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领袖蒋介石》第三章——蚕食中华

《抗日领袖蒋介石》连载(11)开拓团

作者:袁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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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开拓团

日本侵华是处心积虑,谋划良久的既定国策,手段是武力攻取,目的是永久占有,要占有矿藏资源、占有农业物产、占有土地和人民。为了真正占领中国,日本向中国派来的,不光只是军队,还有大量的移民。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移民,是日本既定国策的内容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期间,共派遣“开拓团”860多个、33万多人。

日本在东北实行的移民政策,可以分为试点移民、武装移民和国策移民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试点移民:从1905年开始,持续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 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到七七事变之前,为日本向东北移民政策的第二个阶段,即“武装移民”阶段。从七七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是日本向东北移民政策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最猖獗的一个阶段,即“国策移民”阶段。由此可见,日本的侵华行动并非是从九一八事变时才开始,而是从清末甲午战争之后就已经开始。

1934年11月28日至12月6日,关东军在长春召开了“第一次移民会议”,关东军参谋长兼特务部长西尾寿造在会议上强调日本向东北移民政策的“国策意义”。 1935年5月,日本拓务省制定《关于满洲农业移民根本方案》,决定自1936年起,在15年内向东北移民10万户。10月,日本在国内成立“满洲移民协会”,12月,在伪满成立“满洲拓殖株式会社”。 1936年4月,关东军召集了有关东军、陆军省、拓务省、伪满政府、“满洲拓殖公社”、满铁、日本农村更生协会及“满洲移民协会”等机构参加的“第二次移民会议”。会议通过《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及其具体的实施计划《暂行甲种移民实施要领案》。日本拓务省以此为基础制成政策案,于7月送交海外拓殖委员会通过。8月25日,广田弘毅内阁正式将“二十年移民百万户计划”列为日本政府的七大“国策”之一,随后,又“要求”伪满政府将其列为三大“国策”之一。为掩人耳目,日本将“移民团”改称“开拓团”,移民“事业”改称“开拓事业”。
1937年8月,关东军将“满洲拓殖株式会社”改组扩大为“满洲拓殖会社”,作为日本在东北的移民活动管理机关。同时又成立以关东军高级军官及伪满大臣为成员的“拓殖委员会”,作为伪满领导移民活动的最高机关。1939年12月,日本制定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被日本殖民分子视为其从事移民侵略的“最高宝典”。

《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中其核心内容为: 从1937年开始,20年内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百万户,500万人。20年共分四期,每期5年,第一期1937~1941年,计划移民10万户(甲种移民6万户,乙种移民4万户);第二期1942~1946年,移民20万户(甲种移民12万户,乙种移民8万户);第三期1946~1951年,移民30万户(甲种移民14万户,乙种移民16万户);第四期1952~1956年,移民40万户(甲种移民18万户,乙种移民22万户)。其中甲种移民又称“集团移民”,系指由日本政府予以优厚补助并直接受理的移民。乙种移民又称“自由移民”,是指日本政府予以微薄补助、主要依靠民间实行的移民。在移民的过程中,日本采取了“分村分乡”移民的形式,即把日本国内的一个村或乡作为“母村”,从中分出部分农户组成“开拓团”,移居到东北后建立一个“分村”或“子村”。“分村分乡”逐渐成为日本向东北移民的主要方式,最后用这种方式组成的“开拓团”竟占总团数的95%。

日本侵略中国,一开始就采用了军事、经济、文化并举的手段,当开拓团进入中国东北不久,就开始出现“大陆开拓文学”,有小说,有诗歌,有影视。一方面渲染中日亲善,回避侵略事实;一方面奴化、愚化日本自己的国民。在大陆开拓文化精神的鼓动下,“为了国家我们去了!”成为当时日本的流行口号。除了流行的开拓文学,大量的记录片、电影短片也开始激励着无数日本人前往满蒙地区。记录短片《年轻的开拓者,满蒙开拓义勇军》 描述了满蒙开拓青年义勇军兵营训练的风景以及生活,而《冬天的移民地》更是回避了东北严苛的气候环境,向日本国民着力介绍了一座座村庄丰收的样子。而在《锄之光——向着大东亚的建设》片中再次呼吁民众抓住时机,移民满蒙。为了鼓励日本本土妇女嫁往满蒙,被称为“满洲开拓团之父”的东宫铁男甚至还亲自创作了一首题为《大陆的新娘》的歌曲,命人组织传唱,鼓动国人。

