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艺术要写实(4) 19世纪学院派艺术家的突破
【大纪元2015年08月27日讯】译者按：19世纪中叶以降，现代艺术的支持者们开始全面颠覆和压制西方正统写实艺术的审美价值和表达体系，使之完全陷入瘫痪之境，从画廊、博物馆、艺术教育机构到报章媒体，诸多的“权威暗示”带动着大众不辨美丑、人云亦云。近三十年来，现代艺术的公正性开始受到质疑，同时，古典写实与当代写实艺术也勃然复兴，此间，创办于美国的“艺术复兴中心”（Art Renewal Center®，简称ARC）已成为全球艺术界同好研究、交流和竞赛的高端平台。本文是ARC创办人弗雷德里克‧罗斯（Frederic Ross）2014年2月7日对康涅狄格肖像艺术家协会的主题演讲，也是ARC艺术哲学系列演讲的第一讲，通过对一个半世纪以来艺术史的重新审视，不仅申明了视觉艺术为什么要写实的问题，也匡正了伟大画作的定义。今分为五篇发表，各篇标题均为译者所加。
（续上篇）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19世纪晚期的学术派艺术家究竟做出了什么贡献。事实上，那一时期作家和艺术家真正惊人的成就是在表现人的尊严的领域。我最喜欢拿威廉‧布格罗作例子，在有生之年他被视为法国最伟大的艺术家，毕竟他的作品与艺术贡献当时被很多艺术家崇拜和效仿。后来有人指摘他仅为小资产阶级客户作画，实际上，能随心所欲描绘各类对象正是他引以自豪的；对他作品的需求是如此巨大，大多数作品被在颜料干透之前就卖掉了。他是个“工作狂”，每天作画时间长达14到16个小时。
他对手下的职员、他的学生和同事非常关心，身边任何人有需要，他都会伸出援手，这一点众所周知，也使他受到身边所有人的爱戴。我读过这些人写给他的很多信，我们中心还收藏了一些原件。我记得其中一封非常感人的信是那个时代的前辈大师之一保罗‧德拉罗什（Paul Delaroche）写给他的。德洛拉什生于1797年，比布格罗年长28岁，但在我们收藏的那封信中，他感谢他的好友布格罗借给他钱，并承认自己挥霍了一些收入，不然他本可以早点还钱，也感谢布格罗宽限了他的还钱时间。在巴黎沙龙和法国学院（The French Academies）向女艺术家敞开大门方面，布格罗也发挥了核心作用。自1868年开始，他与当时法国最功名卓著的一些画家，包括鲁道夫‧朱利安（Rudolph Julian）、儒勒‧莱菲博瑞（Jules Lefebvre）、加布里埃尔‧费里尔（Gabriel Ferrier）以及罗伯特‧托尼‧弗勒里（Robert Tony Fleury）一起，开始为女艺术家们定期授课并进行评鉴。到1893年，主要的艺术学校都开设了面向女性的课程，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法兰西学院（L’Académie Française）。
布格罗出生于1825年，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风暴之后——这两个历史事件最能体现启蒙运动的思想突破。布格罗和雨果则是当时杰出艺术家和作家群体中之最杰出者，他们的作品梳理了社会发展，架起了从天授君权时代向人与法制的文明（即政府合法性建立在受治者同意基础上）过渡的桥梁，后者的价值观包括：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普选；保护人权；政府和社会有义务承认、组织实施并保护这些权利；新闻出版自由则保证信息公开，让民众能针对僵化的旧机构制造或遗留的不公正进行公开辩论并促其解决（占据这些机构的都是旧规则的追随者和力图东山再起的统治者）。让我引述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35至1840年间写成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的一段话：
“我试图描绘和打算评述的新社会只是刚刚诞生。时间还没有使它定型，使它产生的 大革命还在继续，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当中还几乎不可能断定哪些东西将要随着 革命本身的结束而消失，哪些东西在革命结束之后还要存在下去。新兴的世界还有一 半陷在正在衰败的世界的残垣破壁之中，在世间事物呈现的巨大混乱当中谁也说不出 哪些古老的制度和习俗还会劫后余生或完全消失。” （译者注：译文采商务印书馆出版董果良译本。）
哪里才是终点我们根本还不清楚，但如果人们想将生活安排妥适，理念的明晰是必需的；也只有在自由安稳的基础之上人们才能创造出适于文化艺术开花结果的文明。自由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直到晚近才出现的生活方式，为确保自由长存，19世纪——第一个“自由世纪”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于是将组织、梳理、传播和维护价值观、法律和社会民主机构当作他们的义务与责任。他们如何履行这些责任，肯定会影响后面数个世纪的一代代人。
