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战，审讯与反审讯
“五三四二！”“五三四二！”仓门打开后，狱卒连续叫了两遍。第二遍变成不耐烦的吼叫。在这里，我变成了一个号码：五三四二。
最初的一个月里，会时不时被带到二楼，接受预审。一个牛高马大的中年胖子，坐在主席台后面，他是主办我案件的预审官，号称“法官”。在他的左侧，通常坐着一名书记员，负责记录。书记员有时是男的，有时是女的。当书记员是女性的时候，我能注意到，隔着一个空隙，他们之间居然会互相传递纸条，表情暧昧，明显与案情无关。
心底下，我给这大胖子取了个绰号，叫“大黑熊”。大黑熊摇头晃脑地宣布：“交代问题，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竹筒倒豆子，和盘托出；第二种是自来水，自己流出来；第三种是挤牙膏，挤一点，出一点。选择哪种方式？你自己看着办。”又振振有词道：“我们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然而，在监仓里，我听见那几个曾是公安干部的犯人们私下交流，都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意思是，共产党骗你交代，并非为了从宽，而是为了罗织罪名。
隔壁发出乒乒乓乓的撞击声，随即又传来人的惨叫声，听了让人毛骨悚然。预审官与书记员停顿下来，互相看了一眼。又看看我，似乎在琢磨，是否应该让我听到这种声音。听到的好处是，让我老实一点；但坏处是，恐怕我又要钻他们法制的空子……
“把门关上。”眼神间拿不定主意的大黑熊，轻声吩咐书记员。过了片刻，大黑熊对我说：“算你好运啦！要是在从前，再早个十年、二十年，你们这些政治犯，也要被打得死去活来。”大黑熊暗示：在隔壁受刑的，是刑事犯；你是政治犯，所以待遇不同。
我心下有数，因为天安门事件成为国际聚焦的大事件，中国政府备受国际压力，虽然把民运领袖关起来，但是否动用酷刑，他们一时还有所顾忌。
预审，被称为“提堂”，就是审问、审讯的意思。然而，本能的，审讯激起了反审讯。通过大黑熊的提示，我能推测对方已经知道了什么和不知道什么；也能揣度出，外面的人，谁揭发了什么，谁掩盖了什么。这是一场心理战，可以测试出审讯和被审讯两方的智商高低。自以为是的大黑熊，智商并不高。
大黑熊的审问，反而让我了解到当局的动向。此时，在外面，整个中国社会，尤其全国各大学，正按照中国政府的部署，开展“人人过关”运动。所谓“人人过关”，就是，不管你是否参加过民主运动，都必须写一份材料，交代自己在民主运动中做了什么、看见周围的人做了什么；如果参加过游行示威，还被要求检讨自己的行为，向党认错。否则，是共产党员的，会被开除党职；是共青团员的，会被开除团籍；有工作的，会被开除公职；即将毕业的学生，要么得不到工作分配，要么分配不到好的工作。
于是，全国范围内，包括学校、政府机关、国营企业等，许多人，都接受当局的胁迫，遵照当局的命令，纷纷写下交代材料，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检举揭发他人。而仅仅在两个月前，他们还都是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个个热血沸腾、慷慨激昂！而如今……在那场“人人过关”的闹剧中，中国社会百态，中国人的国民性，尽显其中。
在揭发材料里，我被指为煽动家、主谋，是整个广州民运的导演，是一切事件的源头——这或许没错。二十五岁的我，是广州民运的“幕后黑手”，是共产党在广州的头号敌人，这是当局对我的定性，我必须为之承担责任。
市中的铁石笼子
一个铁石笼子，几乎密不透风，放在车水马龙的闹市中。闹市上，人来人往；而笼子里，也有人，是被关着的人。闹市上的人们，各自营生、忙碌，对笼子里的内容，浑然不觉，漠不关心。
这个铁石笼子，就是广州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又称黄华看守所。它位于黄华路，一条不大的马路，却处于广州市中心的深处。我被突然推进这个笼子里，随着身后一计轰隆的闷响，厚重的铁门关上，瞬间与世隔绝。
如果说，这栋灰色大楼，是一个大笼子，其中的每一间牢房，又是一个小笼子。无论是大笼子还是小笼子，都由钢筋混凝土浇筑、夯实，并封死。绝非电影里栅栏似的、内外可以相望的那种。在这里，连一寸走廊都望不到。
这个密封的铁石笼子，宽约二米，长约三米半，合计约六至七平方米。屋顶和四面墙壁极高。墙体厚实，都是钢筋混凝土的沉重结构。这是一个贫穷的大国，但绝不会节省砌筑监狱高墙的砖石与钢筋。那种一推就倒的豆腐渣工程，纵然遍布全国，但绝对不在这里。
在一面墙的高处，伸手都够不着的地方，有窗，名符其实的铁窗，不仅由粗重的钢筋扭结成窗格，外面还覆盖一层铁网。那是唯一的透气孔，却经铁窗过滤；光线从那里弥漫进来，却被铁网减弱。尽管屋顶上有一个电灯泡二十四小时亮着，但即便大白天，室内光线也极其黯淡。昏暗，牢房应该是这样的。
小笼子被称为“监仓”，又简称“仓”。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精确的定义。仓，仓库，里面存放的，是货物，只不过，这里的“货物”，是活人。在判刑前的预审阶段，这些活人被暂时存放在这里。尽管，这个“暂时”，可能意味着很多年，甚至无限期。
渐渐地，连“提堂”的机会也没有了。我成为一件不折不扣的货物，存放在昏暗、潮湿而闷热的仓库里，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我感觉到，如何处置民运领袖，当局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呈现“无限期的关押”。
其实，这是比判刑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判了刑，还知道期限；不判刑，而无限期关押，会让人陷入莫名的恐惧。许多时候，还会陷入一种深深的错觉而不能自拔。这错觉就是：从来就是如此，永远也是如此的了。这个声称要对我实施“改造”的制度，最后证明只有一个功能，在加剧我与生俱来的恐惧症的同时，促使我彻底地反叛它。
时间的概念被颠覆，原来是以时以分以秒计算，而今却以日以月以年来计算。谁说“寸金难买寸光阴”？分明是，寸金难弃寸光阴。面临时间的深渊，我却安慰身边的犯人说：其实，我们只有一半时间在坐牢。他们不解，眼神茫然。我继续解释：睡觉的时间不算，因为我们在梦中；在梦中，我们是自由的，不在牢里。犯人们受此安慰，眼神活络起来。#
（选自 香港开放出版社《不受欢迎的中国人》附录：我的中国故事）@
责任编辑：谢秀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