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宜昌大撤退”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大约在一九三四年的时候，蒋介石就已考虑，将来要把四川作为未来持久抗战救国建国的基地。因为四川可与云贵两省连为一体，一道组成中国的战时大后方——大西南，这里占地一百余万平方公里，人口将近一个亿。四川最大，面积相当于一个法国本土，比十个台湾还大一点，最富饶，人口多达五千万。崇山峻岭环绕四周，形成天然屏障，李白说：“而来四万八千岁，始与秦塞通人烟”，使它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蒋介石此时的战略计划就是把四川建成将来对日本作战的大后方，即他所说的“复兴民族之根据地”。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战略物资大转移之前，蒋介石首先安排国民政府迁往抗战救国建国的核心基地重庆。
1937年11月中旬，国民政府根据国防最高会议决定，着手部署迁驻重庆的实施程序。1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遵循迁都大计，交代属下的文官、参军两处干员，清点好中华民国印信旗旛等重要器物，漏夜登船，先离南京而首途重庆。史载当年林森启行之前的情况为：林森离开南京时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他行前立下遗嘱，对自己的财物作了处理。……他在南京向蒋介石告别时曾说：“我可能不能再回南京了!你们一定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
林森，福建福州人，1867年生，早年参加同盟会，跟随孙中山先生投身国民革命，为孙先生得力股肱。1912年初出任民国临时参议院议长，协助孙中山制定了著名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建立中华民族亘古未有的民主政体贡献至大。1932年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拥有国家元首的显赫地位。在离开南京前夕，曾预为立下遗嘱交代后事，以表示持久抗战，以身许国的信念。遗嘱写道：“人生七十古来稀，森今七十有二矣。身后之所嘱托，不能不预为之计。吾国自然科学消乏，今昔同感；陶冶补充，刻不容缓。兹谨遵总理迎头赶上遗训，将所存国家银行伍拾万元，拔为基金，以其每年利息，专作考选留学欧美研习自然科学学生固定经费。并手自订办法24条，嘱由能表情于斯学者，恪守此方针而办理之。百年树人，是实始基，尚其共循此旨，矢守弗渝，用垂久运，而利国家。”
船行三日，途经武汉，中央通讯社发布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自芦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略各省，均有极急剧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灰烬，军心仍如金石。临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主席 林森”
今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篇宣言，确实是洒着泪、淌着血的肺腑之言，因为，以当时环境情况而言，国际上并没有朋友同情我们，在国内也不如想像中那么团结，所以，中国之“玉碎”是极有可能的。国府当时的这篇官方宣言所凭借的，说到底只是一份精神力量，一股维护民族人格尊严的高洁情操，以一种不可捉摸的无形力量，去对抗无比残酷的现实。这对后人而言，是难以想像的，不过，事后证明这一股无形的力量，确实构成了当时中国人熬过最艰苦岁月，并于最后获得胜利的基本动力！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之后，随之，厂矿企业、机器设备、技术人员、学校师生、政府公务人员，陆陆续续开始大搬迁。
战略物资大转移，除因地制宜，就近安排一部分走南北两条陆路通道运入四川外，大部分还是要靠水路运输，沿长江溯流而上运入四川，尤其是从上海启运的物资都是走的水路。
长江航道，逆流航行，最为险阻难走的一段航程是长江三峡，西陵峡的东口就是宜昌。宜昌位于湖北西部，长江北岸，长江上、中游的分界处，是长江航道上入川货物集散的码头重镇，素有“川鄂咽喉”之称。
宜昌县城面积不大，不过两平方公里左右。1938年秋，亟待入川的大量物资与人员云集于此。比如：从上海、南京、南通、苏州、无锡、常州、武汉匆忙撤出的工厂设备与技术人员已陆续集中在此，沿江两岸已堆积了差不多十万吨的机器设备，布满了两岸码头几乎所有的空地；南京撤出的政府机关、各地要撤到后方的学校大约有三万多人也集中在此，等待转运。
由于货物多、人员多，船只少，时间紧迫，整天中，码头上等着买船票的、联系办理货运手续的，人声噪杂，一片混乱。一票难求、一个吨位难求，已到了难度的极限。要去重庆，真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了！
1938年10月中旬，身为交通部次长、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民生公司总经理的卢作孚先生到达宜昌，亲眼目睹了当时码头上那种噪杂混乱的局面，以及人们祈求、恐慌、急切、急躁的情绪。日后卢作孚曾回忆记述了当时所目睹的状况： “大半年间，以扬子江中下游及海运轮船的全力，将所有一切人员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扬子江上游运输能力究嫌太小，汉口陷落后，还有三万以上待运的人员，九万吨以上待运的器材，在宜昌拥塞着。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因为争着抢运的关系，情形尤其紊乱。我恰飞到宜昌，看着各轮船公司从大门起，直到每一个办公室止，都塞满了交涉的人们。所有各公司办理运输的职员，都用全力办理交涉，没有时间去办运输了。管理运输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人员，复相互责骂。”（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载《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7—558页—转引自刘重来先生的网文[卢作孚与“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
此时的宜昌，处于非常重要、非常严峻、非常紧急的关头。这是为什么呢？
一是宜昌扼守着长江三峡，是长江川鄂交界处的咽喉通道。从宜昌往上游，航道狭窄弯曲，滩多浪急、暗礁林立，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直达重庆，且夜晚不能航行。因此，所有上行的大轮船，到了宜昌必须等候换载开往川江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穿过三峡前行。
