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莲:洛杉矶札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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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5年08月09日讯】【二】

毛泽东好话说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无论有什么错误、缺点,就不怕别人指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着足戒。”“要做一个高尚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毛泽东要求别人“不要计较个人利益,要做人民的公仆。”而他自己呢?他是一个高尚的人吗?他是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吗?“文革”前夕,在贯彻“23条”讨论运动怎么搞法时,毛泽东提出“这次运动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说:“我们的干部大部分都是好的,不要提‘派’提‘派’就打击一大片了,少数人是‘四清’和‘四不清’的交叉问题。”毛泽东马上大发雷霆,用他的右手指着刘少奇的鼻子声色俱厉的说:“你算什么东西,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见《南方周末》)毛泽东又随口说:“谁说没有走资派,张淋之就是一个。”毛泽东不需要法律,不需要什么组织手续,随便一开口就等于要了他的命。张淋之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在一次党委会上有人揭发,他不带头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在会议上公开说过:“第一任皇帝都很厉害,秦始皇是第一任,毛主席也是。”12月26日是毛泽东生日张正在办公室学习毛泽东选集一群造反派冲了进来,一个大个子不由分说朝他的胸部猛击两拳,顿时肋骨断裂昏了过去。12月28日大会批斗,造反派用带铁卡子的皮带打塌他的左眉骨,打裂了他的后脑骨,当场死亡。

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做即席发言,他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说:“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按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被)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始作俑者是我……”毛泽东的二儿子毛岸青四十年代就有精神病,1950年大发作,后来毛泽东送他去苏联治疗,1959年回大连修养。这时毛泽东的亲家母(毛岸英岳母)张文秋有意与毛泽东再续亲缘,于是趁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的同母异父的妹妹邵华(张少华)放寒假之际带她到大连。毛泽东知道此事后,特别致电毛岸青“你的嫂子思齐和她的妹妹来看你,她们十分关心你的病情,你应好好接待她们。你是否有作朋友的意思?”不久,张文秋特意将邵华转学入辽宁师院插班以便和毛岸青在一起。1960年五一节前夕,二人在大连结婚。张文秋为了成为毛泽东的双层亲家,硬是拆散了邵华与其热恋的男友徐文伯(徐海东三子现任文化部副部长)牺牲女儿的青春,与一个精神病患者结婚,此举至今还为人们所不齿。江青大骂邵华的母亲是个坏人,让邵华和毛岸青搞对象是有阴谋的,她坚决不同意。可“他们就结婚了”,江青还说:“邵华是主动送上门的,勾引毛岸青”说罢她嗷的一声就哭开了。张文秋一辈子结过多次婚,攀毛泽东这门亲事,是她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毛岸青脑子有问题,婚后生活无法和谐。毛泽东深知这一点,特别抄了一首汉朝民歌赠给邵华:“山无陵,江水未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意在激励她要坚持下去。十年后邵华生一子,但毛泽东至死都未曾看过这个孙子一眼,因为毛家都认为非岸青所出,小时候孩子叫岸青爸爸,连脑子有病的岸青都大声呵斥:“谁是你爸爸”甚至国外传说,其实应叫毛泽东为爸爸。此事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毛岸青从苏联治疗回来,五十年代初就安排入总政治部挂个闲职,由部队养着,而且职务级别很高,有警卫、秘书、专门厨师、专车,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试问他有何能何德?一个长期患精神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毛泽东竟然占纳税人那么多便宜,特批他拥有那么高的职位和享受,有一丝一毫“人民公仆”的气味吗?2007年毛岸青病逝,又举行隆重的“副总理级葬礼”。这不是把拥有十多亿人的大国开了一个大玩笑吗?翻开中国史,世界史曾有过这样的事吗?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毛泽东就被奉为“全才”,无所不通:伟大的领袖、导师、军事家、哲学家、诗人。毛泽东思想无所不包:政治、军事、文艺、农业、教育、经济、外交……人们无论做什么,只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就行。“文革”期间,医院开刀病人不需打麻醉针,学习《毛主席语录》就不痛。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其实毛泽东的智商并不高。仅从三件事看就可以充分证明:

一、学英语。毛泽东从1900年秋,离开偏僻封闭的韶山冲,进入湘乡县城的新式学堂——东山高等小学堂。在这里就开始学英语。到了在延安时期,住在毛泽东对面(窗对窗)的雷志说:“主席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两本初中英语课本第二册和第三册,有时就坐在窗前大声念英文。他读音不准,又夹带很重的湖南音,念起来十分可笑。(我在教会学校学过一点英文,所以知道英文该怎么读法)他在那边越是认真地读,我在这边越是笑的厉害。可是主席并不介意,依然在那旁若无人地念他的湘南英语”(《曾志同志回忆录》)史沫特莱到延安后,毛泽东又向她学习英语。史沫特莱回忆说:“在会话方面,他和我(的汉语)一样糟,他向我学英语,他也学唱英文歌,但毫无成绩。”后来进北京,请大学英语教授,还有几个秘书专门教。从1910年一直学到1974/75年共学了六十多年,最后只懂诸如:Paper Tiger(纸老虎)、Politics(政治)、Friendship(和平)、Hand-in-hand(手拉手)几个单词,讲不能讲,听不能听。我们知道不少知名人士只学了几年(而且是自学)就可以听,讲,而且翻译了大部分的名著。(见《党史纵览》)

