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领袖蒋介石》前言——探寻真实的蒋介石

《抗日领袖蒋介石》连载(3)生逢乱世

作者:袁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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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于蒋公介石的反思

十四年烽火硝烟,浴血拼杀的抗日卫国战争,感天动地,鬼泣神惊,随着时光的流逝,如今已成历史;作为抗日领袖的蒋介石业已作古,成为一位渐行远去的历史人物。在抗日卫国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面对这位现代史上争议巨大的蒋中正,理所当然,后人应该进行一番公正的反思。

(一)“名”“字”之源

反思之前,先说说中正、介石这四个字。中正是蒋介石的名,介石是蒋中正的字。印象中,“介、石、中、正”四个字似乎有个出处,好像是《易经》,可一时又想不清楚,查阅《易经》,方知“介、石、中、正”四个字出自《易经》“豫卦第十六”。

“易经•豫卦第十六•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意思是说,正直而不同流合污的品德坚如磐石,还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明白了欢乐愉快的深刻道理,能守正必获吉祥。

“易经•豫卦第十六•<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意思是<象辞>说,还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明白了欢乐愉快的深刻道理,能守正必获吉祥。这是因为能居中守正,在欢乐中既不过分,也不会不满足,因而获得吉祥。

至于说蒋公的名和字,是否是从《易经•豫卦第十六》中的来源而定,我们无从知晓,这也许只是我们读书中的一个巧遇,也许只是事物运行中的一次偶合,自当听由仁智自见罢了。

诚如《易经•豫卦》所言,“中正”、“介石”二词,深含正直坚强、欢乐吉祥之意,但反观蒋公一生,却是正直坚强有余,而欢乐吉祥不足。

(二)生逢乱世

蒋介石生逢乱世,虽心怀中正、介石之志,但所处的历史境况不佳,还是铸就了他艰辛而坎坷的人生。

蒋公生于公元一八八七年,正是满清王朝国势日衰,西方列强频频入侵的年代,他大概从记事时起,到求学的青少年时代,所看到的中华大地,尽是满目疮痍,苦难民生。

一九O八年,二十二岁的蒋介石走出国门,东渡扶桑,看到了外部世界,他的第一感受是“ 腾腾杀气满全球”。回眸自己的祖国,在满清贵族集团的统治下,体弱羸瘦,若风中之残烛,可悲,可哀,又可怕,“力不如人万事休”啊!遂立下宏志大愿:“光我神州尽我责”,而对于个人并无所求,所以发出“东来志岂在封侯”的感慨。

蒋介石在东京结识陈其美,经其介绍加入同盟会。一九一O年在东京初谒孙中山,倾谈国事,孙中山圣哲识英杰,赞许蒋介石为不可多得之革命人才。从此蒋公成为三民主义的虔诚信徒,成为孙中山国民革命事业的忠诚继承人。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言。蒋介石接过国民革命的大旗,承继国父四十载未竟之革命事业,努力奋斗五十年,用尽一生心血。

(三)无端抹黑

蒋公担负中华民国大任之际,面对的是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其中包括共产党的工农红军。军阀同国民政府之争,是权利地位之争,共产党同国民政府之争,则是意识形态与政柄之争,而意识形态之争则随着有关文化传承、思想体系、道德伦理的存废而展开。蒋介石完成北伐,以不同方式协调各路军阀,实现中华民国的第二次统一,但同共产党之间仍是一条鸿沟。

蒋介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呢?在中国的现代史上他的地位、名誉、人格、道德操守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数十年来,在现实生活中,蒋公的形象一直被定格在:中国当代最大的独裁者,国民党反动派的总代表;万恶旧社会的总根源;聚敛财富,形成四大家族;日寇侵华时期,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躲到峨眉山上享清闲。……

在舆论平台上,陈伯达一本政论性的小册子《人民公敌蒋介石》,唐人一部胡编乱造的小说《金陵春梦》,把蒋公丑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广大国人对于历史的真实状况无从了解,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听到别人咋说,不加思索的也去咋说。强大的舆论攻势,加上“戈倍尔”效应,被恶意丑化的蒋介石,便成为了一代、两代、甚至三代、四代绝大多数国人的固化认知。