日本,一个岛国,仅凭其武装力量的一时强大,竟蔑视天理,蔑视国际公法,公然向隔海相望的平原邻邦,文明之国——中华民国大量移民,而竟冒称“开拓”。何为开拓?开辟、扩展之谓也,应到何处去开拓?本国境内的处女地,或无人居住的荒岛山林、海滨滩头。用武力侵入具有悠久传统文明的邻邦,非法移民“开拓”,这是何等的无知、荒谬、野蛮、霸道的强盗行为!

日本向我国东北移民的政策,有着险恶的用心,即想借此改变东北的民族构成,造成日本人在东北的人口优势,反客为主,霸占东北。
但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到其战败时,日本共向东北移民10万户,33万人,远远没有实现他狂妄的“百万户、500万人的移民计划”。战败撤回移民时,其艰辛惨像,不堪回首,这一批一批受尽艰苦磨难的人们自然是日本下层的劳苦大众。

第四节 毁灭东方文化的“一二八事变”

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引起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普遍关注。

而在国内,九一八事变的当时,以汪兆铭为领导的一部分人,不顾日寇侵华,民族危亡在即,举国上下急需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现实,却在广州自称“国民政府”,进行着反中央的活动。九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携带内容如下的手书前往香港,促请汪兆铭等人归顺统一﹕‘弟(蒋总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惟愿诸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九一八沈阳之变刚刚发生,中华民国急需以统一团结的局面应对这一严峻形势,而汪精卫等这时竟公然分裂中国,授敌以可乘之机,这当然使蒋介石心急如焚。

“此时,为谋国家统一,蒋介石提出了最大让步的方案。南京国民党中央为期广州汪兆铭等人的归顺统一得以实现而提出的让步方案,有下列三点﹕

一、如粤方自忖能应对国难责任,则全体来京,改组政府,南京同仁无不相让。
二、如粤方自忖不能担此重任,则广东政府应即撤销,粤中同志应即来京,共赴国难。
三、如粤方意在合作,则南京尤为欢迎,即请同志联袂来京,面商参加政府办法。

“针对以上方案,广东方面所提出的统一条件,是要求主席(蒋总统)下野;中央方面为挽救党国存亡危机,对于虽则是如此极端的要求,也有让步的打算。”(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鉴于汪兆铭等要求蒋介石下野的态度坚决,蒋为促成党内宁、穗两地同志团结,遂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当辞职时,对全国发表通电,表明自己的立场﹕“………现在国事至此,若非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实无以策对外之胜利,慰国民之期望。………中正许身革命,进退出处,一以党国利害为前提;解职以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职,尽党员之责任,捐麋顶踵,同纾国难。………”(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二十二日,蒋介石偕夫人恭谒国父孙先生灵墓之后,乘飞机返回故乡-浙江奉化,为的是既已引退则不拟对于新的国民党领导者有所影响。就在同一天,国民党四届中央委员的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直到二十九日结束,推选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经过这样的过程,南京和广东始合而为一,翌年(一九三二年)元旦,新政府宣告成立。

蒋介石下野之后,与胡汉民、汪兆铭同经四届一中全会推举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但未就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积极扩大对东北的占领,日军侵略锦州的全面进攻,是一九三一年逼近岁除的十二月三十日开始,一九三二年元月二日下午攻入锦州城。至此,东北全境差不多都已陷于日军蹂躏之下,而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才只不过三个半月的时间。此时领导全国军民抗击日寇、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已落在新政府的肩上。胡汉民、汪兆铭、蒋介石虽缺席被推选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但均未到职,新政府困难重重。元月二日,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紧急会议,依据会议决定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孙科联名邀请蒋介石先生重返南京,共商大计。孙科发去的电报称﹕“新政府虽已产生,以先生(蒋总统)及展堂(胡汉民)季新(汪兆铭)两兄均不来京,党国失却重心。……国事不易收拾,先生平昔爱党爱国,想不忍袖手而坐视也。务望莅京坐镇,则中枢有主,人心自安。”(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十二日,立法院长张继及前敌剿匪总司令何应钦同到奉化,促请蒋先生复出。