二、写错别字。鲁迅说过:“错别字将与汉字共存。因为这是与方块字本身的缺陷分不开的。”但一般学者是很少写错字的,即使错也不会错在平常的字上。而毛泽东连常用字也写错,说明他的文化功底差。1957年《新刊》主编臧志家整理了毛泽东诗词请他订正时,毛泽东回信:“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故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遗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这里的“遗”应为“贻”。又如《沁园春‧雪》中的“山舞银蛇,原驰腊象。”的“腊”应为“蜡”臧志家向毛泽东提出毛也认可,遂改之。又“慢慢来,不要招急”应为“不要着急”。章士钊先生读了《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一句时提出:“骄”是错字应为“娇”。(见《纵横》月刊《毛泽东也会写错别字》)

三、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评论。毛泽东常常要求人读《红楼梦》(如许世友)毛泽东说:“《红楼梦》至少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但是没有真懂。”这是自吹自己才是真懂。他对这部经典巨著的评论是:“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鬟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还是要看红楼梦啊,那里写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地主和贫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了,什么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党史博览》)毛泽东的这些评论,反映了他的偏见和浅薄他的评论与红楼梦博大精深的内涵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还自诩真懂红楼梦,这是厚颜无耻。

1949年10月1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可是毛泽东连治理国家的基本常识也不懂,他独行独断,心血来潮,随心所欲,专横跋扈。他不顾老百姓死活,不管国家存亡,不听任何不同意见,谁要是对他的倒行逆施说不就是违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就是死罪。他不管国际交往礼节。在他住宿附近的游泳池中穿着内裤接见外国元首。他一次见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美丽夫人就拎起对方的手亲吻,国家的庄严给他丢尽。二十多年间,他把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弄的一团糟,他的“治国”只抓“阶级斗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一年一年斗争不断,政治运动如瘟疫从未间断,搞的整个国家山穷水尽,经济崩溃,饿殍遍野。毛泽东要“大鸣大放”帖大字报互相揭发,互相结仇,夫妻父子反目,成立战斗队,战斗兵团互相残杀,全国一片血腥。“人民公社”“大饥荒”“文革”全国就有数千万人死于非命。在那“人民公社”年代,全国的商店货架空空如也,连卫生纸也没有。那几年过年,单位中每四人发一块香皂,一人一截电池,四两花生油,四两猪肉过年。一人一年发七尺布票,全家集中起来才能给孩子做套新衣。

毛泽东的自然科学知识,数理化知识等于零。他根本不懂经济学,没有任何科学论证,不管当时的差距如何就信口提出“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超美”。他决定首先要在钢铁产量上赶起。于是毛泽东一声令下:“钢铁元帅升帐”全国遍地高炉林立,所有林木几乎砍光,把山坡上的黑石头当矿石,用砍来的树木硬烧,炼不出钢就拆百姓家的铁窗,没收铁锅加在石头里一起炼。经几年折腾全国的自然资源消耗殆尽,给生态平衡造成巨大破坏。毛泽东根本不懂生态平衡的科学道理,他从未意识到这一点。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什么“总路线”靠这么一句胡诌出来的半通不通的话就能建设一个国家吗?这个总路线在中共历史上曾受过多次赞美和肯定。其实这句话不就等于一位老农民对家人说大家要多出力干活,多打粮食,少花点钱,使咱家富起来。这不是废话、空话是什么?

多年来毛泽东这个智商不高的人,为了整倒别人,达到自己专制独裁的目的,造出了很多很别扭的名词和口号,如:“右派分子”、“左倾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大鸣大放大辩论”“地富反坏右”等等。什么叫“右派分子”?对共产党的错误提出批评,对工作提些建议,就成“右派”?在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高度集权下,每时每刻都是按照中共中央的“红头指示”行事,整个大陆都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怎么下面某个人就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这些问题恐怕连毛泽东也不可能讲清楚。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毛泽东把任何人置于死地是无需说明源由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仅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毛泽东给全国数亿人划定了家庭成分。“土改法”规定,地主必须占农民人口的百分之五。此外还有富农,资本家等等,均属剥削阶级出身。这一划定成分就危害几辈人,成了几代人的巨大灾难。而毛泽东本人是什么成分?据史料19世纪末20世纪初,毛泽东的父亲在湘军当了几年兵回家之后发家致富,做大米生意。加牛,猪买卖,并在银田寺“长庆和”入了股,雇用了几个长工,短工。不久又发行了自己的股票——毛义顺堂股票,毛家一下爆发起来,成为当时韶山冲的首富(《文史参考》)毛泽东是一个十足的剥削阶级代表,他从小在家就是一个“恶形昭彰的少年犯,强奸犯,他替父亲催过租,替母亲收过猪债。”(《争鸣》2011年6月北海闲人文章)

