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蒋介石胸中的“数”
抗日战争从“九一八”算起，到一九三八年底，已经历时七个年头，从卢沟桥事变倭寇开始鲸吞中华算起，到一九三八年底，炎黄子孙已与敌人拼杀了十八个月。这时的倭寇，虽在不停地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但仍然是贼心不死，虎视眈眈，一心要灭亡中国的梦想仍在继续膨胀；而中华儿女依然是威武不屈，岿然不动，全神凝聚，奋发自强。日寇“三月亡华”的狂言破产了，国际友人认为日本“三月亡华”的说法并不虚妄的预测落空了。这其中原因颇令世人难以猜想。
的确，一个军事装备非常落后，军人训练不够，素质不高，国力积弱积贫的中华民国，为什么能打破日寇狂傲不可一世、高喊三月必能亡华的狂言？这不仅令国际友人们不解，更令狰狞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所始料不及。那么这其中的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当然，答案只能从中华民国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的胸中去找。
日本侵华，制造九一八沈阳之变，国人震怒，举国上下高喊抗日，要求国民政府把日寇侵略者逐出国门。
蒋介石不顾国人唾骂，一力主张呈请国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日争端。
日寇侵略者的铁蹄由东北踏过长城，踏入华北大地，踏向中原。
不惜背上妥协卖国的骂名，忍气吞声签下塘沽协定，这无疑可谓城下之盟。
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无他，只是为日后打败日寇来争取时间，进行备战。
蒋介石的忍耐有一个底线，那就是他所说的最后关头，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一旦被逼到绝路，这就是最后关头，那就只有血战到底！死中求生！
中日之间必有一战，这是蒋介石年轻时就已经形成的看法，如今的日本帝国主义，时时挑衅，处处紧逼，鉴于中华民国当时的实际国情，何时应战，何时开打，一旦开打，如何保证胜而不败，事关中华民国的命运前途，事关中华民族的绝续存亡。作为全国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必须得筹之再三，慎重决策，才能不负国人。
军事力量处于绝对劣势的中国，要想打败军事力量极其强大的日本，谈何容易！不过两国国情相权，不能说中国就没有一点优势。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和辽阔国土的中国，面对一个不到七千万人口，国土不到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小日本而言，中国的人力、物力、山川河流、沼泽湖泊毕竟是一项绝对强大的优势，对于这一国情，蒋介石有着深刻地体察与认知。所以，九一八事变之后，蒋公就确定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同时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备战：开展新生活运动，提高全体国民素质，激发国人的民族精神；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团整训部队，充实军需战略物资装备，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开展后方建设，建立持久抗战的人力物力基地。
作为蒋介石早已选定的抗战大后方川、滇、黔三省，山高路险，交通不便。为了有利于日后人员疏散和抗战物资的输送，必须及早开发这一地区的对外交通管道，蒋委员长于一九三五年即决定在三年内修筑川陕、川黔、川鄂和川滇四条公路干线，以与外界连接，这四条线路都在限期内提前完成。
自七七抗战以来，蒋介石第一步实行的是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先后同来犯之敌进行了淞沪、徐州、武汉等数次会战。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从宣传中给人们灌输的印象是，每次会战，中国军队无不是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但是，近几年来，随着抗战真实史料的不断呈现大家得知，这几次大型会战，并非是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而都是在完成既定战略目标之后，各部队按照上级命令，有计划地撤出防地。例如，日寇进入徐州、进入武汉，占领的都只是一座空城。
占领并非胜利。
撤退并不就是失败。
笔者常想这样一个问题：七十年前那场艰苦卓绝的抗日卫国战争，我们不曾亲自经历，但可以设想，如果真的像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宣传中给人们灌输的印象那样，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与日会战总是节节败退，溃不成军的话，那么，八年抗战是怎样抗下来的，凶恶残暴的日本鬼子又是如何被打败的！抗战又是怎样胜利的？所以追寻真相、还原历史，应是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为了总结第一期抗战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统一思想，进行第二期抗战大业，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九年二月间，蒋介石先后召开了首次南岳军事会议、国民党中央五届五中全会。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告诉全体与会军官说：
