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1月28日讯】2015年六四前公安提出去“旅游”，问想去哪？我要去上海。1948年我随父母，举家迁上海，后来进山大，每年假期，都回家探亲。孩子上复旦，也常去看望，上海成了我的第二故乡。1981年我在劳改队，写了篇《评毛泽东的城市建设方针》（已收入《狱中上书》p361），其中多次提到上海，批评毛泽东“城市太大了不好”。回大学任教，再次研究上海，发了文章。现在故地重游，不少感触。
从侄女夫妻遭遇看户籍制度
5月25日，我们到了上海，住进西区一个宾馆。晚上见到侄女和女婿，拉起家常，他们回忆过去经历；“文革”中，两人都是中学生，响应中共号召，一起到安徽插队落户，以后进了当地工厂，在安徽生活十多年，两人又都回了上海。但是侄女户口仍在安徽，退休金只有1600元；看病必须回安徽报销，而且只能报销很少一部分，为此，她小病拖，大病抗，现在落下一身毛病。而她的丈夫，户口转到了上海，退休金却是4200元。比侄女多了2600元，看病全部报销。
两人仅仅因为户口不同，差别就这样大，他们的遭遇在上海绝非个别，不到二十岁下乡，回上海生活近三十年，现在是六十多岁的人，因为没有上海户口，而受到各种歧视。至于农民工，外地迁入者，所受歧视更是不言而喻，现行的户籍制度，侵犯了公民的基本人权。
在特权制度下，厅级干部，只要工作调北京，一家人，全有北京户口，鸡犬升天；孩子考大学，轻松上北大。当前的户籍制度是保护特权阶层利益的，这些特权者也是改变户籍制度的主要阻力。
1949年中共建政，在这前后我都住在上海。1949年前，民国时期，国民可以自由入住上海，有钱的可以买房子，没钱可以搭棚子（棚户），也可以找个小船，在苏州河上安家（船民）。民国时期从农村进上海根本不是问题，我的大嫂就是1948年从山东农村进入上海的，根本不需要找关系、找后门落户口。
1949年在欢呼声中，迎来“解放”，但是随之而来却是，剥夺广大民众迁徙自由权利的户籍制度。从此之后，农村居民要有个上海、北京户口，比登天还难，北京上海成了国中之国，这样的户籍制度必须废除，这个制度是为特权阶层设计的。现在的中国只有极少数高官才享有迁徙自由。
2006年我在国外发表一篇：“发展农村，迁徙自由必须入宪”，（收入香港出版的《逆风33年》p117），指出：从1912年开始，民国的六部宪法和约法中都有迁徙自由的内容。
但是现在国内，找个讨论 “迁徙自由”的空间都很难。
从餐饮业，看上海
侄女和女婿请客吃饭，小饭店饭菜不贵，一份白斩鸡只要30元，烤鸭40元，美味可口，小而精，大家把菜全部吃光，这家饭店，是个残障人开的，经营有方，顾客盈门，在上海已经开了几家连锁店，生意都很好。在这附近多家饭店连成片，在市场竞争下，优胜劣汰，质量才有一流。有天我们到一家小店，里面已客满，没有座位，有人竟端着一碗面条，在门口站着吃，如果不是价廉物美，谁愿站在门口吃饭呢？
北方饭店，客人要的米饭，是一碗碗端上来，剩了全倒掉。在上海，我们几个人吃饭，上来的米饭是桶装的，吃多少自己盛，剩下的处理一下可以继续卖给客人，这样会减少浪费。
和山东、苏北小城市相比，能看出，在市场经济下，超大城市上海的优越性。超大城市有聚集效益，不但有人、财、物的聚集，还有文化、思想、创意的聚集。集聚、交流能产生互补、产生能量。在超大城市中可以产生良好的服务，新颖的思路，杰出的人才，优秀的企业。在过去的六十多年里，当局对超大城市严格限制，分散其资源，瓜分其财富，搞国有化，这是一种掠夺、抢劫，造成的严重后果会逐步显现出来。
寻找我家旧址和我的母校
到上海后征得公安同意，还去寻找了我家旧址，虬江路135弄。那里曾有我的家，1948年我的父母用20两黄金买下的二层楼房。独门独户，包括一个板房，面积将近200平方米，有个独立的凉台，旁边是一条小河。这个房子在“文革”中变成了“国有”，不给任何补偿。
前几年，当局搞拆迁，逼我嫂一家搬到边远地方，原住处，现在杂草丛生，据说这里的房价现在是五万元一平米。这种房屋拆迁，得到好处的是政府当局和某些官员。我家前面的虬江路也被拦腰截断，建了座假山，上海交通拥堵，为何要截断一条马路呢？
去找我原来读书的粤东中学，这所中学坐落在四川北路，靠近横滨桥的一个弄堂之中。现在弄堂不见了，弄堂口盖了座大楼。官员为了盖高楼，不惜堵死一个弄堂，居民难道没意见？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官员把民意当狗屁。
最后，发现我的母校已经被撤销。有100年历史的中学，为何关闭？可能是生源不足。上海的中学，不准农村学生来读书，我记得，民国时期，城市中学不排除农村学生，我的大哥，家住山东荣成农村，在40年代考到青岛礼贤中学（现八中）住校读书。为什么后来不准农村孩子进大城市读中学呢？这是不是对农村学生的歧视？大城市学校招生应该公平对待农村学生。
上海市区观感
