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前最高法院法官:为何要逃离中国

远离恶人、远离恶世、远离险境,中国人形成共识:我走不了,也要把儿女弄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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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5年09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众所周知,中国在中共专制下出现了很多问题。在中国大陆当过七年律师及十年最高法院法官的谢卫东认为,在中国大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经变坏,物质及人文环境都不例外。

“这是我思考了很多年的、很沉重的话题。”一年前离开中国大陆的谢卫东说,中国人要面对的是毒气、毒水、毒食,这些恰好是一个生命体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任何的生命体,存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能健康吗?”

“在这种环境生存的母体,繁衍出来的生命会是什么样?”他说,宗教信仰遭到的毁灭性打击,使人们没有了寄托,没有了互信;没有法律保护,使人每天处于非常紧张、焦虑状态。“我感觉担忧的最根本问题,就是中国将来会怎么样?”

环境污染到了难以收拾地步

谢卫东称,大陆城市出现雾霾的严重程度大家都看到了。其实水污染也非常严重,“污染的严重程度足以致人于死地”。

他说,河北有个以制皮具出名的地方叫白沟。制皮需要经过复杂的化学过程,会产生大量有毒的污水。厂家用很大的深坑储存这些污水,结果这些有毒物质往地下渗,污染了土壤;渗到地下水流过的地方,被地下水带到其它地方。挖这些污水坑时,没人去研究下面的地理环境及地下水资源情况。

按中共环境保护部今年公布的官方《2014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环保部监测的968处地表水,有37%达不到生活饮用水标准,也不适于水产养殖和游泳;4,896个地下水监测点,有62%的水质较差或极差。

谢卫东说:“我们作为生命体,每天喝这样的水,吃这样土壤种出来的植物,你想会怎么样?”

对于政府的态度及行动,谢卫东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大家知道吃转基因食品有风险。“农业部主管种子的副部长极力推广转基因食品。但是,农业部的幼儿园和农业部的食堂里都不吃转基因食品。”

中共模式毒害人文环境

在人文层面,谢卫东认为,中共体制的运作模式,已经使喝酒、玩乐成为基本的社交方式。这方式导致人透支生命,因为现实已变成“能喝多大酒,就当多大官”。

他说,有时你想不喝也不行。“我亲眼看到,一名中级法院的院长让其手下喝一大杯酒。”这手下当时已经喝得不行了,“他就是一句话:把它喝了!”,完全没有商量余地。

不主动敬酒也不行。他说,大陆曾有一个公开的报导,在某个场合,一个人因没给书记敬酒,第二天就给处理掉了。

“能喝的人会获得掌声。”他说,“喝完酒后是泡歌厅,熬到凌晨2、3点,甚至3、4点钟。”

中共的官员以有人请喝酒而自豪。谢卫东说,他认识一个中纪委某室的主任,在一个地方吃饭时,有人过去给他敬酒。“他说,对不起,今晚我有四桌要应酬。然后他干杯,并获得掌声。”他自己觉得很自豪,因为很多人羡慕他。“其实,他的生命已经严重透支。”

谢卫东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百善孝为先已经很难看到。毛泽东甚至说,“父不慈,儿不孝”,“这是在颠覆传统文化的东西”。

他说,从电视画面可以看到,毛泽东带着身边的高级官员去给祖宗上坟时,他就是象征性的点点头,弯弯腰。没有看到中共官员给自己的祖宗跪下的。社会上看到的是,“打骂父母的,不养父母的,摧残父母的都有”。

有理未必能走天下

谢卫东大学毕业后先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他说,有一天十几名律师在一起聊天时,进来一名客人,他问了一个问题:“我100%有理,我能不能赢?”在坐的所有律师,没一个人回答。“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后来了解到:你100%有理,也未必能赢;你100%没理,你未必会输。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当了七年律师后,谢卫东当上了最高法院法官。刚当法官不久遇到的一件事,使他明白了为什么100%有理也不一定能赢。

他说,当时他是合议庭成员,最高法院院长要过问一个案件,庭长带着十几名合议庭成员去见院长。见面时,院长没有听任何汇报,第一句话就是“xxx不能输”。 “我们都非常震惊。最高法院院长,告诉说谁不能输。”

“一个合议庭成员问:那理由怎么写?”谢卫东说,“院长说第二句话:你们自己想去。”

“这就是中国法律运作的实际情况,就是一个人一句话,让谁输谁输,让谁赢谁赢。”他说,“没有客套话,没有请大家谅解之类的话。”

“这叫法治吗?”他说,中国的法律条文很多,但是,“他们考虑事实了吗?询问证据了吗?问了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吗?”在内部实际运作中,这些可以“看都不看,想都不想”。

法律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

谢卫东认为,法律在中国已经成为利益集团的一个工具。他说,常有的一个现象,是县委书记在那坐着时,“县级的公、检、法、工商、税务等的一把手,他们主要的工作是点烟、倒茶、敬酒,讨书记欢喜”。从这可以看到这个党、这个书记与法律的关系。“你想想,法院的院长是争着给我敬酒、点烟的人。我如果说,那个案子,怎么不该输的输了?他该怎么办?这院长还会考虑事实、证据、法律吗?”