我们这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以说只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退军岳州沦陷为止，这就是我们截至现在为止以前的十七个月的抗战；从今以后的战争，则是第二期。
自开战以来我们始终是站在主动地位，而使敌人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战略部署就为我们的抗日卫国战争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这是我们抗战的第一步工作。
我们抗战的第二步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要摧毁敌人侵略的迷梦，使他归于失败。为达此目的，这就要从战术上着手，将我们主力部队，作机动的使用，节节抵抗，逐步消耗敌人，引诱他到长江流域来。现在我们这种战略的布置已经完成，尤其是敌人侵入广州以后，特别可以助成我们这种战略上的最后胜利。我们能诱敌深入，我军总是先处战地以待敌，敌人则是后处战地而趋战，现在我们这种布置已经完成，今后我们就可以乘此势力来达成第二期抗战的任务！
我们第二期抗战的任务是什么呢？那就是要转守为攻，转败为胜。
蒋介石说，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那么，我们真的能转守为攻转败为胜吗？蒋介石又是根据什么胸有成竹的做出这样的结论呢？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八日蒋介石对将校研究班学生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今天在没有讲话以前，先要将戚继光语录第五条向大家念一遍：“夫大战之道有三。有‘算定战’，有‘舍命战’，有‘糊涂战’。何谓‘算定战’？得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谓‘舍命战’？但云我凭一腔热血，报国家，贼来祗是向前便了，却将行伍等项平日通不知整饬是也。何谓‘糊涂战’？不知彼，不知己是也。兵法‘多算胜’，就与诸君在此算之。”
大家听了这一段话，就要知道带兵打仗不仅不好打糊涂战，就是舍命战亦只是勇而不智，勇而无谋，徒然作无代价之牺牲，亦不可打。从前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时许多人都说，我们应立刻同日本开战，不问胜败如何，且拼一仗再说。这不但是糊涂战，而且是害国家害自己害民众，我们自九一八之后，大家埋头苦干，养精蓄锐，这几年国家才有统一，全国的军队才有一致的目标，拿全国的力量，来抵抗敌人，大家埋头苦干，不能说是没有价值。我们在一二八长城之役，打的是糊涂战，我们要知道，同敌人打仗不是一拼就了事的，是个军人没有不能拚命的，不过拚命要对国家有利益，才能去拼，我们这一次的战争，是要求国家的生存，求国家的独立而战争的，如果我们不能算定有最后胜利的把握，就要害我们的国家，就是糊涂战，所以在未开战的时候，就算定最后胜利的把握，所以在九一八的时候，不能同敌人打，如果那个时候同敌人打，我们打的就是糊涂战，一二八长城战役，也是一样的糊涂战。到了去年八一三的时候，敌人进兵我们华北，我们的文化机关，如南开大学等，被敌人轰炸，伤心惨目，莫此为甚！使我们忍无可忍，到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没有一个决心同他打，同他决战，那我们非亡国不可！所以我再三的考虑，自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们的力量，虽然没有比敌人完备，不能同敌比较，但是，我们经这几年来的准备，我们的力量，比九一八的时候，起码增加十倍以上的力量，最紧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国家已经统一了，内政已经巩固了，这是我们能得到“最后胜利”的一个基础！
我们知道这个战争，不是几个月，或者一个年头，可以打完的，起码要打三年的战，我们才能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所以我们开始作战的时候，自己决定了我们能得最后胜利的把握，如果没有决定自己有最后胜利的把握，糊里糊涂同敌人打，那一定要失败。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要事先计算好，用种种方法去证明我们能够得到最后胜利，这就叫做“算定战”。”（蒋介石文集．演讲．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八日）
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八日对将校研究班学生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是一位绝不打‘糊涂战’的军事统帅，他要打的是有绝对取胜把握的“算定战”。《孙子兵法．始计篇》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在中央五届五中全会的开幕式上，就为什么有绝对取胜把握的问题，蒋介石以《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及我国必胜》为题，向国人作出了坚定的回答，进行了详细的“庙算”。在演讲中他说：