二是当时距川江每年的枯水期只有40天了，枯水期一到，水位下降，运载大型机器设备的船只根本无法开航。
三是当时运输船只奇缺，特别是能够穿行三峡的除卢作孚的民生公司22艘轮船外，只有2艘中国轮船和几艘外国轮船。依当时运力计算，这么多人员，这么多物资要全部运抵重庆，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
但是，面临的任务是必须要在40天内将这些人和物全部运出宜昌。
在宜昌的民生公司，楼上楼下都是焦急盼望购票的人和请求安排货物上船的人，秩序相当混乱。
面对这一严峻状况，卢作孚依据他对三峡航道水路情况的熟悉、多年的航运经验，迅速作出如期将积压的人员与货物运出宜昌的腹案。于是他果断下令，停止一切交涉请客，马上组织安排抢运。然后他又来到各轮船公司，对那些争先恐后、相互责骂、争吵不休的各单位负责人有礼貌且很坚决地说：“请大家回去，明天早晨我将在12码头和大家见面，宣布撤退安排！
卢作孚连夜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和各轮船船长、引水、宜昌港的技术人员开会，制定出在40天内运完撤退人员和物资的详细计划和具体措施。他向大家宣告，经过他实地考察和初步估算，以现有的运力完全可以在40天内完成转运任务。 公司成员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怎么能够在40天内，将所有的人员和货物运走。卢作孚向大家演示了他的计划：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6天。为了缩短运载时间，整个运输划分为三段航行。即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重庆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基本依据，用一部分船只先运货物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再由公司调船运至万县或直运重庆；对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并在重庆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再顺江而下。
为了尽快抢送难民难童，他对客运舱实行“座票制”，将二等舱铺位一律改为座票，这就可以增加一倍以上的客运量。同时，他降低收费，对公教人员实行半费，对战区难童免费，对货物运费只收平时的1/10。
为了保证能在四十天内把积压在码头的人员和物资运出宜昌，卢作孚强调：大家必须步调一致，听从统一指挥。即所有公司、轮船、码头只听卢作孚调遣，各单位的人员物资的转运顺序一旦排定，必须坚决执行，服从指挥。至于什么单位的物资由什么轮船运输，何时登船，只听卢作孚一人安排，要严格听令，决不准自行其事！
此时宜昌地区的严峻形势，绝不亚于硝烟弥漫的战场，卢作孚的部署与调度，就是“军令”！在那强敌入侵，战火纷飞的岁月，所有国人无不同仇敌忾，团结以对。更无一不愿听从军令而擅自行动者。
所以，当卢作孚先生向所有需要运送人员物资的各单位负责人宣布他的转运计划和严格纪律，并保证在40天内运完壅塞在宜昌的全部人员物资时，全场爆发出一片欢腾，不少人甚至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人们从卢作孚坚定自信的目光和言语中，看到了希望，人心稳定了，混乱局面改变了。
鉴于三峡航段不能夜航，卢作孚他要求各船尽量利用夜晚装卸，抢在白天航行。为了搬卸方便，他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同时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运载轻型物资。
为了抢时间，多装快运，卢作孚要求码头、轮船、装卸人员紧密配合，一分一秒也不放过，那是一场多么激烈、紧张的战斗。卢作孚对此曾做过一段生动的描述：“当着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的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的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的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的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载《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7—558页—转引自刘重来先生的网文[卢作孚与“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
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启航，开出宜昌港。几百名孤儿难童在卢作孚亲自护送下第一批上船。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他们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的情景，岸边观者无不为之感动。大家面对卢作孚井井有条的安排与部署，各自的心中都有了谱，这时窝在宜昌的各业人员急切、烦躁、恐慌、不安的情绪，才开始舒缓而稳定下来。
谁能在此关键时刻、紧急关头力挽狂澜呢？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卢作孚！
不几日，20多艘轮船，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卢作孚每天都要到宜昌各个码头，亲自了解船只航行情况，深夜他还要到江边各个码头去检查装货情况。
经过四十天的苦战，在卢作孚的精心策划和指挥下，奇迹果然出现了：“四十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载《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7—558页—转引自刘重来先生的网文[卢作孚与“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
那么，这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卢作孚，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呢？