(四)近世共识

好在蒋公的人生步伐与中华民族历史的步伐同轨并行,蒋公的人生轨迹,通过他金戈铁马,烽火硝烟的生活历程,已深深地镶嵌到中华民族历史的轨迹中,闪光的轨迹史实,慢慢地拨开了“舆论攻势”与“戈倍尔效应”的浓厚乌云,显露出蒋公光照千秋的人生本色。

近年来,不少民间历史研究者,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公毕竟是一位中华民族现代史上的政治、军事方面的风云人物,在半个多世纪的戎马生涯中,为国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如今比较一致的共识汇总起来大致为如下三个方面:

1、调和鼎鼐,完成北伐,统一中国,实现国父遗志。
2、领导全国军民,坚苦卓绝,打败日寇,赢得抗日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3、据守台湾,捍卫中华血脉,传承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道德、思想、文化与精神之文明。

当然,这三个方面只是一个总体的框架概要,蒋公一生的卓著功勋博大丰富,有待历史学者们分头去研究补充。

(五)救国建国

“抗战救国、抗战建国”是蒋公领导抗日卫国战争的整体“政略”思想指导,抗击敌寇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于前,战胜敌寇,建设中华民国于后。其实抗战、建国两桩大事,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则是同轨并行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一九三八年三月,蒋介石即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制订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向全国军民表达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决心与坚定意志。

蒋公笃信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国父手订的《中华民国建国大纲》,就是蒋介石抗战建国的总体蓝图。建设中华民国,步骤:军政、训政、宪政;目标:民族、民权、民生。

原本北伐完成,全国统一,结束军政,进入训政,为实现宪政搭桥铺路。不想日寇侵华,战争爆发,全国不得不再度进入军政时期,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军政、训政同时进行,一旦抗战胜利,即刻转入宪政时期。

很明确,蒋公要建成的中华民国,是一个完全实现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民主宪政的国家。那麽,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里的人民,应该是个什么样的素质水平呢?这便是当年蒋公开展轰轰烈烈新生活运动的张本。民国二十四年,蒋介石在出席中央党部 总理纪念周时在题为“做人•革命与建国之大道(上)”的演讲中说:

“我们要完成革命,第一个要诀,就是要将我们人类自天所赋的灵明无蔽,公明无私,光明正大的德性,修省发扬,随时随地切切实实的表现于我们一切言行动作之间而毫无虚伪。所谓‘明明德’的基本工夫,就是要‘存诚’。而‘存诚’的第一要务,就是‘毋自欺’,也就是要‘慎独’。我们讲修德立业,担当革命的大任,决不是口里说:或是在人家所看得见的场合,做做样子;到了人家看不见的地方,又做很多不可告人的事情。”

遵照中山先生的教诲,蒋介石向国人强调切实贯彻“大学之道”的重要性,他说:

“大学之道是以‘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三大纲领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八项条目为内容,实在是本末兼顾体用合一,修己治人,明体达用的大道。简言之,就是进德修业,克己修身和救国救民救人救世的革命之学。革命不是祗凭血气之勇与一时的努力所能成功的,我们如果不照着革命的道理来做,无论如何革命不能成功,国家不能建立;反之,只要我们照着革命的道理来做,无论怎样艰钜的革命事业,一定可以完成;无论怎样贫弱的国家,也一定可以复兴!”

由此可见,蒋公理念中中华民国的国民应该时时做到:自天所赋的灵明无蔽,公明无私,光明正大的德性,修省发扬,随时随地切切实实的表现于我们一切言行动作之间而毫无虚伪,这是抗战建国的道德基石。至诚则为抗战建国的原动力,要诚于内以养成智信仁勇的德性,诚于外以确守礼义廉耻的规范。循此基石与规范,坚韧不拔,展开抗战建国大业。

(六)追求民主

在同日寇大型会战接连不断,烽火连天的岁月中,为了建立民主政治,蒋公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三四月间,部署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作为我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各党派参政议政的国家机关。