“这一次全体会议举行于第二期抗战开始的时候，意义是非常重大，任务也特别艰钜。我最近屡次指出，我们抗战，应该分为两大阶段，自从广州失守武汉退出以前，是第一期，武汉退出以后是第二期。第一期的任务，在于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掩护我们后方的准备工作，确立长期抗战的基础，完成我们第二期抗战战略与政略上的一切布置。第二期的任务，就要承接前期奋斗的成绩，实施我们第一期中所布置的一切计划，与发挥我们抗战的力量，以达到抗战胜利与建国成功的目的。所以这次全会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以我们的努力，来决定兴衰存亡的一大关键，临到这个存亡兴衰的大关键，我们到会同志，就应该检讨过去的事实，确定今后的方案，提高奋斗的勇气，以从头做起的精神，脚踏实地来贯彻到底。近来抗战形势，一方面我们军心民心，比前格外坚强，内外情势亦是日趋有利，全国同胞皆认为我们国家危险已经过去，对国家前途，非常乐观，必胜的心理，亦更加坚强。可是我们本党的使命，也就日益艰钜，因此全体同志必更关心于党国的前途，研究有没有更好的策略和计划。本席的意见，认为我们革命党的精神，是祗问我们做不做，就是问我们本身革命不革命。换言之：就是说我们抗战不抗战，如果我们能做，能抗战到底，那就不怕没有计划，也不怕没有办法。要知道：我们革命真正的办法，就是“以拙制巧”、“以寡克众”，本着我们三民主义向前迈进。我们如果能像第一期抗战的精神一样的牺牲奋斗，而且能更进一步实事求是的做去，那么抗战必胜，建国成功，就毫无疑问，如其不然，或知而不行，或行而不力，或一时努力而不能持久，或开始积极而半途消极，或祗讲形式而不求实际，或徒有志愿而没有确切实行的方案，或有了方案而不能勇猛的执行，那么有利的时机，也就会轻易放过，好转的形势，也将无补于事实。所以一切存败兴亡的根本，全在我们有没有革命的精神，和有没有必达目的的决心和信心。我们有了这个决心，才可以根据决心来定出有效的方案，我们对革命救国，和抗战必胜，有了坚强的信心，才能够不怕艰难，不畏危险，来切实执行所定的方案，以底于成功。所以我要求我们同志第一件事，就是要确立决心和信心。”（蒋介石文集．演讲．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及我国必胜．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我们的决心是要做什么？我们的决心信心从何而来？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有什么历史意义？就这些问题，蒋介石先生又一一向大家作答：
“决心和信心，从什么地方生出来呢？就是要对我们抗战目的和抗战局势有正确的认识。有了正确的认识以后，决心才不是血气之勇，才可以持久奋斗，到底不懈；有了正确的认识以后，我们的信心才是有确实根据的信心，才能够坚韧不拔。我们为什么要抗战？为的是我们要求国家民族的生存自由，要遵奉三民主义来革命救国，而敌人根本不许我们生存，更不许我们自由，我们此时如果不能抗战，妄想中途妥协，这就是半途而废。这样，我们民族就要整个灭亡，世世子孙，就要永为奴隶牛马，万劫不复。我们若不能抗战到底，我们国家就要沦为敌国的奴属国与殖民地，而且从此国际正义根本推翻，世界和平永无保障，我们 总理一生倡导革命救国救世的抱负，都要付之东流！自从敌国政府和他首相近卫先后发表声明以来，他这一个并吞中国，以独霸太平洋侵略全世界的阴谋，已是举世共晓，不待再说。我现在所要向各位同志讲明的，就是敌国目前已经失败，且有种种理由，证明他最后一定要遭受最大的失败，敌国有种种必败之理，我们祗要奋斗下去，就有必然胜利的把握。” （蒋介石文集．演讲．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及我国必胜．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已一年有半，“三月亡华”的目的并未达到，但已耗去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当时虽还未到伤筋动骨的地步，但已接近步履维艰，进退维谷的状态。天皇、内阁不得不被迫调整战略，从以武力进攻为主，转向武力进攻与政治诱降相结合的方略。一九三八年，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縻先后发布了三次对华声明，企图用“速战速决”转向“速和速结”的花招，以达到侵华的目的。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妨一窥当年近卫文磨三次发表的“异端邪说”。
日本近卫内阁首次对华声明 （1938年1月16日）
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帝国政府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以及各国在中国的权益的方针，当然毫无变更。现在，帝国对东亚和平的责任日益加重。政府期望国民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而更加发奋。
补充声明 （1938年1月18日）
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本来，从国际法上来说，为了否认国民政府，只要承认新政权，就可以达到目的。因此尚未到达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时期，这次开国际法上的新例，在否认国民政府的同时，把它彻底撇开。虽有发布宣战布告的流传，但帝国对无辜的中国民众并不敌视。又因为采取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所以，更不需要发布宣战布告。
第二次近卫声明 （1938年11月3日）
今凭陛下之盛威，帝国陆海军已攻克广州、武汉三镇，平定中国重要地区。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然而，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
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次征战之最后目的，亦在于此。
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结合。这就是有助于东亚之安定和促进世界进步的方法。