卢梭在其里程碑著作《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的开篇疾呼道：“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的作品集中讨论了近代西方世界区别于“中世纪”的一些基本理念，这些理念也保护民众免受暴君或“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的霸凌。西方世界从一个充斥君权法令的世界，转向了由主权独立的国家统辖的世界。“公共意志”“社会契约”“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等字眼在“自由”的新世界里四处传播。
这些革新理念越来越多被知识阶层吸收，也迅速传播给了农民和工厂船厂的工人—— 当18世纪的萌芽在19世纪开花结果时，他们都从这个自由民主的新社会受益了。开始时，还只有土地所有者投票支持最初的美国宪法，而当20世纪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其它无数的恐怖后，其传播更加广泛，我们也看到了从农业社会、工业化社会、再到今天的高科技社会的一场变迁。
由此，启蒙运动的这些核心信条、其突破性的理念，对我们理解19世纪艺术家生活的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他们正是在传达启蒙思想的核心。布格罗笔下年轻的乡下女孩庄重而有尊严，有一种虔静之美。其中一幅作品描绘一个健硕而美丽的乡村少女，她手拿农具，直视观者，眼神毫不掩饰。可以说，她稳稳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在另一幅重要的真人尺寸画作中，一位吉普赛母亲抱着女儿，站在山巅俯视着看画的人。她们的目光也很直接，又不无友善。在这幅画中，布格罗让广阔的天空和低矮的地平线衬托出吉普赛人的轮廓，从而提升了其地位——我们是在仰视她们。她们温馨的神情表现出对我们的接纳；而观者则被要求报以同样的尊重，只有不在意她们卑微的出身，我们才能接受她们、给予恰当的回应。正是她们出身卑微的事实如今将她们提升到了另一层境界，那也是今天人类的普世价值。
到了19世纪，从事各种活动的人们都被视作值得艺术家表现的题材，其中包括穷人和无家可归者、在寒冷街头流离的女子、忍受16小时工作日到深夜还在劳作的童工；除了婚姻、孩子和家庭生活，入画的还有学校、法院、医院、工厂、公园与山峦，以及无数其它主题。比如，一个新的流行题材是虚伪的神职人员正在充塞着艺术品、古董和贴身佣人的私家公寓里教导人们舍弃身外之物。这对艺术家来说是多么富有革新性的主题啊。当维贝尔（Jehan Georges Vibert）、布鲁纳里（Francois Brunery）和克罗加尔特（Georges Croegaert）讽刺神职人员，将红衣主教画在豪华的场景里，描绘他们与年轻漂亮的名流玩纸牌或雇请占卜师来算命时，他们无异于说，神职人员也是人，一样有性格上的弱点。除此之外，开神职人员的玩笑也体现了人们新发现的一片天地，就是言论自由。一位现代艺术教授曾对我说：“把红衣主教的姿态画得那么蠢，真是愚不可及。”他的偏见完全蒙蔽了他，让他根本没有发现维贝尔的突破，没有发现他怎样逾越了先前统治者的雷池。我们接受的教导是，那些打破规则（包括常规透视）、破坏写实传统、敢于不循旧轨的艺术家是更高一筹的；而那些曾站在一线帮我们大家赢得自由和权利的学院派艺术家，其实也帮助开创了一种新气候，让突破艺术规则也成为可能——尽管相比之下，这不如直接引向自由与公正的那些突破来得重要。要知道，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一个艺术家如果把红衣主教描摹得这么滑稽，是会被砍头的。
揭露社会弊病、描绘人人平等及每个人的价值，这距离探索个体内心、重视并提升人类的希求、幻想与梦想就仅有半步之遥了。对19世纪学院派艺术家和作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性，包括人称其为人的一切，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看世界。人性获得尊崇，无分你是哪类人，无分相貌、种族、肤色、职业和爱好。我们就是那重要的，是艺术巨匠们所追寻的最伟大主题之一。有关人性的一切都为作家的散文、诗人的五音步诗、画家的颜料创造出的独特沟通形式提供了新养料。正因如此，成千上万艺术家创造了数百万计的形象——经常都是新鲜原创的，最最精彩的那些堪称体现最高秩序的杰作。
演讲者简介：
弗雷德里克‧罗斯（Frederick Ross），生于美国新泽西州，著名艺术收藏家、艺术史学者、教育家，艺术复兴中心（Art Renewal Center®）主席——该中心成立16年来，通过与全球众多古典艺术教育机构合作，致力于复兴古典写实绘画训练；同时，其官网也是艺术界同人查阅资料、进行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罗斯先生同时担任《布格罗艺术全集》（William Bouguereau: His Life and Works）编委会的执行主编及撰稿人、布格罗研究会主席等职，并受邀在苏富比拍卖行、达荷希博物馆、沃兹沃思学会和孟菲斯大学等机构发表主题演讲。其演讲辞和文章刊发于美国主流艺术与文化媒体，每年受众超过30万人，并被多所院校列为学生必读。
罗斯早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艺术教育系，与妻子谢丽一起拥有19世纪欧洲绘画和当代写实绘画的丰富收藏。**
责任编辑：珞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