鉴于国家面临如此局面,蒋介石无法推辞,乃终于离开家乡,到达杭州,和由上海前来的汪兆铭见面。十七日会谈约一小时半,然后由二人联名致电在香港的胡汉民,请其共赴国难,但胡汉民因在养病中,未能前来南京。

蒋总统当时向夫人表示﹕“国事危殆至此唯余赴京,尚有挽救之望;而个人之毁誉成败,则概不应顾也。”夫人点头称是。

十八日,孙科复来杭州;当天晚间,蒋总统招待汪、孙二人晚餐,即席表示﹕“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本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想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故余不顾一切,决计入京,以助林主席挽救危机,本我良心,尽我天职而已。”

二十一日, 蒋总统于杭州启程之际,对记者发表谈话﹕“余此次晋京,个人当然苦痛。然国事如此,亦不能计个人之苦痛。……当为公义私交而尽力赞助政府,共纾国难。”(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蒋介石回到南京,正是日军在上海制造各种借口的挑衅之际,中日两军已经面临一触即发的危险状态。

在如此紧急情势之下,蒋介石于二十五日出席中央常会,常会接到了孙科请辞行政院长的电报,外交部长陈友仁也在先一天辞职前往上海,国家政务再度停顿。

二十六日晚间,蒋介石约汪兆铭晤谈,告以﹕“行政院长不可虚悬,请兄速行组织行政院,主持大政,中(蒋总统)愿不受名位,竭诚相助。”(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汪兆铭于二十八日就任行政院长。

“一二八事变”——日军侵犯上海,也就是发生在这一天的夜晚。

日本军部为了转移国际间对于东北方面的注意力,创造一定的间隙来炮制伪满洲国,于是就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 ”。

自一八四三年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以后,大批淘金者从世界各地踏上这片东方热土。到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居住的外国人已超过六万。当时的上海,人口大约有三百余万,外国人所占比例也不过百分之二左右,但在世人眼中,上海似乎更像一座外国城市。那时的上海,除闸北和南市之外,都是外国人的租界,洋泾滨以北是英租界,以南是法租界,虹口一带是日租界。

“九一八事变”之后 ,中国民众对日本侵略者非常痛恨,中国人的对日感情日益恶化,尤其是在国际都市大上海的同胞们的表现尤为突出,市民抗日运动为之沸腾,逐日不断地举行各种抗日集会。

“对于市民如此反日情感更其火上加油的,是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侨民们的对抗行动。他们以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一日所举行的“上海居留民大会”为开端,继之召开“长江流域日本人联合大会”、“全支(中国)日本人居留民大会”,猛烈诟责中国;他们高呼着日本侵略军阀所制造的口号–“膺惩暴戾支那”,这是对于本来就已经非常激愤的中国市民越发加以刺激的挑衅行动,惹起了不少次的小纠纷。”(16)(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于是,看到了这些情况的日本军部,便抓住中国民众日见恶化的对日感情,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即决定在上海制造一次骚动,好把倾注在东北方面的国际视线转移到上海来。为了实现这一阴谋,关东军司令部参谋板垣征四郎拨出经费,召集相关人员进行周密策划。他们在上海收买瘪三无赖,地痞流氓,唆使他们袭击日本人,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四时左右,有日本妙法寺和尚天崎启升等五人为冬季修行,行经上海市马玉山路,受到颇多中国人(多为被日本收买的瘪三无赖、地痞流氓。)突袭攒殴,经在附近的日本人所经营之东华纱厂职员将受伤者三人送入医院治疗;其中一人,于二十四日死亡。当时,得到报告的中国警察赶到现场,但行凶者业已逃之夭夭。

此一事件,很少有人能察觉到是出于日本特务机关所阴谋策动。就连在事后受国际联盟委托担任调查的英、法、意等国驻沪领事团所提出的报告书,也都认为“行凶的中国人中,有数人大约是最近组织的抗日义勇队队员。”