卢作孚（1893－1952），原名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市合川人；中国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家境贫寒，辍学后自学成材；1925年创办的民生公司是中国近现代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 我们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体会出卢作孚的人生辉煌：‘第一，卢作孚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自20世纪20年代起，抱着“实业救国”的目的，以一条70吨的小火轮起家，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经过20多年的惨淡经营，到解放前夕，民生实业公司已成为我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拥有140余艘大小轮船，9000多名职工，航线遍及长江及其支流，以及东南亚沿海，被誉为“中国船王”。他被毛泽东曾誉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不可忘记的四位实业界人士之一（即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
第二，卢作孚是我国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家和实干家。1927年2月他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峡防团务局局长起，在嘉陵江三峡地区推行乡村建设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就，使北碚这个昔日贫穷落后、交通闭塞、盗匪横行的乡场建成了一座中外瞩目的美丽小城。可以说，没有卢作孚，就没有北碚的今天。卢作孚是北碚的开拓者、奠基人。北碚是民国时期那场规模大、时间长、波及面广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在600多个乡村建设团体和机构，1000多个乡村建设实验点中，极少获得巨大成就的一个。
第三，他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抱有“教育救国”的思想，努力于教育工作。他在沪州担任教育科长时，以川南师范学校为中心，积极开展教育改革和新文化运动。后到成都创办四川通俗教育馆，积极开展民众教育。以后他在创办民生公司时，在北碚推行乡村建设运动中，都坚持开展正规教育和民众教育。诚如他1948年在《如何改革小学教育》的演讲中所说：“自己现在是办实业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办教育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办教育上，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是想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能力。”他在振兴教育、普及教育、改革教育等方面的超前思考和实践，为中国近代教育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第四，他是抗日战争中的民族英雄。当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号召民生公司全体员工无条件地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去。他指出：“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他号召“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从抗战一开始，民生公司就投入到抢运人员和物资的战斗中去。“据不完全统计，民生公司在抗战前期（1937—1940年），从上海、南京、芜湖、武汉和宜昌抢运入川的兵工器材和航空油弹器材，共计196000吨。”’ （刘重来先生的网文[卢作孚与“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 ）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民生公司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在抢运物资和人员的战斗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总共有16艘船只被炸沉炸毁，69艘船舶被炸伤，117名员工壮烈牺牲，76名员工伤残。作为民生公司总经理的卢作孚本不想当官，但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敢于挺身而出挑重担。抗战初期，全国的交通运输极为紧张，人员物资撤退，战时物资调拨，军队调动等任务十分繁重。正在此时，卢作孚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交通部常务次长，主管水陆交通工作。而宜昌大撤退正是他主持水陆交通运输的一场辉煌战绩。
抗战中期，全国粮食紧缺，粮食的收购、转运、分配关系到抗战的成败。1940年7月，他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全国粮食管理局第一任局长，担负起全国军需民食的粮食任务。他的最突出政绩是，提出了运输粮食的“几何计划”，即将偏僻地区的余粮，先用人力运送到邻近的公路或水路边特定地点集中起来，然后再用汽车和船只，就近将粮食运到需用之处。他亲赴各地区视察和部署。不到半年时间，就解决了军需粮食和一些地区缺粮问题，稳定了市场、安定了人心。
可以说，当时交通部常务次长和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都是位尊权重的职务，都是关系抗战胜败的显要职务。必须是由有极高的使命感、责任感且清正廉洁的人来担任；必须由大智大勇的人来担任。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卢作孚受命于危难之际，挑起了重担。卢作孚正是担负这两项任务的最佳人选。
1939年元旦，卢作孚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成为中华民族一位当之无愧的历史功臣。
后来，世人将这次“宜昌大撤退”比作日后发生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敦刻尔克大撤退（代号：发电机计划）”是指二战期间，希特勒入侵法国，将英法联军围困到法国的海滨城市敦刻尔克。1940年5月，就在德军狂轰滥炸后稍事休整之际，英国海军调动所有船只，用9昼夜的时间，将被围困的33万盟军和装备，通过英吉利海峡全部抢运到了英国。这次撤退，即世界战争史上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最早将“宜昌大撤退”比作“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然而，当时“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的。而“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不同，这次撤退依靠的则只是卢作孚个人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历史老人的步伐踏入了民国三十八年，即公元一九四九年，进入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点，当时卢作孚在香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民生公司的业务已向远洋航运发展，航线遍及香港、台湾、日本和东南亚地区。
