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2月1日讯】腐败的现象在古今中外都有，而且似乎也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因为人的行为受思想的控制，而人的思想是完全自由的；如果一个人处心积虑要贪腐，在操作层面总会有一定的空间，比如官员受贿，这种情况基本不可能被预知，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就被发现并制止。所以西方法治国家也 会爆出贪腐丑闻，于是中共如获至宝借题发挥，试图掩盖自己贪腐的实质。
中共的一党独裁体制下的腐败与法治国家的腐败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共的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而且不受任何制约和监督，所以其腐败是必然的、普遍的；西方法治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对权力进行制约，民主选举、三权分立、官员财产公示、民众监督、司法独立等等制度极大地压缩了腐败的生存空间，而严格的执法也令心存侥幸心理的人不得不再三思量，其腐败是偶然的、个体的。事实也是如此， 中共贪腐大军浩浩荡荡，前仆后继，层出不穷，上至中共顶层高官，下到小小的村支书，蔚为壮观。中共借西方国家的贪腐现象为自己贪腐进行狡辩的谎言早就被戳穿，已经骗不了多少人了。
其实，中共的腐败不只是缺乏监督。如果仅仅是缺乏监督，其后果就是本来就想贪腐的人如鱼得水肆无忌惮，即使再严重一点，本来没有想贪腐的人中可能有一部分发现贪腐可以不受追究从而开始贪腐，但是那些清正廉洁的人依然能够坚守道义，没有外在的压力强迫他们也去贪腐。而中共的腐败就能够形成一种对个人的无形的压力，打压人性善的一面，强迫他去腐败，所以说中共的腐败是体制性的腐败。这一点在贪官的“忏悔”中可见一斑。
中共《检察日报》的一个网站中有个栏目是“贪官忏悔录”，颇有意思。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中共的喉舌当然是为中共涂脂抹粉。这个栏目的真实目的是从另一个角度麻痹民众，把贪腐的所有责任都推给贪官个人，同时鼓噪中共的反腐成绩。例如，各个贪官都在忏悔录中千篇一律地“痛悔”没有遵从“党的教导”，辜负了“党的培养”等等。第二，中共的喉舌弄虚作假是常态，贪官的原话特别是所谓反省的部分肯定是被加工的，而暴露官场黑幕的部分多被删除，只剩下冰山一角。第 三，贪官固然可恨而且多善于作秀，但是官财两失身陷囹吾之后作秀的成分大大降低，反而是在荣华富贵都成了过眼云烟之后，人性开始复苏，有些话是真情流露。明确了上三点之后再看贪官的忏悔录，还是能发现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形形色色的贪官在“忏悔”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三个情节而且颇为相似。
第一，贪官都曾经是清官。贪官在回忆自己当年刚刚参加工作或走上领导岗位时的情景，都会提到当时踌躇滿志的心情。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笔者作为曾经的公务员，对贪官的这些话颇有同感，笔者也相信这是绝大多数公务员工作之初的心态。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从学校毕业走上工作 岗位的时候，可能满怀憧憬、好奇、兴奋和豪情壮志，也可能希望早日获得升迁，这都是人之常情。人性本善，很难想像一个人在工作之初就一门心思当贪官贪赃枉 法鱼肉乡里；而且人也有理性，很难想像一个人放着光明正路不走，偏偏要走邪门歪道。
第二，贪官往往都很有才干而且曾努力工作并取得了不凡的政绩，其实这一点也是情理之中。首先，贪欲的大小与才干的大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贪官也可以有才干。比如和申，文艺作品往往把他描绘成又蠢又笨的形像，实际上和申精明强干颇有组织才能。其次，有才干的人如果再努力工作，才可能迅速崭露头角并获得升迁。事实上，许多贪官因专业技术素质或者行政管理能力突出，往往很快脱颖而出，在年级轻轻的时候就被委以重任而且政绩斐然。
对于贪官的这些话，笔者认为当然不排除夸张和报喜不报忧，但是总体来说是基本可信的。对于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来说，能够有一个广阔的舞台得以施展自己的才干，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他一定会加倍珍惜并充分把握这个机会，在造福社会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这是最理想的双赢的结果，何乐不为。
那么就带来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为什么数量庞大的有才干、工作努力的清官最终变成了贪官。这就是贪官提到的第三个情节，那就是在中共官场上不贪不行。