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帝国希望中国国民善于理解我国的真意，愿与帝国协作。固然，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帝国深信不疑，各国也将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适应东亚的新形势。特别是对各盟国的一贯厚谊，深表满意。
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渊源于我国的建国精神，完成这一建设，是现代日本国民的光荣任务。帝国必须在国内各个方面坚决进行必要的革新，以谋扩充国家的整体力量，排除万难，为完成这一事业而迈进。政府在此声明帝国一贯的方针和决定。
第三次近卫声明 （1938年12月22日）
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
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其次，因为在东亚之天地，不容有“共产国际”的势力存在。日本认为，根据日德意防共协定的精神，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一事，实为调整日华邦交之急务。鉴于中国现实情况，为充分保证达到防共的目的起见，要求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继续有效期间，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进行防共，并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杀戮他国人民，摧毁人类文明，破坏亚洲乃至世界和平，近卫声明，竟恬不知耻地说：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把侵略的目的修饰为和平的愿望，把邪恶说成正道，把阴谋装扮成策略，假惺惺满口粉饰太平之语，一片欺世盗名之谈，但其诱降的宗旨主轴不变：唆使汉奸组建汉奸政府，率领中国民众，臣服于天皇陛下，降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将中华儿女沦为亡国奴。于是汪精卫的汉奸南京政府便应声而组建登台，给蒋委员长领导的抗战大业又增加了一层难度。
针对近卫文磨欺世盗名，诱降中国的异端邪说，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蒋委员长在中央五届五中全会的开幕式上，向全国军民、向世界发出举国一心，同仇敌忾，转守为攻，誓死抗战到底，日寇必败，中国必胜的最强音！
为什么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坚持不懈，转守为攻，抗战到底就一定能转败为胜呢？为了确立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心与决心，蒋介石委员长从敌我双方所具备的各项要素，做出了极为客观而具体的分析：
“ 先就敌人方面来说：且不提这十八个月以来，他在中国南北各战场上死伤了七十万以上的官兵，消耗了九十万万的战费，弄到他国内罗掘俱穷，农工停滞，社会堕落，酿成政治上的骚乱不安，这些还都是有形的迹象，就是从他发动侵略到现在，一切战略政略上的运用，以及对我们中国的观测、预计，和他对时代的认识来讲，实在是处处违反了原理，步步陷入于错误，当此成败利钝、存亡继续之交，我要根据真切的事实，为全会列举敌人必然失败的事例，对各位同志提出详尽的分析报告：
第一、敌国这次发动侵略，人人知道是实行他的大陆政策，所谓大陆政策，依照他们内定机密的传统政策和他们公开的田中奏折，是要先占满蒙，再图侵略我们中国的全部，乃至独霸亚洲，统一全球，但他在占领东北尚未稳定之前，而就要来侵占华北，他的力量达到华北以后，又由慢性的侵蚀，变为急性的鲸吞，于是公然来占我们平津，这已经和他所谓大陆政策与既定的国策与战略，完全是背道而驰了。不单如此，他还要再进而至于华中，甚至侵入华南，占我广州，这是他更进一步的来破坏他们自己的传统政策了，他进入了华中华南以后，不但战略上陷入进退不能的地步，就是政略上也迫令他不能不倒行逆施，与世界列强为敌，陷入于四面楚歌的绝地了，这是他第一件必败之道。
第二、他对我们中国最初的企图，是要不战而屈，但我们终于战而不屈，已经非其意料所及了，既战之后，也就想速战速决，但自南口、淞沪、忻口、南京一直到了鲁南会战，以及鄱阳湖边、大别山脉之战，一步步深入，终于不能速战速决，于是反转来又渴望速和速结。在我们未退出武汉以前，他的杂志报章上，就竭力鼓吹中止战争，或设法停战，一面用种种狡计诡谋，想诱我们入彀，欺骗世界，图取便宜，但是不久他又图穷匕见，拿出他所谓“兴亚院”“东亚协同体”一套狠毒计划出来。现在不但我们全国民众洞悉其阴谋，就是世界上也灼见其野心所在，他这个企图又明明失败了。这是他战略企图上的第二失败。
第三、从战略上来看，他不单违反三个军事上的原则，而且更犯了军事上三个大忌：
（一）不知己、不知彼，他始终没有梦想到我国抗战到十八个月之久，不但不为所屈，而且愈战愈强，他也没有知道他自己的兵力，使用到某一程度之后，要疲竭到以他五个人来拼我们一个人的地步（在第二战区有我方死一人而敌军死十四人半的统计）。
（二）他一味希图取巧侥幸，妄想以轻巧取胜，而结果适得其反，完全违背了孙子“兵贵拙速”的原则，弄到政潮迭起，反战空气日浓，他们所自夸为唯一战时内阁的近卫文磨乃不得不因此下台。又证实了孙子所谓“兵久而国不利”的名言。
（三）古人所谓“顿兵深入”的大忌，原为对强者而说的，现在他从东海边头，深入到几千里外我国的内地，使得他已占领的地区，都变成了我们正规军和游击队活动的势力所在，处处要受我们的控制，时时遭到我们的打击，欲进则愈陷愈深，要退则到处荆棘，这真是走到了孙子所谓“钝兵挫锐屈力殚货”的地步，已经陷入了孙子所说的“诸侯乘其毙而起”的危机，简单说来，目前形势，敌人确已自陷于孙子所称的“挂形”的境地，真所谓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到了“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的地步了！这是他战略上最显着的失败。