公安开车去浦东参观“中华艺术馆”，从上海西郊去浦东，要穿过整个上海市区，经过天山西路、中山西路、中山南路，一路观察上海的市容，有很多感触。
上海的建筑可以分几个时期。早期有英、法、日租界留下的西方的建筑文化。1945年后，民国政府统治上海，因为忙于内战，新建不多。1949年后，中共掌权，极力限制分解掠夺大城市，驱赶上海人去边疆三线，上山下乡，多年出现人口负增长。（见本人《上海的发展与城市建设方针》山东大学报，1988年3月）
1983年我坐牢8年后回上海看望兄嫂，当时上海街道景观依旧。1949年后的30多年时间，上海建设处于停滞。返回学校我写了“上海归来话上海”（寄给党中央胡耀邦）。
80年代初，上海市政的指导思想，还是计划经济，限制大城市，没有长远考虑，沿街盖宿舍楼，不留店面房，留下了现在的景观，给后来的改造制造了困难。改革开放后，大批人口涌进市区，交通堵塞、住房短缺，这才考虑建设高架道路、轻轨、地铁、高层住宅，新建的沿街一层全是店面房。上海景观有了重大的变化。
从道路命名看历史
1949年前上海道路起名，很科学，道路南北走向，以省命名，如四川路、河南路、西藏路、广东路；东西走向，以城市命名，如南京路、北京路、福州路、汉口路等等。一条道路若很长，会有分段，比如南京东路和南京西路，四川北路和四川中路，这都是同一条道路的两段。一条中山路，绕上海一圈，以东、西、南、北，分段命名。我多次去台北，那里很多道路命名和上海很相似。
但是1949年后，很多城市道路命名，既带政治色彩，也有长官意志。如在济南，贯穿城市中心东西的一条大马路，有5个名字。西段叫经四路，中段叫共青团路、泉城路，东段叫解放路、解放东路，中共以“解放”“共青团”为道路起名，是要宣传它的伟光正。很多官员也都想任上给道路起个名，以作纪念。就像不肖之徒，到风景区，刻下“xxx到此一游”一样。
1958年，省委书记决定山东大学从青岛搬到济南（因为省委在济南）校区西边定名为山大路，北边是山大北路；南边叫山大南路。这是三条互不相关的道路，后来山大北路向东延伸，起名叫“华龙路”。给人带来很多不便。
规划城市中共官员不如满清巡抚
中共很多官员既缺文化，也不尊重历史，盲目排外，没有国际观。在城市规划和道路命名上，还不如满清的巡抚。根据1914年出版的《济南指南》记载，当时的山东巡抚和袁世凯反复商量，在1904年5月，联名上奏清廷，要求将济南开发为商埠，附有蓝图，标注了以经纬命名的道路。横向道路以“经”字命名，从经一路到经十一路；纵向道路以“纬”字命名，从纬一路到纬十二路。这种命名很科学。如果延续下来，济南城市道路的命名，将可能和美国纽约的道路命名媲美。那有很多道路是按数码编排的。
重霾下的北京
12月7日，我陪妻子去北京看病，两个公安再次开车“送行”。住了三天两夜，适逢北京严重雾霾（10月8日），当日北京实行车辆限行，公安的车号被禁行，只能抛锚在停车场，我们在大街上徘徊，我建议在一个汉庭连锁酒店休息几个小时，价格不高，服务态度也不错。今年上半年，在临沂住过锦江连锁饭店，饭店的服务态度、卫生条件都还可以。我想在中国，这种连锁酒店，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可能有较好的发展前途。这也会为企业家施展才能提供机会、使得一些优秀的管理方式在全国推广，为客人提供优质的服务。
在北京住过的两家酒店，都戒备森严，第一个酒店，进房间要刷三次卡（走廊两次，房间一次），另一个酒店乘电梯必须刷卡，没有卡绝对禁止上楼进房间。
两个酒店，经营都不景气。其中一个是四星级的十七层楼的大酒店，竟没有洗澡的热水，据说锅炉已经坏了几天，室内供暖也差，半夜数次被冻醒。早上提供免费早餐，吃饭的人寥寥，看来入住率不高。我住的另外一个旅馆，去吃饭的人更少。看起来，当时北京的旅游观光业是非常不景气的。
像北京这样一个有着大量古迹的超大城市，应该游客如云才是，现在北京连续的重霾天气，有人形容市区成了“毒气室”，谁敢来旅游？前几年，中国片面追求GDP增长，形成房地产和钢铁等产业的大跃进，造成空气严重污染，最后波及北京的旅游、餐饮、酒店业。
半年以前我去上海，在那里吃饭，能看到有些饭店经常客满，旅馆中住宿的人也是熙熙攘攘的。观察、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也能看出发展上的差距。雾霾只是原因之一，在管理思维方面，北京也存在差距。北京官场气氛太重。
2016年元月28日
于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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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1 88365021
责任编辑：魏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