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9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文婧德国报导）五十年前，德国人开始为环境发愁。现在，在环境保护方面，德国已经成了很多其他国家的楷模，到底秘诀在何处？中国是否可以借鉴？如何借鉴？
在当今的德国社会里，环保体现在方方面面，联邦政府的目标是，2020年时德国大街上奔跑的电动汽车要破百万辆；能源巨头大力发展可再生新能源，政府提供补贴；民众环保意识也深入骨髓，生态食品越来越吃香；在柏林和慕尼黑，旅客们坐在人力车上，穿行在景点之间，零排放量，无噪音；每个抽水马桶都配有节水装置；为了不浪费纸，一面用完了不扔，下次用另一面；垃圾分类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好像刷牙一样每天不可少；人人都觉得自己对世界气候负有责任，还要拯救印度洋的鲸鱼，非洲的热带草原。
什么都变“绿”了：总理默克尔在谈能源转型，教会也在谈环境保护，从政治经济界要人看的《时代周报》到市井之人青睐的《图片报》，再到女性杂志《Brigitte》，都在打探生态问题。就连世界公认的“不健康食品”大腕“麦当劳”也把自己标志中的红色变成了绿色。
从环境保护这个主题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到现在人人变“绿”，只不过几十年光景。如果把一个生活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人送上时间机器，来到现在这个时代，他一定会惊呆了，不仅因为看到能放在口袋里的计算机——iPhone，能让人时刻和大洋彼岸的亲人说话的互联网，还有可以听指令向英国女王致敬的机器人，他还会惊讶地发现，树林里又出现了狼的踪影，但猎人不仅不追击，反而有不少人为大自然恢复了本来模样而高兴。让他惊讶的还有，不少人放着汽车不开而去骑车，还乐此不疲。
“绿色浪潮”从半世纪前开始
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的有关大自然的影片中，野生动物被描绘成危险的野兽。但50多年前的一部影片第一次将“危险”的大自然，变成了被“处于危险之中”的大自然。其信息非常明确：地球上最后几块没有被人类改造的自然界正处在危险之中，我们必须改变思路，认识到野生自然界和人类文化遗产一样重要。
这部在环保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影片叫《塞伦加蒂不该丧命》（德语：Serengeti darf nicht sterben），是德国导演伯恩哈德‧格日梅克（Bernhard Grzimek）于1959年拍摄的一部纪录长片。
塞伦盖蒂（Serengeti）这个地区位于非洲坦桑尼亚西北部至肯尼亚西南部，面积3万平方公里，拥有约70种大型哺乳类动物和500种特有鸟类，半年一次的大型动物迁移是世界十大自然旅游奇观之一。
影片再现了热带草原史诗般的壮丽风光，揭开了人类尚不知道的动物世界的另一面。该片引起了各国人的关注，揭开了环境保护的新篇章，并于1960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导演格日梅克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他的儿子，也是该片的摄影师在拍摄地遇难。
政治家初登“环保”舞台
该片面世一年后的1961年，时任西柏林市长的Willy Brandt参加总理竞选，挑战老总理Adenauer。竞选时Brandt第一次将环境问题当作选战话题提出来，他的口号是：“鲁尔工业区的天空必须重新变蓝。”
鲁尔区位于德国西部的北威州，曾经是德国重要的工业区，煤炭、电力、钢铁、机械、化工等传统工业部门实力强劲，五六十年前，那里的污染也非常严重。
在Brandt的竞选纲领里写着：“（对鲁尔区的）调查结果让人震惊，空气和水污染导致白血病、癌症、软骨病增多，血像图改变，而且是从孩子开始。这个和成千上万人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众问题，直到今天几乎完全被忽视，这让人惊愕。”他将一个地方性的问题拿出来，揭示了德国经济奇迹的阴影一面。
好在Brandt在德国，他没有因为要把老总理拉下台而被批成“反政府”，也没有因为把环境污染公之于众而被控“泄露国家机密”，正相反，他的呼吁将民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了环境问题上。
遗憾的是，Brandt不得不中途退出竞选，因为在这期间，东德突然建起了柏林墙，作为柏林市长，他义不容辞地从总理竞选中抽身，去为西柏林奔走呼吁。
虽然这次竞选没有成功，但Brandt开了德国政治家关心环境问题的先河，其他人也相继跟上。
1969年，联邦内政部第一次使用了“环境保护”（Umweltschutz）这个词，似乎是翻手之间，这个词迅速攻占了社会各个阶层。联邦政府也出台新法律保护空气和水。之后的历届总理在这上做的文章越来越大。
大洋彼岸对杀虫剂的大辩论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路易丝‧卡森（Rachel Louise Carson）的著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成为促使环境保护事业在美国和全世界迅速发展的导火线。
事情起因于美国一个鸟类保护区的管理员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滴滴涕（DDT）造成鸟类濒临灭绝，希望她能利用她的威望影响政府官员去调查杀虫剂的使用问题。卡森觉的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在杂志上写文章提醒公众，但媒体界不感兴趣，于是她决定自己写一本书。
她当时在科学界地位显重，所以能够得到著名生物学家、化学家、病理学家和昆虫学家的帮助，她掌握了许多由于杀虫剂、除草剂过量使用，造成野生生物大量死亡的证据，比如因为滴滴涕伤害了一些鸟类的蛋，使得蛋无法孵出小鸟。她以更文学化的、更生动的方式写出来，4年后书写完了。