第四、就政略上来说：他对于中国，祗能拉拢若干形体不全，声名狼藉的败类做傀儡，利用流氓土匪做爪牙，一方面加深他军人的腐化，他方面更暴露出他种种罪恶与愚蠢，供举世的嘲谑，而且不自量度，妄想以他东扯西凑仿效模拟而得的文化，来并吞我们中国悠久独立的文化，以武力和政治侵略，来掠夺我们的经济，结果不但弄到他束手无策，一事无成，而且反加深了他国内以下克上的现象。至于在外交方面，他本来企图缓和苏俄，结果祗自形其卑怯，妄想交欢美国，更引起其反感，存心拆散英法美的阵线，而结果又适得其反，步步支离，处处矛盾，这就是所谓根本既错，枝节就一无是处了。
第五、讲到他对于我们中国的认识，他既不认识我们中国自来民族潜在抵抗力的雄厚，也不认识现在是民族主义发达膨胀而不可遏制的时代，又不认识我们中国历史的真相，他一味以辽金元清自待，终以中国民族为可欺可亡，不成问题，而不知道中国当年挫败的主因，在于当年朝廷内极少数人，不明敌情，不辨利害，受敌胁制，终于被敌欺诱降服，并非我们全民族的灭亡。现在敌人竟妄想在“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之下，于短期内遂行统治我们中国的梦想。他全不想想他侵略我们东北，费了四十年以上的光阴，用了很大的兵力，耗了不少的经费，至今依然不能控制我们的东北，更无论乎统治，这种眼前的事实教训，他还不知省悟，反而要变本加厉，并吞我们中国的全部，甘蹈最近失败的覆辙，这就是由于他根本不认识我们中国民族，不认识我们三民主义的力量，不认识我们国民政府的特性，更不认识今日的时代，以及今日中国的革命战术。老实说从前拿破仑侵略帝俄，那时节全面攻击和长期抗战的战略战术，还没有发明，拿破仑以如此雄才，拥有如此大军，尚且不免于覆败，何况今天我们是一个民国，民族精神普遍发展，举国民众敌忾同仇，在国民政府命令之下，实行现代革命的战略和战术，任何武力，也决不能侥幸求逞。孙子地形篇有“知敌之不可击，知吾卒之不可以击，知地形之不可以战”之三原则。我今再为孙子续一原则曰“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击，知地形之可击，而不知时代之不可以击者，则无胜之道也。”敌人不知对方之情势，尤其不认识时代，更不待烦言而可证明。
祗就上面所说的五点，已可断定敌人有必败之理，现在敌我相持，胜败异势，敌之必败，就证明我有可必胜之道，单就军事来说：在第一期作战的时候，是在交通便利的地带作战，他的陆海空军与机械化部队，可以进出运用，纵横自如，在这样的战场上，作战到了十八个月之久，他不但不能使我们失败，而且我还愈战愈精，愈战愈强。此后第二期作战，进入了地形复杂，山岳沙漠交错无际，交通给养，皆极不便的战场，他的伎俩，更将无所施展。何况他全国兵力已使用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了。大家都知道：敌国的军备，本来以百分之三十，准备用于中国，而其他百分之七十，全为备俄之用。今日他在我中国，不仅使用的兵力，已超过了他预期的一倍以上，而且在中国死伤的人数已经到了他全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了。至于敌军详细的数字，等到军事报告时，再对各位同志说明，各位看敌军的兵力使用与死伤，已经到了这样程度，这就可证明他侵略的失败已经是确定了，而且以后的战场，彼我难易相较的话，我们一个子弹，至少可当作三个子弹来用，我们一个士兵，至少可抵敌人三个士兵的力量，而敌人方面，适得其反，以后作战，由我这一年半过去的事实和经验来说，敌人至少要以三个人当我军一个人，要以三个子弹，当我军一个子弹来用，或许还要加多几倍，亦未可知，所以今日问题，祗要我国不授敌以可乘之隙，就是最后胜利，确有保障。什么是授敌以隙呢？我若精神受其威胁，意志为所动摇，自甘屈服，急求安协，那就是敌人所大欲，惟有这样，敌人就可以解脱他无法自拔的苦境，补救他无可挽回的弱点，而我们国家民族亦就要自此永远沉沦万劫不复了！总之，我们能持久抵抗，必能得到胜利，如不能坚决抵抗，而与敌妥协，订什么和约，那敌人就可根据此屈服条约上他所享有的地位，更无止境的深入，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中国就要在敌国所称“东亚新秩序”“日满支不可分”“东亚协同体”等等新造名词烟雾笼罩之下，停止了呼吸，蔽塞了耳目，受尽磨难，历尽牺牲，全部中国无论何人，都要受敌人的宰割蹂躏，万无幸免之理，精神一被胁制，局势立即变迁，而且屈辱条件一经签订，主奴身份随之确立，这样就无异于牺牲我们中国自己世世子孙未来的生命，反而去救了敌国的危亡了！
明白了我上面所列举敌人方面自造失败自作罪孽的各种事例以后，各位同志就可以知道：这一次中日战争如果日本能获得胜利，那就是世界上一切战略战术和所有军事学说都要根本推翻，甚至一切事物的原则原理，都可证明为无用了，明白了今日敌人多方胁制诱降的意义以后，各位同志，就更可以明了我们所应该竭力坚持的是什么？明白说一句，就是要立定决心，不屈不挠，也就是说我们的精神，绝对不要被敌人所胁制，我们更绝对不能受敌人的欺骗，我们一定要持久抗战，奋斗到底，不但使敌人过去“速战速决”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要使他现在“速和速结”的狡谋，成为粉碎，这就是我们今日惟一的方略，这就是敌之失败，也就是我国胜利的基础。我郑重告诉各位同志，这是我以受全国安危重托的统帅地位，就十八个月来深切体念而得的结论，特别提出来贡献我们全会同志的。诸位同志，更应该使全国同胞明了我们今天务必要以宋明历史为前车之鉴，要知道宋明的灭亡，并不是敌人外族，有如何优势的力量，而完全由于当时政府少数将吏，以及社会士流，意志精神的动摇畏怯，乃至全国人民，受他影响，弄到全局败坏，不可收拾，我们今天有如此良好的国民精神，有如此深厚的革命基础，又有我们本党适合时代的三民主义，祗要不自暴自弃，任何力量也不能灭亡我国，今天的事势很明显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敌人必然将更凶横的凭借其武器兵力，来作孤注一掷的挣扎，我们的方针，却是很简单，很明了，我们从第二期抗战开始以来，就要用我们革命的战略战术，以更奋勇坚决的抗战，根本打击敌人已动摇的意志，已疲竭的力量，很迅速地促起敌人的总崩溃和最后失败，来完成我们革命的任务。我再告诉我们同志一句话：我们目前如果妄想妥协，希求侥幸的和平，就无异自投罗网，自取灭亡，须知敌国前相近卫上月廿二日发表的所谓调整国交的谈话，实在是诱降的文告，而不是讲和的条件，如果依此而讲和平，老实说就是降服，我们中国国民有志节，有廉耻，有前途，抗战一年有半，牺牲尽管重大，力量愈战愈强，凡是我们中华民族黄帝的子孙，为要对得起我们的祖宗父母，对得起后代，对得起自身，对得起无数为抗战牺牲的先烈，就决无甘心降服之人。