不明真相的日本侨民,大为激愤,他们气势汹汹地宣称﹕发生了像这样的凶杀事件,是由于日本方面对于中国人“抗日”、“反日”所反应的态度太软弱之所致。

事件的第二天,日本的青年们即哄(hong)起了所谓“复仇”的暴力寻衅行动。这正是日本特务机关所需要的效果。

和尚事件的第二天,即元月十九日,有“日本青年同志会”会员等浪人三十多人,手持刀、棍、火药冒雨涌到三友实业社。“三友实业社”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纺织工厂,生产“三角牌毛巾”。他们以“袭击日本和尚的犯人一定是这个工厂的工人”为借口,在捣毁工厂之后,继之纵火焚烧;临去时更与中国警察冲突,杀伤三人。及至二十日下午,又有日本侨民二千人,集会于蓬莱路日本人俱乐部,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出兵压制中国的排日运动。继之,更在市区示威游行之后,并赴日本总领事馆及日本海军陆战队本部提出请求出兵,进行镇压,可谓是气焰嚣张。

他们的示威游行队伍,行经闸北虬江路及北四川路一带,殴打过路的中国人,并捣毁颇多中国商店及电车、公共汽车,更将执行制止其暴行的公共租界外国巡捕殴伤。

此时的上海已是山雨欲来,乌云翻滚,不仅日本浪人的寻衅行为不断升级,同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的态度也颇为强硬,就在日侨示威游行的同一天即二十日,村井便向上海市政当局提出五项要求:
(一)市长道歉。
(二)逮捕凶犯。
(三)赔偿损害及医药费。
(四)取缔抗日运动。
(五)解散抗日团体。

对于这些要求,上海市长吴铁城所作出的答复是:“(一)(二)(三)项可以考虑。关于(四)(五)两项,因此类团体是由民众基于自动的爱国的赤诚而组织,他们行动只要是不妨碍秩序与安宁,市政府是不能加以压迫的,而且也没有那样的权力;但如有越轨行动,则当依法制裁之。””(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与此同时,吴铁城针对日本人纵火焚烧三友实业社的事件,也向日方提出抗议;而村井仓松则向吴铁城表示遗憾,同时言明,查缉纵火浪人,依照日本法律从严惩办。

日本军部原本是要在上海挑起武装冲突的,所以上述外交活动,只不过是在武装行动前准备过程所需时间的表演而已。与此同时,从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大批日军在上海登陆,不但要求“惩凶”,并要求取缔一切抗日团体。

村井仓松也于二十四日以海军压力为后盾,向吴铁城提出“如果在相当时期之内得不到满意答复,则保留采取必要行动之权。”暗示可能使用武力。接着,村井更于二十七日强硬地提出“限二十八日下午六时前回答”的最后通牒。

日本计划在上海制造事端,以转移国际视线,乘隙制造伪“满洲国”的阴谋,在明目张胆的进行中!

二十二日,日本海军突然介入交涉,其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发表了胁迫性的声明,送达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长如不能给予满意答复,并立即实行日本方面的要求,则海军司令官决采相当手段以保护日本的权利和利益。”(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与此同时,全副武装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便侵入了闸北一带。日军首先袭击警察机关。接着,又向中国驻军开火,除使用野炮、曲射炮等火器之外,并经确认已动员装甲车十余辆,是正规的作战行动。据日本方面记录:元月二十八日当时,在上海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现有兵力九百零八人,加上由日本国内之佐世保镇守府及吴镇守府两处军港增派前来的九百二十五人,合计为一千八百三十三人。

时在闸北驻防的是来自广东的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面对日本人在上海的嚣张气焰,蔡军长在二十三日十九路军干部会议上愤怒地说道:日本人这几天在上海处处向我们寻衅,我觉得实在是忍不下去,所以下了一个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上海警备司令戴戟亦慷慨陈词:自从东三省问题发生后,兄弟个人觉得做中国人实在是该死,尤其是做军人,更是受刺激的难过,良心上的责罚,真是痛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倭寇一决死战,才是真正的办法。

十九路军有着参加过“北伐”的光荣传统,总指挥蒋光鼐在军事干部会议上强调:十九路军是很负名誉的军队,现在恰驻防上海,这对十九路军是生死存亡的时刻,对国家也是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的死可唤国魂,我们的血可寒敌人!