美国元帅蒙格马利访问中国时对毛泽东说:“你的书改变了整个中国。”毛泽东马上回答说:“我的书,没那么厉害,要说改变,也只能改变北京郊这几个小小地方。何况我的书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这里毛泽东倒是说了真话。毛泽东虽说名义上读了湖南师范学校,但他整天在校瞎折腾,没上多少课。他的学历和水平实际上只有初中程度。(《争鸣》2011年6月保罗文章)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的文章,大多数为胡乔木、康生、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等人所写,其他都是秘书或专门组织的写作小组的手笔(同上)解放后,一直选入高中语文课本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是吴冷西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是报社主编写的,毛泽东做了小修改。有人揭露《沁园春‧雪》是胡乔木1936年写,赠给毛泽东的。而他署名于1945年重庆谈判时发表,夺为己有。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被吹为指导抗日战争纲领性文献,是光辉的著作,但提出抗日必须是持久战最早的是(接后139页)朱德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4月12日,在延安大礼堂举行的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发表讲话,针对部分人的速胜论和急躁情绪,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他又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国际会议(1937年8月12日)上发表了演说,提出抗日战争取胜之道是:“实行持久战,开放民主,动员群众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同时朱德又在八路军总部出版的《前线周刊》上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一文论述了持久战的问题。延安解放社还为读者出版了单行本。杨杰将军(1938年任苏联大使后任军政大学校长)也在1937年底提出抗日战争必须是持久战的论述。而毛泽东拾人牙慧,装模作样,直到1938年6月才写出《论持久战》一文。此文满纸空谈,全篇几乎都是口号式的和议论,根本谈不上对抗战有任何指导意义。

众所周知,很多所谓“英明决策”都不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如“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陈伯达提出的(见陈伯达之子陈晓农《陈伯达以后的日子》)“以农村包围城市”是瞿秋白提出的,“群众路线”是李立三提出的,“敌进我退”等战略思想是刘伯承提出的。(见《炎黄春秋》《贵州日报》)毛泽东的两部哲学著作《矛盾论》《实践论》被称为“哲学顶峰”“伟大的卓见”“把唯物辩证法推向一个光辉的新阶段。”“是傲视古今的哲学雄文”(李达)但原来都是抄袭别人的。

《矛盾论》原为毛泽东1937年7月–8月在延安抗大的讲稿:《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讲稿抄自苏联的三本哲学著作:西洛可夫着《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艾斯奇译。米定‧拉里察维基着《新哲学大纲》,米汀等着《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毛泽东讲稿全部是上述三部著作的摘录。《矛盾论》中的主要论点都是苏联哲学著作中抄过来的:两种宇宙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向,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大量采用别人的论点而不加以说明,这种行为难道不是抄袭吗?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封毓昌曾经查到一本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社会学大纲》发现在论述“矛盾的问题上《矛盾论》竟然和它很多雷同,甚至连语句也相同。该书的作者是杨秀峰,封毓昌教授写信向杨询问,杨回信说此书确是他写的,并特别交代此事不要再提了,又说他书中的论点、论述都是从苏联哲学著作中转述过来的。李达早期也写过一本《社会学大纲》”学术界造就提出毛泽的《两论》没有一个论文不是从《社会学大纲》中抄来的。(《哲学研究》1982年第三期)有人揭发《矛盾论》是由《新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第一部分—–矛盾统一法则》改写的,改写者是陈伯达。1937年陈伯达到延安马列学院任教,讲授哲学和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当时著作颇丰。不久就成为毛泽东秘书。据毛泽东的侍卫李加骥所见,毛泽东许多著作和讲话稿都是陈伯达写的。又有多位学者说,经过研究和查对,毛泽东的《两论》又和艾思奇的同期著作也有“难以计算的相似之处”。大陆一些学者认为《矛盾论》《实践论》是“拼凑的平庸之作”。(《中国当代哲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作者任俊明,安起民)《矛盾论》竭力宣扬“斗争绝对论”“斗争哲学”和“极端的矛盾思维”在理论上存在严重缺陷,是极左思潮的哲学根源。(以上材料引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九期,南开大学教授刘译华文《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矛盾论》的主要论点之一:“主要矛盾解决了,所有次要矛盾都迎刃而解。”这也是十分荒谬的。矛盾是各自独立的个体,必须逐个去解决,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不一定能解决。例如中国和越南社会制度相同,都是“马列主义指导”的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这是主要矛盾解决了吧?但两国仍然有不少矛盾不能解决,而且越来越尖锐。(如南海问题)《实践论》全篇亦无任何理论创建,仍极其平庸肤浅,其理论片面而绝对化。

(待续)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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