站在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点上，卢作孚面临人生一次严峻的归宿选择：去台湾？去美国？留香港？还是回大陆？就当时他自身的条件而言，无论自身的道德操守，社会威望，历史功勋，实业成就，民生公司的实力，或是海内外的业务往来等，无论是去台湾、去美国，或是留在香港，都是举足轻重的重量级人物，有人曾评论说，当年卢作孚如果留在香港继续发展，那么“中国船王”就不是包玉刚或董浩云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智慧超群、思虑缜密的卢作孚乡情观念太重（犯下与吴宓类同的大错），以常理正道看待大陆未来的政治生态，轻信了毛泽东，最后轻率地选择了回大陆。1950年卢作孚拒绝去台湾，毅然从香港返回内地，这一步走错，遂铸成人生的千古遗恨!
卢作孚的次子卢国纶在《卢作孚为什么要自杀?》一文中回忆说：“1950年6月，经过中央党政高层领导的安排，父亲离开香港回到北京，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后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期间，父亲曾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多次与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见面，还见到了张澜、黄炎培、郭沫若、古耕虞、陈铭德、邓季惺等老朋友。在与领导、朋辈的畅谈中，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对公司的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1950年10月，父亲回到重庆，受到了当地党政军方面及民间的热烈欢迎。邓小平等西南地区军政领导更予以亲切接见。不久，他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父亲返回重庆后，又重新投入了民生公司的日常工作中。对父亲来说，民生公司是他毕生心血所寄。”
1950年底开始相继而来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普及于全国各省各地、各行各业、各个层次、各类人等，民生公司也不例外，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受到不应有的冲击，卢作孚对此甚感惶惑。
‘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发生事故触礁沉没。2月6日父亲亲赴丰都察看，处理善后。当时有传言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公司里人心惶惶，气氛紧张。对于父亲来说，这一事故无异于雪上加霜。据母亲后来回忆，那几天父亲守着电话疲惫不堪，通宵睁着眼睛无法入眠，不时喊着公司某几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字，情绪极为紧张焦躁。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坐在台下第一排，父亲又特别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位置。在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父亲的通讯员关怀便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并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使坐在台下前排的父亲十分困惑和难堪，心情极为沉重。
关怀是原民生公司“虎门”轮的年轻服务员，父亲离港返京前调他来担任通讯员，把他从香港带回内地，虽然跟随父亲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父亲让他住在家里，抽出时间亲自教他学文化，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关心备至。可是在2月8日大会的前几天，这个年轻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我们家，在开会时又上台去“揭发”，表面上是揭发张祥麟，实际上矛头直指父亲。会后，父亲把关怀找到办公室谈话，在场的有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等公司高层人员。父亲劝导关怀发言要负责任，应该实事求是，有一说一，夸大事实、无中生有的话不要乱说。但关怀拒不接受父亲的劝告，并且有恃无恐，态度非常不好，这对于父亲无异火上浇油。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旧社会奸商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此刻，他很难理解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这样的正常交往怎么就成了腐蚀干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如此对待他？父亲是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绝对不能接受。可以说，2月8日的大会对于父亲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直接成为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 （卢国纶：卢作孚为什么要自杀？）
人所共知，卢作孚为人：光明磊落，洁身自好，礼义廉耻，恪守不悖。1939年元旦，荣获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成为中华民族一位当之无愧的历史功臣。在卢作孚的人生日历上，何曾受过如此羞辱？士可杀而不可辱！遂于当晚服下大量安眠药，长眠不起。可惜！可叹！可悲！一代民族精英，人生结局竟是以自尽的方式蒙冤枉死！当时新华社内参报导时，还在卢的自杀消息上，加了“畏罪”两个字。
然而，天理、公道自在人心，世人对卢作孚先生赞之曰：“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古之贤哲焉”。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四十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