日军对上海的警察驻军发动进攻时,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正在市区西郊真茹的该军指挥部中。蔡廷锴得知日军攻击闸北的消息后,立即下令驻守闸北地区的该军第七十八师所属第六团(约千人)将日军击退。

此时,十九路军辖有三个师,计三万兵力,担负上海以至于南京方面的防务。总指挥蒋光鼐依据日军攻击规模判断必将面临大会战,故而决定除在南京等地留驻部分兵力外,差不多已将全军投入上海战场。

二十九日傍晚,蒋光鼐与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联名发表通电,表示决心彻底抗战,以鼓舞十九路军全军士气,电文如左﹕“……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市区终于成了战场。战斗打响后,上海各界义勇军,纷纷推举代表,到真茹去见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请求参战。蔡廷锴指定总部的高参华振中,156旅旅长翁照垣为义勇军正、副总指挥,参战各界义勇军达五千余人,担负起了战勤、救护、消防、宣传、传递军情乃至查奸和作战的任务。

蒋介石先生此时刚由老家溪口返回南京,遂向国人公开表示:中国要争取国际干预,但并不等于一味的等待,以及对日本继续不抵抗,若国际制约无效,则我惟本不屈服之决心,始终不与之妥协,而且朝野一致,作最大努力之抵抗。

一月三十一日,日军又增调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四艘,航空母舰两艘,以及海军陆战队七千余人增援上海。并从长江上炮轰南京。蒋介石担心日本有侵占整个东南之企图,因而明确主张将国民政府迁往河南古都洛阳,以便与倭寇长期作战。为亲自表明本人决心并号召全国官兵奋起抗战,特向全国发表通电:“……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进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

“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

“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日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17)(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蒋先生对主张迁都一事,在元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亦曾记述了他自己对这一重大决策的利弊权衡:“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余一人获罪之可比。余早有志牺牲个人,以救国家,他复何所惜哉!”(18)(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随着战争不断升级,十九路军孤军难支。蒋介石遂将中央第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及税警团合并为第五军,由张治中指挥,于二月十六日加入上海作战。战斗更加激烈。时上海工商界、实业界、地方名人史量才、黄炎培、虞洽卿及杜月笙等,发起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以慰劳军队,救护难民,调剂金融,维持商业。

据相关史料记载,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上海市民支持抗战,热情很高。当时只要“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向大家说一声“抗战需要”,立刻就会有大量所需物资像小山一般堆积在该会门前。以至于报纸电台经常代表该会发表声明:昨天本报或本台说十九路军需要某某种物品,现在各界同胞捐赠数量太多,早已超过实际需要,本会已无地方代为保管,请同胞们从现在起不要再捐了。

淞沪抗战爆发后,流亡上海的韩国侨民,也组织起慰劳队筹款购买纱布、药棉、碘酒等战地所需物品,送往十九路军前线阵地。上海韩人各团体联合会,上海台湾联合会,还联名发出“劝告日军倒戈自救”的日文传单。

一二八淞沪抗战,虽是在上海国人居住区展开,但上海市中心由英美法等国控制的租界当局,也紧张异常,纷纷拿出应对措施。战争爆发初期,上海的金融及经济秩序一度受到冲击。此前,国民政府因财政困难曾大肆举债,仅一九三一年就发行公债七十四亿六千万,其中三分之二为上海各银行所持有。“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后,为筹措经费,国民政府请求国民延期偿还及减息,这无疑损害了持票人的利益。但“上海持票人会”立即发布宣言:同意减息延付。若在平时,无论国家财政如何困难,万不容稍有变更,因为这是国家与国民需共同遵守的“诚信诺言”。惟当此危急存亡之秋,百业停顿,税收奇绌,日本入侵,国难当头,持票人深明大义,为国难甘受牺牲。

时身在南京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对国民的慷慨,深为感动的说:持票人恸外人之侵凌,国势之颠危,愿损个人之利益,以纾国家之危难,提出减轻利息、延长还期、保障基金各办法与政府相互妥协,尤足以表现我国民爱护国家,一致团结之精神,本人深表敬意。