他说,这些官员“聪明得很”,他们会请领导放心。在这些人眼里,“法律只是一个工具”。

更有甚者,这些事在中国不是秘密,都上了电视剧了。谢卫东说,最高法院曾监制过一个电视连续剧,内容包括了很多法院的运作方式。其中有一个情节:一名中级法院的院长,为了第二天开庭的一个案件,一个人站在市委书记家门外,一直等到凌晨。原因是“我明天要去开庭,我得请示您”。

“这就是中国的法律。实际上,这书记不知道证据和法律。但书记说怎么办,你就得怎么办。”他说,王立军在全国公安系统经验交流会上说过一句话:“先抓人,没有没事的。”

“真的没有没事的吗?这不重要,反正我想让你有事你就有事。”他说,更严重的,是这些大小黑恶势力及权利集团瓜分、控制了全国不同的地区。

“一个派出所所长能控制事,他就为所欲为了。上级有交待的,他就按上级的意思做。但是,总会给他留一块,让他可以为所欲为。”谢卫东说,一名高院的庭长和大家一齐吃饭时曾解释他的做法:“我跟庭里的人说,领导交办的,我们都必须办;领导不管的,我说了算;我没过问的,你们自己办。”

钱权交易 人人自危

谢卫东人为,中国现在是金钱支配着一切,包括支配权力。他说:“那些部级官员很坦率地说,我就愿意跟有钱人在一起。”这些高官愿意被金钱支配,导致一个县的公权力,就可以调动一个国家的公权力。县委书记要抓的人如果逃跑了,县里可以给边防局出文抓人。可能的情况是:“真正犯罪的人在陷害一个无罪的人,可以全国通缉你,利用国际刑警组织通缉你。最后达到他们小利益集团的目的。”

他说,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高官,被抓进去都可能遭受酷刑。“把你关在一个黑屋里时,怎么虐待你也没办法取证。在真的弄死你而家属只能看到一个骨灰盒的情况下,你想你会遭遇到什么?”

“所以,人人自危,人人担惊受怕。”他说,“官员们很清楚。一旦得罪了自己的主要领导,感觉要被整时,第一个选项是自杀”,因为“他曾经怎么弄别人的,他就知道自己进去后会怎么被弄”。

“人人没有保障,完全取决于领导的喜好、情绪。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法律状况?”他说,还有各种各样的恐惧,包括经商的人随时担心被工商局或税务局检查。被针对的人,“总是提心吊胆的”。

谢卫东认为,中国人的人权没有保障。他说,有些人会说,有时会有法律保障。“他们还有一些侥幸心理。对我来说没有,我太了解了。”

远离险境

谢卫东说,从老百姓到高官都没有法律保护。“有人说,要好好批判中国的官员。其实,我说要好好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怖、担忧中。”

“怎么会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搞成这样?这是我们要深刻思考的。”他说,在中共专制下,“在1949年以后,就疯狂的、极其严重的开始发生变化”。比如大跃进把锅砸了去炼钢,为了一个非常荒唐的钢指标,可以把森林毁了。

他说,在中共的统治下,反自然、反人类的事件不断发生。比如计划生育导致了全世界唯一一支由独生子女构成的军队。军队里面没有信仰和政治理念,“上级欺负下级,老兵欺负新兵的现象非常严重。你带着一个连,士兵没有信仰,相互之间没有信任,怎么去打仗?”

“我真的担心,这个族群怎么办?”谢卫东说,在这个环境下,吸毒气、喝毒水、吃毒食,精神层面的东西也在伤害人的身心健康。“一个生命体,身、心都是不断地被毒灌注着。这十几亿人持续下去的结果会是什么样?”

他说,不管你怎么看待民主与独裁,“有些东西是没有争议的,毒气你愿意吸吗?毒食你愿意吃吗?毒水你愿意喝吗?”

谢卫东的建议是:“远离恶人,远离恶世,远离险境。”

他说,“不管是企业家、官员还是普通百姓,在这点上都有共识:我走不了,也要把儿女弄出国。”

谢卫东认为,与十几亿中国人相比,能够离开的人还是少数。他说:“这个族群(中华民族)的未来,让人非常担心。”#

责任编辑: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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