我们今天唯有全力决战，以必死之心来抗战，战到达成目的之日为止。要知道降是生中求死，决无幸生之望，战则死中求生，且有必生之道。
我现在再就我们中国抗战自身作一检讨，我可以说不但敌人有必败之道，而且我国有必胜之理，孙子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要做到不可胜，当然要我们流血流汗来奋斗，但我们从历史、地理、文化、经济，以及民族精神，各方面来看，拿已往事实来说，我们先天条件上实在有使敌必不可胜的基础，只要配合上我们人为的努力，必可以战胜敌人而绝无疑义。
甲、就历史来说：我曾经说过宋明之亡，是一姓一家朝代的败亡，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灭亡，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是永没有被人屈服的，不仅是没有被人灭亡而已，而且宋明当时朝代的覆亡，也只由于极少数的将吏无胆识，无气节，只知个人苟且偷安，自私自利，而不顾民族的祸福，以致数百年朝代，整个覆亡，但是那时是君主专制时代，朝廷和民间隔成两橛，痛痒既不甚关切，人民抵抗力量也一时不能发挥，实际上当时整个民族的精神，是并未受制于外族的，而且是始终与外族侵略者，抵抗到底的，待到民族普遍觉醒以后，虽时隔二三百年，终能够攘除夷狄，光复河山。何况现在是以民为主的民国时代，现在国民政府是革命的政府，亦就是国民的政府，革命的政府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亦是为人民利益而存在的，是认识我们自己的责任而不能受人的威胁，是要完成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而绝对不怕武力侵略的。我们今日的抗战，是政府人民意志精神与力量，交互密合的一致行动，孙子所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这是战争取胜开宗明义的第一个大原则，我们这一次对日抗战，确实能做到这一原则，我们全国一心，上下一志，在国民政府号令之下，老弱妇孺，皆知杀敌自卫，全国军民皆听约束指挥，真是所谓“死而无怨”，更无人愿出卖祖国世代的生命，而甘作日奴，我国几千年来所谓“可杀不可辱”的志气，已经由敌寇的兽行，普遍唤起，所以就历史来说，中国决无可亡之理，从以往历史来看今日，由民族意识及时代精神来测验这次的抗战，中国更无被人战胜征服的可能。
乙、就地理来说：我国本有天然足御外侮的地利，从前长城的建筑，就是我先民利用地势以作御敌设备的一个伟大的工程，我国面积广大，东西经度跨有六十五度以上，自南至北兼有寒温热三带的气候，所以我国论述军事的成败，就以天时和地利并举，内地及西部，湖沼纵横，山岳错杂，平原沙漠，无所不备，所以就面积言，过去无论任何外族，皆只能占我一部分一时期而不能永久占我之全部，就是元清兵最盛时代，也只能占到几个据地，而我们民间反抗的势力，依旧存在普及于全国，今日敌人仅以七千万人口，要来吞我人口比他六倍以上的广大众庶的国家，要来消灭我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民族，岂非梦想？至于从现在抗战地势言，我国地形复杂，已如前段所说，再配上坚强的民气和人力，任何武器，皆有穷于使用的时候，所以就地理言，我国又必无被敌战胜征服的可能。
丙、就文化来说：自有历史以来，亚洲国家，就只中国有独立的文化，亦只有中国以文化沾被外族，乃至使进入中国的外族，都受了同化，决没有任何外来文化，能消灭我国固有文化，至于现代科学，则是世界共有共享的文明成果，但中国文化自然有其独特的精神，这不必广为征引，只看现在我国内地乡僻民众，无分男女，遇到敌人，每每有忠义节烈可歌可泣的行为，就可见中国文化力量植基的深厚，敌人要想以不东不西的模拟文化，来消灭我们民族精神，他在许多沦陷区内已经受了不少失败的教训，只要我们齐心一志，坚决奋斗，抗战愈久，民族正气，必愈发扬，而且在抗战期间，将要锤炼出我们文化更光辉笃实的力量。所以就文化及民族精神言，中国又决无被敌灭亡的可能。
丁、就经济来说：现在战争，起因往往在经济的掠夺，而成败胜负，也往往以经济能否持久，为决定的因素。我国是农业国家，正在建设期中，突受暴力侵略，当初原是深可顾虑的一种危机，但是自从开战至今十八个月中间，不但我们财政基础没有受到如何重大影响，而且金融是始终稳定的，后方民众的生活，更没有受到战时的影响，而且大多数省份由于去年农产丰收，消费节约，民间反而显出充裕的现象，这就是因为我们是农业国家，富有强韧的持久力，不比工业国家容易受到战争影响。我们现在进入了第二期抗战以后，深信战时经济，决无问题，我们在抗战根据地的西南西北诸省，积极的开发国防工业，中小工业，和矿产林木，以全国的技术人才资本，集中力量来做，必可为国家经济建设，确立永久的基础，就是军需民生，也可不虞匮乏，我们农业国家，战时经济持久力的坚韧，这更是敌人所未曾计及的一点，又是敌人一个最大的失败。所以就经济言，中国是足可长期抗战，而没有被敌屈服的可能！