“大家保卫大上海,大家保卫大上海,各行各业一齐来!有力的出力,有财的出财!大家保卫大上海,不分贫与富,大家一齐来!”这是当时上海市民的共同心声,遂成为街头巷尾到处传唱的儿歌。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日本侵略者针对性的轰炸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文化机关,文化资源收藏库—商务印书馆,造成这个几乎垄断中国教育出版,占全国出版量百分之五十二的出版巨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财产被毁。当时日军飞机从“能登吕号”航空母舰起飞,向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总厂投了六枚炸弹,印刷厂、制造总厂等,顿时一片火海。马路对面的东方图书馆也被焚烧,五层大厦被烧成空架子,四十六万册珍贵的古籍化为灰烬。其中“东方图书馆”收藏的宋版、元版图书十多万册、和四库全书等珍籍都被焚毁或劫走。当时连十里开外的法租界,也随风飘下焦黄的《辞源》、《二十四史》等残页。时人这样描述日机轰炸后的情景:是时,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十里之外,大火熄灭后,纸灰没膝。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其惨状目不忍睹。六十五岁的张元济打理商务印书馆已逾三十年,眼见印刷厂、制造总厂、东方图书馆等遭此摧残,馆藏珍贵典籍,付之一炬,他与同仁们抱头痛哭。张元济后来这样回忆道:连日勘视总厂,可谓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竟片纸不存,最为痛心!工厂机器设备,都可以重修、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特别是宋元孤本珍贵典籍,再也无法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据当时新闻报导,日军以卡车搬运烧剩下来的书籍达一星期之久。似此传承古代文化的善本典籍之被毁灭,不只是中国、而是全人类无法弥补的损失。日本侵略者悍然毁灭东方文化的罪恶行径,无疑是其人性的兽性化,灵魂的丑恶与残暴!

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直接影响到了英美法等国在上海的利益,英美两国驻沪总领事遂出面调停。日本侵略者,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对上海的军情民情估计不足,原想,只要战争打响,即能摧枯拉朽,迅速推进,达到预期目的。不想战争打响之后,十九路军奋起抗击,上海民众积极参战,支持部队,直到第二天下午,日军不但未能按原定计划展开,而且受到重创。因此,当英美出面调停之时,日本军方佯为同意,商定二十九日下午八时开始一小时“休战”。再经两国总领事居间调停,举行中日双方负责人会谈。英国驻防军司令即席提出调停建议﹕

(一)日军退至租界线内。
(二)退出区域由中立国军队驻防。
(三)中国军队亦同时退至相当距离。
(四)事变之解决,待外交交涉。

日方则表示﹕“俟向本国政府请示”,而当场未作承诺,只是暂时决定“休战”延长三天。

日军其所以同意将“休战”时间延长三天,是因为开战之初,日军受到重创,欲增加兵力,要调运需要时间,延长休战时间,是其为争取运兵时间的缓兵之计。日本增兵得手,即重新发起进攻。淞沪抗战在上海军民的英勇抗击下,坚持了一个多月,使日本侵略者受到沉重打击。
在上海战役中,中国军人战死四千余人,受伤七千余人。市民死亡一万余人,失踪、负伤四千多人,毁坏民宅一万六千余户,遭受损失甚重。日本侵略者的伤亡远远小于中国。

五月五日,中日在英、美、法、意各国调停之下签署《淞沪停战协议》。日军返回战前防区;中国军队暂留现驻地;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区。

一二八事变,历时三个多月,中国上海这个国际都会,除人员物质遭受重大损失外,最令世人痛心疾首的是,数量巨大、珍贵孤本典籍遭受的焚烧和劫掠。工厂可以重建,机器可以修复,典籍无法复制!人类将从此失去而无法复得!日本侵略者毁灭东方文化的邪恶灵魂、野兽般罪行,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国军人为民族尊严而流血,为国家主权而拼杀,日军同样伤亡惨重,三易其帅。一九三二年二月下旬,日军正式成立上海派遣军,任命曾参加过“甲午战争”的白川义则大将为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到达上海时,战事已经结束,这时日本外相重光葵也来到上海,他们决定于“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举行“中日淞沪战争祝捷大会”。

日本人侵犯中国,又要在中国国土上“庆祝胜利”,真真欺人太甚!这是对中华民族无边的羞辱!上海爱国军民愤慨异常。重光葵与白川的举动与行踪已被抗日侠士,暗杀专家王亚樵所掌握,决心除掉白川与重光葵。因日酋安排的“祝捷大会”会场只允许日本人和朝鲜人进入,于是,王亚樵便约请韩国流亡义士尹奉吉一起商议实施方案,商定特购10磅篾壳热水瓶,安装定时炸弹带进会场。定时炸弹按时爆炸,威力颇大,连台带人轰至半空,炸毙白川、炸伤重光葵,摔死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日酋共死伤13人。“庆祝大会”被捣毁,各报连篇累牍刊载,上海数百万军民为洗雪羞辱而奔走相告。义士为国人复仇,为世界除恶,大义凛然,慷慨悲壮!