国民参政会于同年七月正式成立,距全面抗战爆发仅仅一年的时间。

七月六日国民参政会举行首届第一次会议,蒋介石在开幕典礼上的讲话中强调:当此寇军深入,强敌压境之时,国民参政会诸君能集合一堂,在此时开会,这在民国历史上实有最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在抗战建国的进程中,参政会的工作更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我们国民参政会成立最大的意义,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对侵略的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以求得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希望各位先生尽心尽力,团结全国的精神,统一全国的意志,合全国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合四万万人之体为一体,集结整个国家全部的力量,来迅速完成建国的大业!我们国民参政会,不是一个临时的议会,而要乘此抗战时期,藉参政会各位先生的努力,为国家建立一个永久的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基础。

从此,国民参政会随着抗日卫国战争的步伐,展开了抗战建国的前期准备工作。
民国二十八年(1939)二月,国民参政会举行第三次大会,二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在闭幕辞中强调:

“本会的历史使命,是要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尤其是建立永久的真正的民主政治基础,这一点中正在第一次开会的演词中,已经提到了, 总理倡导三民主义,其民权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民主政治。一国的人民,如果不能关切他们自身的幸福,管理他们自己共同的事务,就是说:如果人民不能积极参加政治的话,他们就不能造成强固的国家,所以世界上最有力量最巩固的政治,一定是建筑在民意之上,一定是以人民的利害为利害,以人民的视听为视听, 总理的民权理想,是造成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古今中外,理无二致。”

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抗战建国两桩大事,要同时做好,卓见成效而无偏废,关键在于妥善处理好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民国二十九年(1940)三月四日,蒋介石在中央人事行政会议与各部队参谋长会议上告诉大家:

“讲到以后建国的工作,虽然是‘百端待举,部门繁多’,但挈其总纲,不外乎军事与政治——其他一切经济教育文化等皆可包括于政治之中。关于军事,由于我们过去两年半的努力,现在既已获得了胜利的基础,今后就更要在一面作战、一面建军之途迈进!但就整个形势来看,我们国家目前显已由单纯的军事抗战转入到政治建设时期,以后真是‘建设创造重于战争’,而政治尤重于军事,从前许多人的心理,以为现在正在抗战,一切事情都有军事机关来负责办理,我们无论到战地或在后方若不是直接担任了军事抗战的工作,其他一般工作与事业都不妨从缓进行,甚或暂且停顿,这真是误解了‘军事第一’的真意义,这实在是绝大的错误!要知道:‘军事第一’并不是‘军事唯一’,在过去两年半之中,无论中央与地方,如果各级政府或机关都能像军事机关一样努力进步,那末,必不致如现在这样事业缺乏效能,没有表现!甚至荒废空虚,完全陷于停滞!我们抗战建国本来是要同时并进的,而抗战的目的,更是为了建国,因此,我们越是在抗战的时候越要加紧建国的工作,这样才能达成我们所负时代的使命!尤其到了现在,军事时期,既已过去了一大半,而国家建设,已迫不及待,从此大家更要彻底排除过去那种错误心理,及时振作,及时努力,竭智尽忠来发展我们各人所主管的业务,以促进一切政治建设,而首先要改造全国各机关,使能成为真正现代化的国家政治机关!这是我们全体文武同志今后所应负的责任,而尤其是我们中央五院同仁所应急起直追,率先倡导来切实作到的!

……

更有一层要向大家讲明的:我们现在的责任,要抗战同时也要建国。我们的建国从何处着手?总理曾说:‘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我们当然要以民生需要作为我们实行建设的目标。但是达成这个崇高的理想,我们必须整个遵循我们 总理的遗教。 总理遗留给我们两部最重要建国的典则,就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因此我们要努力革命建国,就组织机能来说,就是要建设一个五权宪法的政府,就一贯目的来说,就是要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国家。换言之,如果不能实行五权宪法,就不能完成三民主义国家的建设,我们今天在场的各位负责同志,一定要知道,如果这两个大典则我们不能切实遵循,那我们所谓革命建设,都是假的,我们自己不仅作了党和主义的叛徒,而且成了国家与民族的罪人!我们现在都知道实现三民主义是我们的责任了,然揆之实际,我们的政府,是否已真正成为五权宪法的政府?这一点,我们就很难作肯定的答复。我们革命同志和革命政府的官吏,尚且不能尊重五权宪法的遗教,我们如何能立信于人民,昭示于世界?我们又如何能真正促进建国的完成?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党政军负责同志必须以切实完成五权宪法的政府组织,并充实其业务,发挥其机能为目前最急要的任务。……将五权宪法的政府组织,真真实实建立起来,在实行宪政以前,确立良好的规模,而后 总理垂示我们的政治宝典,才能真正实现,以奠立中华民国长治久安之基!”

