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民运 曲终人散
之前，我认定政府不会开枪，是基于对人性底线的信心。同时，我也认定，如果政府开枪，那么，它的倒台就注定了，全国人民一定会发动大起义，齐心协力，推翻这个天良丧尽的吃人政权。
然而，时年二十五岁的我错了。那个年届八十五岁、身材奇矮、手握军权的邓小平，吃了秤砣铁了心，悍然出动三十多万解放军，包围北京，杀进天安门广场，用坦克和机关枪，血洗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时年二十五岁的我错了，还在于，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并没有起义，而是怯懦地，放弃了抗争。除了在北京街头，有部分市民和学生做了一天一夜的英勇而殊死的抵抗之外，其他民众，尽做鸟兽散。
枪打出头鸟。杀鸡儆猴。这是两个中文成语。老谋深算的邓小平算定了，只要平息了北京的民运，全国各地的民运也将随之平息。果然，北京发生6月4日的大屠杀之后，各地民主运动迅速低落。广州的抗议仍持续了三天，包括堵桥、堵路，但人数骤减，并越来越少。
学生们自发散伙，有的躲藏起来，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开始准备期末考试。目睹此情此景，我伤感而无奈。耳边，犹自回荡着早几天中大学生游行时震耳欲聋的口号：“中大中大，人民养大；为了人民，死都不怕！”似乎，过去近两个月的民主运动，只是一个浪漫曲。如今，曲终人散。一切回到从前，回归沉重的现实。
书生气十足 自投罗网
作为民主运动的领军者，我和学生领袖们，则陷入危险境地，孤立无援。北京发布了“通缉名单”，广东省则发布了“通告名单”。二者字面上的不同，表达不同意义：通缉，意味着直接追捕被通缉者；通告，则是要求被通告者到公安机关“谈话”、“交代问题”。相对于北京，广东当局更希望温和对待民运领袖。时任广东省长的叶选平，是中共元老叶剑英的儿子，属于政治上的温和派。在广东当局“通告”的四大民运领袖名单中，我和陈卫都赫然上榜。
时年二十五岁的我，书生气十足，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因而，不仅没有逃亡，反而前往公安局，与当局“谈话”。尚铭记中国古语：好汉做事好汉当。其间，我继续辅导学生期末考试，有学生问我：“陈老师，你为什么不逃跑？听说吾尔开希都逃到香港了！”我半是幽默半是严肃地回答：“祖国的得失，就是我个人的得失。我愿意与祖国共进退。”
与广州市公安局的“谈话”，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一个月。公安局官员试图对我进行“教育”，要我“交代问题”，逼我转变思想。但由于双方立场不同，所谓“谈话”，往往变成辩论，有几回，甚至变成激烈的争吵。公安局官员用手帕抹着前额上豆大的汗珠子，掩饰其恼羞成怒的表情。
1989年8月2日下午，我应约再次出门，前往公安局。泓送别我时，递给我一个苹果，温柔道：“苹果，代表平平安安，盼你早点回来！”谁知，这一天，我一去不返。
天气炎热，骄阳直射，那天，我有一种置身蒸笼的感觉。才走出中大西校门，有人叫唤我的名字。刚刚下意识地回应，就见四个陌生的中年男人从四面围上来，四条高大粗壮的身影，挡住了阳光。他们半是哄劝半是推搡，将我推进了一部轿车。窗帘遮严了所有车窗。在紧张与镇定的心绪循环中，我被带往未知的去处。
那四个陌生人，是国家安全部便衣特务。那一天，我失去自由，正式被捕，被投入看守所。失身黑狱的那一刻，忽然后悔自己的书生气，为何不逃亡？与公安局“谈话”，与虎谋皮，彷如自投罗网。
陈卫等学生领袖也先后被捕。原来，北京中央政府直接施压广东当局，批评他们“一手硬、一手软”（即，抓经济硬、抓政治软），责令他们仿照北京，立即逮捕、法办广东民运领袖。事后，叶选平被邓小平调离广州，调入北京，明升暗降，出任毫无实权的虚职：全国政协副主席。@
（选自 香港开放出版社《不受欢迎的中国人》附录：我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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