爆炸发生后,韩国义士尹奉吉当场被捕,英勇就义。随后日本侵略者对上海韩侨疯狂抓捕。为避免牵扯无辜,王亚樵又与韩国义士金九仔细商议,决定以韩人爱国团首领的身份,在《申报》刊登一封公开信,宣布对此事件负责。

“概自日本以武力并吞高丽,乃进而攫取满洲,并无故侵犯上海,已成为远东及全世界和平之威胁者,故余决意向世界之仇敌,人道与正义之蟊贼,报仇雪恨。吾人谋暗杀敌人之重要人物,并破坏敌人之行政机关,藉以恢复祖国之独立。吾人无金钱,无军队,以与白川搏斗,唯有一人!”(19)《满江红.抗日珍贵影像全记录.第二集》(凤凰电视台视频)。

这时在东北方面,趁着“一二八上海事变”的纷乱之际,日寇预设的阴谋已化为既成事实,这就是侵略东北的作业告成–成立了傀儡政权的伪“满洲国”。

民国二十一年,当元月三日占领锦州的同时,日本的所谓“东北新国家构想”,由关东军带头加速进行,这是预计国际联盟依据决议将会派遣调查团于二月下旬乃至三月上旬前来当地调查,故必须策谋在调查团到达之前捏造一个“新国家”出来。日本侵略者对于这个伪政权的初步构想大致为:

一、机构采逐渐中央集权制度,其首领用“大总统”等类名称,以避免有复辟倾向,并以溥仪为首领。
二、时间大致在二月中旬,至迟在国际联盟调查团到达之前实现。
三、以长春为“国都”。
四、“中央政府”设“参议府”、“参议”为满、蒙籍各一人,中、日籍各三人。日本的意向通过日籍参议转达“满蒙中央政府”。
五、“新政府”管辖区域为奉天(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蒙古五省。”(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为了成立所谓的“新国家”,日寇的策谋之一,是首先组织一个所谓的“东北行政委员会”,于是遂拉拢业已唯关东军之命是从的旧军阀及土豪们,先组成一个“新政权”的母体。二月十六日,关东军召集臧式毅(辽宁省伪主席)、熙洽(吉林省伪主席)、张景惠(黑龙江省伪主席)以及马占山“四巨头”于沈阳;十八日成立所谓“东北行政委员会”,以此一委员会之名义宣称东北“独立”。

中华民国外交部早在“伪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之前,于二月二十一日曾发表宣言,否认东北“独立”及一切伪行政组织之设立。

“这个所谓“新国家”,自称“满洲国”,决定于三月一日成立,其“领域”为奉天(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后来于一九三三年再加上热河省),人口约三千万;“国旗”为“新五色旗”,年号“大同”。其政体是依照日本的意向决定暂采“共和制”。但希望“帝制”的溥仪及其左右则加以反对;郑孝胥、郑垂父子以及罗振玉等人向板垣征四郎坚持要求“帝制”,而板垣则于会见溥仪时,告知“新国家采共和制,你(溥仪)可以执政名义居于元首地位”,溥仪大为不满;于是板垣乃约集郑孝胥父子暨罗振玉等人说出“军部的要求绝对不能变更。如不接受,就是与关东军为敌。”-最后拿出这样胁迫的手段,使他们只有忍受了“执政制”。

在这个决定之后,板垣又与郑孝胥父子密约–(一)关东军保证“满洲国”成立后,在一年内改为帝制。(二)溥仪对外称执政,但在宫中仍用皇帝体制。(三)日本在短期内承认“满洲国”。(四)任用郑孝胥为“国务总理”。

溥仪本人所希望的“帝国皇位”得到了保证,亲信郑孝胥也获得“总理”的位置,至于他们对于出卖东三省则是毫不吝惜的。
……

三月一日,(郑孝胥)体承日本意旨发表了“满洲国建国宣言”,其内容则为诋毁国民党及表明与中华民国断绝关系。”(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从此以溥仪为执政的“伪满洲国”诞生,在历史上存在了十三年,在此期间作了不少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勾当,犯下了叛国大罪。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四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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