现代战争，不仅应知彼知己，尤需要知道国际形势发展的方向，敌人不但不认识自己，不认识敌人——我们中国，简直也不认识时代环境，当然要步步趋于失败，这一年来的国际形势，大体说来，表面上虽然是动荡不安，而其潜伏的主流，总是朝着维护信义和平的方向前进，尤其是欧美几个民治大国，应付变局，非常谨慎，在民众方面，排斥侵略，主张公道，一天天的有力，就是他们的政治家，一方面苦心孤诣的想稳定现有的局势，同时也决不放松充实自身力量的准备，从种种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出他们在遏止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最近这种形势，更是日趋明显，我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早已看定世上唯有公理正义的道路，才是人类共循的道路，凡是能自强自立的国家，即使一时困苦牺牲，也是义所当然，久而久之，自然可以得到正义方面的共鸣，就最近国际演变的迹象来印证我们六七年来的观察，实在是丝毫不爽，这不是我们有什么先知预觉的本领，我们就是守定 总理救国救世革命的立场，所以一切都发乎良知和正觉。同志们必须明白，我们 总理毕生革命，救中国亦所以救世界，我们抗战不屈的国策，就是遵奉这个宝贵的遗教，这是三民主义的革命信徒所应该一致坚决信守到底的。
我们 总理尝言，中国恢复了民族地位以后，还要对世界负一个大责任， 总理在民族主义及各种遗教中又尝一再训示“中国是东亚的支柱，是亚洲的大邦，当中国强盛的时候，四邻安服，衷心归向，环绕我国周围的民族，都能保持独立，和乐共存。” 总理更从历史事实，指出“我们向来未有以经济力去压迫他族……中国的和平思想，到汉朝时已经是很充分”，我们不侮鳏寡，不畏强御，讲互助，求自强，崇尚信义，反对侵略，所以 总理又说：“中国强盛了几千年，而高丽犹存在，日本强了不过二十年，便把高丽灭了”。这就是中国向来以济弱扶倾为政策，自存共存为极则，我们国民革命，就是要发扬我们这个信义和平的道德，促成世界人类共同永久的安宁与幸福。在欧洲战争终了的时节， 总理起草了一部建国方略，目的是要促成中国产业的近代化，亦就是要为世界资本技术，寻一个极好的出路，免得世界人类，再因争夺资源市场，而发生惨酷的战祸，中间最紧要的一句话，就是以“操之自我则存”的原则，来利用外国的资本和机器，可惜这个悲天悯人，救国救世的主张，没有具体实现。反而日本利用欧战后的时机，步步向我国侵略，九一八以来，我国始终委曲忍痛，尊重和平，敌人继续扩大侵略，漫无止境，他全不知道现在是“民族自决”和“民族主义”思潮澎湃的时代，小民族尚且要求崛起独立，世界列强，也都改变过去政治侵略的方式，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敌人，还妄想以七千万人口的国家，要来吞灭我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中国，塘沽协定以后，我国立国生存，已到了最低的限度，到了这个地步，日本还要破坏中国生命所系的一线生机，无端起衅，占我平津，这一个最低限度，尚且不许我们保存，那是生不如死，存不如亡了。与其虽存犹亡，就祗有拚命奋斗，古语说：“两军相遇，哀者胜矣”，我们那时节万无再不抗战之理。我们的士气民心，完全是悲哀愤激，有死无他，这是世上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哀兵”，而我们的抗战，也就不仅为捍卫本国的独立生存，同时更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信义，所以我们这一战，又是堂堂正正的“义战””。而敌人无故的侵略中国，乃是师出无名的自杀自残的“暴战”。我们在开始抗战的时候，早已算定今天的一切艰难困苦，甚至比今天还要加深十倍百倍的艰难困苦，但是这一个神圣义务，既然加到我们民族的肩头，我们就必然要排除万难，以无上的牺牲来达成我们国民革命的任务，我们一定要打击侵略，要国际条约恢复效力，要公理正义伸张，尤其要以我们的坚决抗战，证明暴力横行之必败，改移世界全体人类的视听，永保国际的和平。同志们！必须知道抗战以前，世上视我国为三等国家之不如，现在我们与一等强国的日本，战斗到一年半以上，尚且不为敌人所战胜，我们当然不必再畏敌人的暴力，我们的前途诚然还不免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抗战进入了第二期以后，我们确信战局必然是一天天顺利，一天天接近光明，问题全在我们有没有不屈不挠长期持久的精神，有没有举国一致，愈战愈奋的努力！
由于上面的叙述，各位同志，可以确实认识我国自身支持奋斗的实力，认识敌国的战略政策，认识其他方面各种实际情势与演变的过程，由此体悟到世界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即可晓然于成败胜负之数之所在，自古大勇生于大智，我们对于抗战之使命和前途，既有这样颠扑不破的正觉，就必能自然而然的生出勇往无比的决心和信心。
现在我们抗战是已经进入了第二时期，无庸讳言的，我们已损失了不少的土地和大部分的交通线，牺牲了同胞不少的生命和财产，被攫夺了无数的产业和资源，可是我们要知道：革命的工作，多半是从平地做起的，我们今后就要以现有的土地、人力、军力、财力作打算，恢复我们同盟会以前革命先烈，手无寸铁，毫无凭借而举起义旗反抗外族统治的精神，从小处低处极艰难困苦处，脚踏实地，定下具体行动的方案和计划，定出了方案计划以后，就要竭我们的心血时力，一条、一字、一句都要切实做到，敌人“宣称战争要百年化”，我们认为抗战建国的工作，是没有时限可定的，五年不成则十年，十年不成则百年，一天不达到目的，我们就一天不停息。我们怎么样来努力呢？我们要针对敌人的情形来努力，今日的敌人，正如孙子所谓“大吏怒而不服，遏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我们知道了这一点，就要以我们的统一团结，来对付敌人的骄妄凌乱，以下克上的败像，我们知道敌人在战争期中工业停顿，经济破绽，日益显露，我们就要发挥我们农业国家的特长，刻苦节约，坚忍支持，来加深敌人工业国家的弱点，我们知道敌国大欲所在，是要根本毁灭我民族经济基础，我们就要加紧充实我们战时一切的建设，培养持久抵抗的力量，以促起敌国社会崩溃的危机。我们知道敌国去年以来，天灾流行，风灾水灾，加以继续发生不断的大地震，使他们国内被迫作战的民众，格外受到痛苦和损失，我们就应该利用我们天时地利的优点，加紧农业生产，以对抗天灾人祸，不可终日的岛国的缺点，我们知道敌国人民痛苦日深，敌国政府，统御无力，他的朝野上下，反战意识日浓一日，我们就要真实力行我们的三民主义，来打击敌人残民以逞，害人自害的黩武主义。总之，我们今天的要务，是要精神胜物质，以勤俭补缺乏，以加倍努力，补已往的蹉跎，以牺牲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来补我们武器和近代军备的不足。