(七)推崇宪政

国民参政会最大功能,即集思广益,着手制订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提交国民大会审议通过。民国二十九年(1940)四月,蒋公在国民参政会第五次大会闭幕词中讲道:

“…… 关于实施宪政 我们这一次会议对于宪法草案大家都开诚布公,尽量发表意见,讨论十分热烈,虽因时间所限,未曾得到一个结论,但我们同仁在会后一样的可以继续研究,以底于成,本会当将期成会草案和各人意见并送政府,待国民大会来采择,来作最后的决定。本人前两天在会议中间曾简单发表所见,现在再要申述几句话,我认为宪法本身是否完美,是一个问题,而能否实行,又是一个问题,而且行宪的人,亦是一个问题。各位须知我今日所谓行宪的人,并不是指政府单方面而言,我对于行宪的意见,一方面政府固要负起行宪的责任和能力,而[另]一方面人民本身更要有行宪的责任和能力,本人现在兼理行政,我前天所发表的意见,并不是站在行政当局的地位,怕政府为了宪法而受到束缚,这正与诸位大家对于宪法意见,发挥各自主张,热烈的讨论,是一样的。这并不是为我们现在自身有所打算,我们完全是为将来的国利民福作打算。我个人盼望宪法成立,不是一年两年了,十年以来,一贯的主张,就是盼望的宪法能及早颁布实施,但我的衷心,完全是一张白纸,绝没有一些成见;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宪法颁布以后,尤其是开始的十年二十年之间,要它能行得确实,行得顺利,没有窒碍也没有纠纷。我们民国成立快要三十年了,我们国家不能踏上民治的政轨,而且颁法毁法,起了无数的纠纷,我们今天在场的,有许多同仁都是亲历其境,而且亲受这个痛苦的,我们大家都负有行宪的责任,我们不能忘却过去三十年的痛苦经验和教训,更不能忘却全国人民为宪法问题所受无穷的痛苦,和我们国家所受无限的损失。因之我们今天决不能随随便便的订一个宪法,使国家再受损失,人民再受痛苦!所以本席要诚恳贡献两点:

1、制宪一事,要完全替国家人民真正利害作打算,我们不独应注重过去,还要顾及现在和将来。对于过去,我们要注重我们国家的历史和一贯的国情,借鉴于民国以来痛苦的教训;对于现在,我们要顾到抗战建国的实际环境;而同时对于将来,我们更要顾到宪法颁布后十年二十年内未来情况与国家民族百年久远的大计,为宪法立定良好的基础。对于如何充实民族自卫力量,如何发展人民全体幸福,如何巩固人民真实权利,都要很周详的考虑及之。我常说行的意义,最要紧的是笃实,总要使没有一条行不通,才能立宪政不拔的基础。

2、我们既要造成中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对于我们 国父孙先生的民权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精神,是绝对不可违反的,我们既然一致拥护我们 国父的遗教,就要体会到‘权’与‘能’分别的精义,和五权制度创作的真意,绝不可以有抵触五权宪法的规定。如果有认为一时不能做到而要待逐渐充实和逐渐改进的,那我们当然要有暂时变通的权宜,但切不可以对三民主义有附带的条件,也不可以违反五权宪法精神的条款,规定于宪法本身之内。因之我认为宪法的规定,要尽量适应事实,要注重我们不成文的许多事例,所以条款不宜过于繁密,而且要富有弹性,更要使条条都能实行。”

民国三十二年(1943)九月十八日,蒋公在重庆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开幕词中告诉大家:

