾难中承担着难以言状的悲惨和痛苦。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批作品对这些知识份子的遭遇和精神炼狱作了形象的描写,如龙凤伟的《中国的一九五七》,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云方的《乌泥湖年谱》,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和胡平的《残简──中国一九五八年》等等。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是2002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据说此后就不准再印了。作者满腔怨愤,饱含血泪的叙述,用凝重质朴的语言展现了右派分子放佛在无边黑暗的地狱中所受的苦难。作者未加任何评论,但全书数十篇文章都是无声的控诉。他本人没当过右派,没有经过大饥荒年代的悲惨生活,但他在甘肃生产建设兵团上山下乡,结识了幸存的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被他们的遭遇深深的震撼。时隔多年之后,他开始着手调查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经过三年的采访,那些尘封的历史才逐渐展露出它残酷和峥嵘的一面。《夹边沟记事》封面上赫然印着“关于饥饿与死亡的真实记述”一行字。全书重点描述了右派们超负荷繁重的劳动,精神折磨,饥饿和死亡。他们共有二千余人,大部分是青年,其中有解放军大尉、编辑、作家、教师、演员、工程师、新闻记者,还有共青团干部,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最后剩下不到四百人。他们到处去挖野菜。捋草籽,抓蟋蟀,逮蚯蚓,掏老鼠窝,吃伴着农药的麦种,人和牛马排出来的没有消化完的东西,甚至刚死的人的肉和内脏也拿来煮吃。《夹边沟记事》是一部触目惊心的知识份子人格和肉体受摧残,右派分子受尽人间苦难的最具代表、最典型的书,作家写出了切肤的体验,一种撕心裂肺的痛感,直逼人心,在对历史的叩问中表达了对强权政治的批判和否定。作者说:“我为什么二十多年不改初衷,旨在张扬人性和人道主义情怀。人道主义的核心是人的尊严,当我们面对成千上万的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卑微而弱小的蝼蚁的生命,作何感想?中国缺少愤怒的作家,这是中国文学的悲哀。”自己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表明创作《夹边沟记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存反右斗争运动的文化记忆: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逝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作者将调查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页封尘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的,我们关注前人的历史,就是关注我们自己。”另一位描写了反右的作家虹影说:“苦难意识之所以变成饥饿,是由于丧失记忆。作为一个民族,我觉得我们失去了记忆。在这个意义上,描写了反右和三年饥饿的书,不只是写给六十年代的,实际上我们欠了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下一代,我们以后的年代一笔债:”应该补上这一课,恢复被迫失去的记忆。”

《夹边沟记事》中被折磨惨死的人中还有一位是国民党起义将领和平解放北平头号功臣傅作义将军的胞弟傅作栋。毛泽东对傅作义说:“你为国家为民族立了大功。我要赠给你一个像天坛一样大的奖章。”可是却把他的亲弟弟打成右派,送去人间地狱折磨致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14年第一期136.137页)

而今时间已经过去了多半个世纪,关于反右的一切纪念活动都不准举办,而且中共还认定“反右”是正确的,错误只是扩大化而已。至今仍然有五人不准平反。

已经死了的,还活着的,都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这成为中国人民藏在心灵深处的痛。

在中共看来军统组织是十恶不赦,尽干祸国殃民坏事的,这在史实上是很不公正的。在八年抗战史上军统是立了大功的。在对待历史问题方面,中共往往置史实于不顾,竭力贬低别人提高自己。例如一直都吹嘘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日的全部正面战场都是国民党部队在浴血奋战。据人民出版社的《我的河山──抗日正面战场全纪实》所述八年抗日战争中,国军正面战场发动大会战22次,战役1,117次,普通战斗28,931次,206名将军壮烈殉国,4,321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海军全军覆没,104艘舰艇全部打光,共计3,211,419名官兵壮烈牺牲。共产党的部队只在敌后打游击战,整个抗日战争的领导是国民政府,连八路军,新四军都是正牌的“国军”(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共产党怎么又是“中流砥柱”呢?(下接143页)