同志们更必须认识本党对于国家的责任，和党员对于革命的责任，我们在抗战紧张中，这样的集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要使这一届全会，为抗战第二期定下了确实具体，贯彻到底的方针和计划，我们自身，也必须在 总理遗像之前，确立自身负责尽职，奋斗到底的誓愿，实行党的决议，尊重党的纪律，巩固党的基业，竭尽党的使命，我们不必理会抗战期中有多少枝节或困难，我们应该时刻抚衷自问，有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世界上决没有一个自强自立的革命党而不能领导革命以底于成功的，也决没有一个有悠久历史，广土众民，基础深厚的民族，而不能求得完全的独立平等和自由的。同志们请记“知难行易”是我们的信条，“自力更生”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只要能行、能干、能快干硬干、苦干实干，没有不成功的道理。我今天以最热烈最真挚的精诚，期望本届全会的成功，祝我们抗战建国革命大业的成功！” （蒋介石文集．演讲．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及我国必胜．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蒋公介石的这篇演讲，文字比较长，内容极为丰富，而语言则并不生动，也不简练，更不华丽，甚至有些啰嗦婆妈，但却透出一股质朴、真实的气息，好像在同与会者拉家常，但讲述的却是关乎中华民族绝续存亡的军国大事。蒋公从敌人的动机、手段讲起，逐层展开，条分缕析，反复地不厌其烦地说明：敌人必败之道，中国必胜之理。
首先，通过敌人从“速战速决”到“速和速结”的战略转变，揭示出日本帝国主义战略政略的游移性。蒋介石指出，敌人侵华之初已犯下军事上的三大禁忌：不知己、不知彼；兵久而国不利；顿兵深入，出而不胜，难以返。
由于敌人对中华民国认识不足，战略政略的错误，轻率启动战争机器，踏入中国国门，蹂躏中国生灵，针对敌人对中华民国特性认识上的根本性错误，而陷于不可自拔地步的典型战例，蒋介石为《孙子兵法．地形篇》续写了一项原则：“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击，知地形之可击，而不知时代之不可击者，则无胜之道也。”
演讲中蒋公提醒国人，我们从诸多因素分析，虽说敌有必败之理，但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授敌以可乘之隙。蒋介石先生还从另一个视角告诉大家，这一次中日战争，如果日本能获得胜利，那就是世界上一切战略战术和所有军事学说都要根本推翻，甚至一切事物的原则原理，都可证明为无用了，由此可见他领导这场抗日卫国战争坚定、果敢的必胜信念。所以蒋公明确要求大家，一定要立定决心，不屈不挠，我们的精神绝不能被敌人所胁制，不能受敌人的欺骗，今天务必要以宋明历史为前车之鉴，我们的精神意志决不可有丝毫动摇。
鉴于汪伪分子在近卫声明的诱引下极为活跃，一时之间主和之声甚嚣尘上，蒋介石先生向与会者反复强调一句话说：如果妄想妥协，希求侥幸的和平，就无异自投罗网，自取灭亡！须知敌国前相近卫上月廿二日发表的所谓调整国交的谈话，实在是诱降的文告，而不是讲和的条件，如果依此而讲和平，老实说就是降服，我们中国国民有志节，有廉耻，有前途，抗战一年有半，牺牲尽管重大，力量愈战愈强，凡是我们中华民族黄帝的子孙，为要对得起我们的祖宗父母，对得起后代，对得起自身，对得起无数为抗战牺牲的先烈，就决无甘心降服之人。 我们今天唯有全力决战，以必死之心来抗战，战到达成目的之日为止。要知道降是生中求死，决无幸生之望，战则死中求生，且有必生之道。
为了坚定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念，蒋介石先生又从历史的、地里的、文化的和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论证，说明中国更无被人战胜征服的可能。
蒋先生说：古人有言“两军相遇，哀者胜矣！”抗日卫国战争中的中国军人，是世上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哀兵”，更何况我们这一战，是堂堂正正的“义战”，只要配合上我们人为的努力，必可战胜敌人而绝无疑义。蒋介石还总结性的强调：
“由于上面的叙述，各位同志，可以确实认识我国自身支持奋斗的实力，认识敌国的战略政策，认识其他方面各种实际情势与演变的过程，由此体悟到世界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即可晓然于成败胜负之‘数’之所在，自古大勇生于大智，我们对于抗战之使命和前途，既有这样颠扑不破的正觉，就必能自然而然的生出勇往无比的决心和信心。”
蒋介石先生的这一套抗战必胜的战略思想是什么时候产生、形成的，我们无从知晓，但可肯定地说，这是他根据国情、敌情，经过由事及理，由理及物，由物及事，反复思索、深切分析而形成的。当时系统地讲述给国人听，使大家由此领悟他自九一八以来领导抗日的战略思路。
八年抗战，尽管蒋公有时极感艰难困苦，极感孤独无助，但日寇必败，中国必胜这一结局，在我们蒋委员长的胸中，是始终有数的。
尽管如此，由于瞒天过海、欺神骗鬼的宣传技巧，七十余年来蒋介石还是一直蒙受着“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不白之冤。蒋公领导国人，前仆后继，八年血战，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中华民国胜利了，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八字冤词”却仍然在中华大地上回荡！这岂能叫作历史？！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五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