“……关于促进民治实施宪政,本为国民政府多年一贯的主张,自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以来,五年之间,政府既屡有表示,参政会亦迭有建议,宪政期成会诸君之热心努力,实为切望建国完成的表现。现在十一中全会对于提早完成宪政,已有具体决议;规定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并决定施行日期。政府自当依此方针,悉力以赴。
……

各位参政员先生:这一次大会举行于我们国家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重要时机。我们确实已临到了胜利的前夕,但我们必定要经过一段比以往六年更艰难更困苦甚至更危险的时期,而后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时期,我们全国同胞真应该万众一心,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祗有大我,没有小我,亲爱精诚,协同奋斗。而这就有赖于我们国民参政会为之表率为之楷模。希望各位在这次大会之中,对于当前要计,充分研讨,尽量贡献,务使六年抗战,克竟全功,而建国规模,亦于此时奠立,政府自必虚衷采纳,以利国家,本席个人亦伫待嘉言,藉资匡正。总期同德同心,努力奋斗,湔雪九一八之耻辱,达成我们驱除敌寇收复失土及拯救东北同胞的使命。敬祝贵会的成功。”

民国三十四年(1945)七月,第四届国民参政会议在重庆召开,会上蒋公再次强调:

“我们参政会最重要的使命,是在建立国家民主宪政的基础。建设我们中国成为一个三民主义的国家,所以今后国家前途的成败,民主前途的有无窒碍,我们参政员诸君实在要负大部分的责任。唯其各位的责任如此重大,因之一般国民所责望于诸君者,也非常的迫切。……参政员诸君都是知识份子,亦是社会的中坚,要领导国民,辅助政府,使我们走上建国的道路,不仅要提倡公道和正气,尤其要有定见,有卓识。就是要知道什么是国家真正的危险,什么是国家真正的安全?什么是国家真正的困难,什么是国家真正的坦途?总而言之,就是要真正知道如何使我们中国能成为三民主义的现代国家?有了这种卓识,还要有坚定不移的愿力,不见异而思迁,不畏难而退缩,不以一时的阻碍而放弃其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这样才能达到我们抗战建国的目的。参政员诸君大多数都是社会各方面的领袖,过去都曾经担负过一部分的责任,一定痛切的感觉到:国家如果没有宪法,不实行宪政,乃是国家真正的危险!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为止,十七年之中,干戈扰攘,社会纷乱,人民流离痛苦,国家受到无穷的损失,此其原因,都是由于宪法未立,宪政不行,政府与人民,都没有根本大法可资遵守,于是形成了我们中国俗语所谓:‘无法无天’的现象。这一段痛苦的经历,我相信今天在座的诸君是没有一个能够忘怀的!因此本席认为我们参政会与政府今后主要的工作,一方面固然是要领导人民,争取抗战的胜利。而同时尤必须趁此胜利之前夕,制颁宪法,实行宪政,为国家立百年之大计,使政府与人民都有共循的途径。如此,则抗战胜利之后,其他物质建设,才可以事半功倍。关于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的问题,昨天已经提交参政会讨论。有少数参政员,抱着一种主张:以为如果召开国民大会,恐将造成国家的分裂,我们为避免国家的分裂,毋宁缓开国民大会。这种主张,当然是基于爱护国家的忠诚。不过我们如果研究问题的根本,就可以知道国家如果宪法不立,宪政不行,政府与人民的权限和义务,没有具体的规定和标准,以致政治没有轨道,社会不能安定,则一切的建设都是徒托空言,而国家的危险也就无过于此了。”

蒋公完成北伐,在北京碧云寺拜谒中山灵,祭告总理之后,即把精力放在中华民国的建设事业上,但因日寇侵华,建设中断。我们从上述有限的几次讲话中,不难看出,蒋公在与倭寇拼命厮杀的同时,仍时时心系建设大业,建设的中心在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民主宪政。

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阅读这些文献史料,犹如在静静地聆听当年蒋公的演讲,深感句句皆为“居家度日之语”,篇篇都是“富民强国之论”。面对国人军民,语重心长,谆谆道来,余音缭绕,情深无限。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五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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