提起军统不能不提戴笠,他是军统的灵魂。人们都说他是“杀人魔王”“蒋介石走狗”。但现在解密的档案和军统特务骨干分子如沈醉、陈恭澎等人的回忆录表明,这些绝不是真实完整的戴笠。作为一个中国人戴笠有着完整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在八年抗战中他的反日抗战思想是“是极其清晰坚定的。他飞机失事死后,章士钊赠了一对挽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是狭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章士钊不愧为大学问家,挽联写的凝炼而深刻,中肯而公正。下笔纵横捭阖,挥洒自如,对戴笠的一生作了极其恰当而又委婉的评价。

中共历次运动对军统成员一律判以重刑,不是枪毙,就是二十年以上或无期。但公道自在人心,历史是公正的。军统在八年抗战中的丰功伟绩,是流芳百世的。

淞沪抗战前国民党军大员中有部分人看到中日国力差异太大,悲观动摇,戴笠在会上坚定地说:“这次我们一定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问他:“我国经济武器都差得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饱了等人家过年宰杀,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当时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军统在抗战时期的表现,可以说是和当时的中国命运紧紧相连的。战争一开始军统就迅速把工作重点转到抗日情报和行动上,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戴笠十分赞赏“破译是胜利女神”这句军事谍报界的名言。

四十年代初军统的电讯部门工作人员就达四千人,电台尽五百部,其庞大的电讯网络覆盖了我国沿海和内陆主要城市和地区,使整个军统机构有了很高的工作效率。1941年12月初,军统破译了日本外务省与夏威夷檀香山日本领事馆的往来密电多份,获得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情报。经多种途径将此情报传递给美国军方。但美方怀疑军统破译能力,并认为这是有意挑拨日美关系,根本不予理睬。结果美国吃了大亏。此后,美海军司令部立即主动找军统,协商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由戴笠任主任,美国派海军准将梅乐斯任副手。合作所在中美共同对日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偷袭珍珠港事件的策划者日本将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被击落,这个罪魁祸首丧命海底,就是中美合作所在电讯侦测和破译密码的结果。

抗战初期,投降成风,敌伪极其嚣张。为了打击敌伪的气焰,军统在极其艰难的工作环境中诛锄叛逆,他们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沦陷区人民。1933年5月7日晨,军统行动组在北平六国饭店击毙大汉奸,日本刚刚任命的“平津第二集团军司令”张靖尧。

1939年军统追杀中国现代史上“天字第一号”大汉奸汪精卫,从国内杀到国外,又从国外杀到国内,牺牲了多位勇士,吓得汪逆及大小汉奸头目寝食不安。

据不完全统计,光军统的北平站,天津站在抗战初期就先后刺杀了大汉奸张敬尧、殷汝耕、石友三、王克敏等。在上海,凭借外国租界的掩护,仅在1937到1941的四年内,军统的暗杀汉奸行动就有150余次之多。整个抗战时期军统暗杀的大小汉奸数百人。这些行动如天罗地网,疏而不漏吓得卖国求荣的汉奸们草木皆兵,人人自危,有力地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此后军统又将行动重点转向对日寇的刺杀,戴笠下令各地,特别是敌占区的军统特工,以着军服的日本人为格杀对象,无论军阶高低,财务大小,无须申报,有机会就当面干掉。在日战区的北平,郑州、武汉、广州等地,无不活跃着军统特工的身影,令日寇胆战心寒。

提到敌后游击队,我们往往只想共产党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实际上国民党也有敌后游击队,而且力量很强大。在日战区国民党有陆军的游击队,军统的挺进军,海军的布雷游击队等等。总人数超过一百万人。其中军统旗下的挺进军,包括活动在江浙一带近八万余人的忠义救国军(由淞沪别动队改组而来)准军事的交通警察大队,被军统策反的八十多万伪军,还有沿海的四万多有组织的海盗,他们在军统指挥下长期在日战区进行广泛的游击战,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军统在八年抗战中所做的贡献不容忽视,是中国人民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到1945年战争结束,军统编制中四万五千人,有一万八千人殉国,加上外围,八年间军统殉国人员超过十万。守土抗战是每个中国人肩负的神圣使命,军统也不例外。随着尘封历史真相重现,我们必须肯定军统的另一面──八年抗战中,在隐蔽战线上所做的惊心动魄的巨大贡献。

(待续)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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