这本书尚未出版，卡森就受到了杀虫剂生产商和受到农业部支持的各种媒体的攻击，骂她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妇女”。
1962年《寂静的春天》正式出版后，许多大公司施压要求禁止发行，却反而在社会上引起更大反响，卡森收到了几百封要求她去演讲的请柬，这本书成为全世界最畅销的书之一。
杀虫剂开始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1963年，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中，卡森和化学公司发言人进行了一场辩论。年底她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并获得许多奖项。
最重要的是，此事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卡森最后一次在公众中露面就是在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上作证，从而使得1972年在美国全面禁止滴滴涕的生产和使用，美国厂家开始向国外转移，但其后世界各国纷纷效法，目前几乎全世界已经没有滴滴涕的生产厂了。
人类终于明白：环境污染损害健康
五六十年代人类才真正开始为环境污染担忧，为人类健康担忧。以前，冒着烟的烟囱是工业进步和生活富裕的象征。将弯弯的河流改造成直的，把树林砍倒，开垦天地，把沼泽的水排干，这些“改造大自然”的事情被看作是对人类战胜了“敌人”——大自然。
但快速发展的工业也给人类带来灾害，大自然开始反击：河里堆积起了泡沫山，晾在外面的白衣服被黑烟染成了灰色，冬天时，雾和烟形成了一种对人体有害的烟雾，迟迟不散。问题已经大到了没有人再可以忽视。随着被污染地区人的各种疾病发病率都在提高时，人们才醒悟，原来工业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和舒适。
今天，德国保护自己不受环境污染的意识可以说已经走在了世界最前沿。1993年石棉被禁止在德国使用，其实在半个世纪之前，人们就已经知道这种材料对健康有害了。而今天，只要一种材料有可能对自然环境或人体有害，公众就会要求把它从货架上拿下去。
比如最近德国主流媒体大篇幅报导，一些杀虫剂中含有的新烟碱这种物质可能对蜜蜂有害。新烟碱对蜜蜂的作用有点像尼古丁对人的作用，所以蜜蜂也“上瘾”，更愿意到喷洒了杀虫剂的植物上采蜜。研究表明，新烟碱有可能伤害蜜蜂的繁殖能力，德国环境保护组织于是呼吁企业界研制新农药，来取代含新烟碱的农药。
环保“乌龙”——世上最美丽的误会？
从80年代初期开始，德国媒体开始持续报导森林正在死去。1983年《明镜》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广岛。”日本城市广岛在二战时被扔了原子弹而成为废墟。《明星》周刊1986年的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话：“一排排的树木越来越稀疏，就好像是军队士兵在密集炮火之下（纷纷倒下）。”
当时媒体上的照片和录像大部分来自德国东部的Erz山脉。那里的确有一片片树林死掉，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附近一家煤矿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硫，下雨时落到了这片树林上，导致树木枯萎。但这并不意味着树林枯萎死亡是个普遍趋势。
但是被大部分媒体引用的两个专家学者，不知道为什么，却忽略了这个事实。这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误会乌龙之一：连篇累牍的媒体文章让全德国民众开始关注一个话题：环境保护。而且民众的意愿非常一致：森林正在死亡，政界需要行动。这之后带来的连锁反应，则远远超过了森林的存亡。
不难想像，1983年，主张环境保护的绿党第一次挺进国会。当时的联邦总理科尔（1982年到1998年为德国总理）也看到了这个新时代的“绿色”信息，将环境保护这个主题提到日程上来，新法律出台了，德国煤矿必须安装过滤装置，将硫化物从废气中去除。
科尔还想出一个新主意来确定森林的“病情”到底如何，他派人到各地森林里进行抽样调查，观察树冠疏密程度和树叶颜色等，以此判断森林生长情况。但也有人认为，这个方式不合适，因为除了环境污染，还有很多自然因素能引起落叶或叶子变黄，比如暴风雨，阳光水分是否充足等。科尔的方法无法摸清真正的状况。
不管这个方法是否有用，科尔政府每年都会出一篇“森林受损害程度报告”（Waldschadensbericht）。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只是名字改成了“森林状况报告”（Waldzustandsbericht）。
目前，德国三分之一的国土覆盖着森林，比80年代时的比例还要高。有人说，森林自然发展规律就是如此，也有人说，这是保护自然意识觉醒的喜人结果。也许森林发展规律的确是慢慢扩张，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当初媒体没有大量报导环境污染，政府没有听从民意对环境进行保护，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森林被砍伐，“出门就见绿色”也只能是梦想。
结语：
随着毒大米上了中国人的饭桌，雾霾侵入中国大部分城市，环境问题已成日常生活中无法绕过的话题。德国的成功例子表明，只有一条路能够走通：让媒体自由说话，给媒体人自由去揭露环保问题背后的根源；给民众自由去成立非政府组织，监督政府；当然最重要一点是，这个国家的决策者——政府要顺应民意，不仅立法保护环境，而且还要依法处置违法的人和企业。
中国的问题似乎总是在一个怪圈内打转转，说来说去老问题又出来了：在一个党比法大的国家，“依法”治理岂不是一句空话？一个不是民选的政府，凭什么要对民众心存敬畏，凭什么要顺从民意呢？
责任编辑：余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