有人可能不容易理解这种“不贪不行”的现象。那么不妨设想进入中共这个体制内，站在贪官的位置上体会一下。请注意是在现实的中共体制内，既不是法治国家的情况，也不是道德高尚的理想状态。
模拟情景之一，因贪污罪、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被判处十五年徒刑的甘肃省酒泉市国家税务局副调研员从小金库中提现，“其中10万元赠给了他俩,一方面是为了笼络人心,另一方面是堵住他们的嘴。”其中“他俩”指的是两个负责管理小金库的亲信下属。如果你是这两个下属之一，上级给你的这笔钱你能不能不收？模拟情景之二，因受贿罪被判处十四年六个月的四川省成都市卫生局局长说：“我多次亲自给时任项目建设负责人的何某打招呼,希望他在工程招标时“关照”许某”。如果你是这个“何某”，接到上级的条子或者电话，你能不能不“关照”许某？
如果说难以抵制上级，那么拒绝下级的行贿是否就轻而易举了呢？非也。你的官帽由上级决定，但是具体工作由下级来完成。如果你的下级认为你不信任他、你没有把他纳入你的亲信圈子，他是不会支持你的。久而久之你就成了孤家寡人。贪官都有自己的下级，同时也是别人的下级，对这一点是清楚的。上表中的例子都是贪官的经验之谈，有人认为贪官的这些话完全是在为自己狡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贪官的苦衷。
那么拒绝收受外人贿赂，总能够做得到吧？同样道理，也是做不到的。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十四年徒刑的广州太和镇城管队长说：“行贿人都是见不到我的，都是通过中间人来行贿，这些中间人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如果我不收的话，得罪不起”；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重庆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这样 说：“刚开始收礼时，我的内心还有挣扎和些许不安，但在大家都收的情况下，我也只得收下。”
设身处地体会了贪官的苦衷之后，我们的思维再从中共体制中跳出反观这一切，中共体制的逆向淘汰作用就很清晰了。这个体制已经形成了一套周密完整的潜规则以及这种潜规则支配的整个环境，打压人性善的一面，纵容恶的一面，全方位地同化着所有进入其中的人。而这种同化完全是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完成的，即使你是个清官，这个体制就能够从很微小的事情开始让你碰壁，从很微小的利益开始让你上钩，一点一点地把体制的潜规则灌输给你，把你同化了之后再通过你去加强这个体制、同化别人。
有人说现在“无官不贪”，其实并不夸张。一方面，中共的体制性腐败框架内，贪官的个人腐败只是表现形式。以贿赂为例，众所周知，行贿的对象是那个官位而不是贪官本人。贪官落马之后，只不过是官位上的人换了一个，其他一切照旧，那些利益相关的人莫非就不向继任者行贿？这个继任者莫非就能超脱中共体制之外？另一方面，中共官场的买官卖官是基本生态，特别是随着级别的增加而更普遍，官帽都是明码标价有行情的，不贪腐哪有钱去买官？当然中共对这一点是极力掩盖的，所以贪官的“带病提拔”问题从来都是迷，最后不了了之。如果追究这个问题，会直接牵扯出不止一个上级官员，而每个上级官员又会牵扯出更多的更高级官员，一直牵扯到中共最高层，而且就是上级官员在决定查处的范围和深度，所以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会被压制。厦门远华走私案逐渐牵扯到江泽民的心腹贾庆林，江泽民赶紧做了个“批示”：这个事就不要出省了，意思就是说这个案子不要追查福建省以外的人——当时贾庆林已经在北京当市长了。
网络上有一段“文强语录”，比贪官的忏悔更直接和深刻。虽然真伪难考，但是笔者相信，文强本人的话与那个“文强语录”相差不会太大，那是在中共体制内大起大落最后大祸临头的权斗牺牲品所特有的愤怒和悲凉。与之遥相呼应的是，据传曾庆红大醉之后悲叹“来世不入党、不革命、不当官、不结婚、不要钱”，恐惧与绝望的复杂心态可见一斑。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使中共体制内的官员也在一定程度上痛恨中共体制，可见中共体制之邪恶。
笔者当然无意为贪官辩护。只不过是不论从常理来看，还是从事实来看，这些贪官并非生来就是贪官，就是中共这个体制将曾经正直的热血青年改造成欲壑难填甚至丧尽天良的贪官。从这个角度讲，贪官确实也是中共体制的受害者。其实在中共体制中，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正因为中共的腐败是体制性的腐败，所以只能随着中共的解体而彻底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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