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我有个方向了。“我可以见他们吗？”
“你得要在警局提出官方申请，”那个男人说。“但是在我们的文书作业还没有处理完以前，你这么做是没有意义的。”
这些男人的态度摆明了所谓的“文书作业”一点也不急。但我至少来到了自己熟悉的领域。
不管要付出多少代价
在接下来的七天当中，我不停地在警局跟移民办公室之间来回奔波，以跟官员建立起关系，跟他们建立起情谊。
我知道自己得要行贿。我试着去想像，如果是我母亲的话，她会怎么去处理这件事——透过亲和力、说服力跟现金三者的结合。我很友善。我会奉承他们。我知道了他们的名字跟癖好。我每天都比任何人早到移民办公室，然后就坐在外面的长椅上等，如此一来他们每天早上看到的第一张脸孔就是我的脸。我会送给每个人一包烟。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如果我只是坐着等他们办好了通知我的话，我知道自己可能要等上好几个礼拜或好几个月。
在这里，本来只要几分钟就能处理好的行政作业，会被拖到好几个小时或好几天。
午后的潮湿会削弱每个人的体力。但每一天，我都觉得自己一寸寸地接近我的目标。
移民办公室里的官员跟我说，他们想要抽红色的万宝路，也就是香烟里面最贵的那种。他们一旦知道我好说话，而且想跟他们打交道的话，他们的腐败就会赤裸裸地展现出来。每次我前去拜访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从自动提款机领了多少钱出来。
“一百块钱，”我会这么说。或者是：“只领了五十而已。”
他们会轻拍我的手，说他们要看。然后我会把那叠寮国的货币“基普”拿出来递给他们看；他们会拿走约半数的纸钞（有时也会多一些），然后把剩下的递回来给我。
接连被敲诈了几天，加上吃饭跟住宿的费用，几乎耗光了我所有的钱。虽然不情愿打这通电话，但我也没有其他选择了——我打给了在首尔的金，他立刻就转了一笔钱给我当资金。我非常感谢他，并跟他说这笔钱一定要算是我跟他借的。我会还给他，就像我把钱还给沈阳伯父那样。
在早上拜访过移民办公室以后，我下午能做的事情就不多了，因此我会坐在一间叫做“咖啡屋”的店里阅读。咖啡屋是一间西式的咖啡馆，店内有提供泰式跟西式的食物。我还记得一点点英文，但依然看不懂菜单，因此我问服务生，坐我附近的某个顾客点了什么东西。
“面，”他用英文回答我。
我每天都吃面。一星期以后，我想换个口味，因此打电话问金“饭”的英文怎么说。
“Rice，”他说。
“Lice，”我复诵一遍，只不过讲成了英文里的“虱子”。
“不是lice，是rice。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讲rice才是对的。”
“好。Lice。”
我每天中午都在咖啡屋用餐，每天晚上则是在尹先生的中国餐厅用餐。为了要减少花费，我开始不吃早餐。我不在乎。这会让我觉得自己跟母亲还有弟弟团结一心。我甚至不敢去想像他们吃的是什么食物，或者餐点的量有多么地少。有天下午，我一样待在咖啡屋里，我又看见了那个黄沙发色的高个儿，他的肤色被艳阳晒得更形粉红。有如巨人般缓慢地从我身旁走过时，他用眼神跟我打招呼，我则报以微笑。
经过了七天以后，移民办公室的长官，一个又胖又懒，一颗大肚子紧紧绷在绿色制服衬衫里的男子，说他会带我到关那两个北韩人的地方。我立刻就觉得如释重负。
我们上了他的车。他说：“你身上带了多少钱？”
我打开皮夹给他看。数都没数，他直接拿走了一半。完全不用找借口说是某项费用或某种开销。如今回想起来，身为一个城镇里的高阶官员，他这种自在、无耻的抢劫行为让我很生气，但当时的我并没有这种想法。我一心一意只想找到我的家人。不管要付出多少代价，我心想。不管要付出多少代价，我都愿意承担。人类很自私，只在意自己跟他们的家庭。
我跟这些人有什么不同吗？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们来到了镇内的主要监狱，也就是我第一天造访时，外面喝着酒的人漠不关心地跟我说里面没有关任何北韩人的地方。要是我知道妈妈跟敏镐的确关在里面，我一定会每天都过来，就算我来其实也只不过是帮他们加油打气，也在所不惜。我会朝着高墙的上方大喊：“欧妈呀！敏镐呀！别担心。有我在。”我会在每天下午从移民办公室来到这里坐着，一路待到黄昏，待到夜空中充满了群蝉的鸣叫声为止。
监狱里的狱官跟我说，我可以在狱中的女子区跟我的母亲会面，但他们不准我去男子区见敏镐。他们带我穿越过由泥墙围成的操场，来到一扇黑色的大门前。门锁匡当响，铁门发出吱嘎声以后往旁边打开。铁门的后面站了一个人，是我的母亲。#
——摘自《拥有七个名字的女孩》/爱米粒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芳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