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强摘器官国际论坛在柏林举办 政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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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6年10月29日】(大纪元记者文婧柏林报导)10月28日,中德人权对话前夕,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在柏林举办了国际论坛,呼吁公众关注正在中国发生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良心犯器官的罪行。追查国际代表向与会者介绍了最新的调查结果,一位德国议员和一位德国的欧洲议员到场讲话,多位议员发来书面发言表示支持。

德国议员:中共强摘器官史无前例

德国国会议员帕策尔特参加2016年10月28日在柏林举办的反活摘国际论坛。(吉森/大纪元)
德国国会议员帕策尔特参加2016年10月28日在柏林举办的反强摘国际论坛。(吉森/大纪元)

德国联邦议会人权委员会成员马丁• 帕策尔特(Martin Patzelt)来自前东德地区,年轻时就坚信迫害无辜百姓的东德共产专制必将倒塌。他在论坛开幕词中说:“强摘器官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了,现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多,成了一个实行暴力的手段。无论我们用多少方法把这件事情告诉全世界,都不为多。我们能容忍这个罪行吗?我们想闭上眼睛吗?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吗?和经济利益与经济合作相比,人的权利这件事情难道不重要吗?这甚至是更为重要的。”

“(器官移植)这个市场利润巨大,因为人们不惜代价也想要能活得长久一些。但是现在揭露出来的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对人的藐视,对人性尊严的藐视,国家参与强摘人体器官获利,这是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是史无前例的。”

他呼吁每个人都来推动结束强摘器官,他说:“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共同为人权而奋斗,那么我们就要问问自己是不是还是人。我说的话很重,是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事是非常可怕的。”

欧洲议员: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中国人民的噩梦

欧盟议员盖立克参加2016年10月28日在柏林举办的反活摘国际论坛。(吉森/大纪元)
欧洲议员盖立克参加2016年10月28日在柏林举办的反强摘国际论坛。(吉森/大纪元)

来自德国的欧洲议员盖立克(Arne Gericke)是欧洲议会“第48号书面声明”12个发起人之一,该声明于2016年9月通过,要求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采取行动制止中共强摘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器官,并立即进行独立的调查。

他说:“中共政府17年来对法轮功进行了极其残酷的迫害,尤其他们强行摘取器官而将所有的法规和人权置之不理,看到这些令人触目惊心。我明确无误地表明,欧洲不能无视这种刑事犯罪行为,我们必须全力反对。”

他认为,对中国人民来说,“1999年开始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一个噩梦,回归自己文化的根的愿望又一次被践踏。”

“如果法轮功学员在持续的酷刑之前仍然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的刑期就会延长。在法庭上为法轮功辩护的中国律师被中共当局迫害,遭受生命危险。他们的律师执照被吊销,律师事务所被强行关闭。”

他表示,因为法轮功太受大众欢迎了,前中共党魁江泽民觉得自己受到威胁。他说:“估计当时有一亿人修炼法轮功,而1999年7月法轮功开始被迫害时,共产党员人数只有6000多万。在这位前中共党魁的眼里,这些信仰‘真、善、忍’的人是无法被他操控的,这些人也就无法被中共容忍。”

追查国际:强摘器官仍然在继续

“追查国际”主席汪志远医生参加2016年10月28日在柏林举办的反活摘国际论坛。(吉森/大纪元)
“追查国际”主席汪志远医生参加2016年10月28日在柏林举办的反强摘国际论坛。(吉森/大纪元)

“追查国际”主席汪志远医生从几方面向与会者介绍了最新调查结果:1999年法轮功迫害开始后,中国移植器官数量以惊人速度增长;等待器官时间出奇得短等等,这些调查的基础是中国国内媒体报导以及中国各医院的网页等官方信息来源。

他说,另外,这几年的中国媒体报导显示,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至今为止仍在继续。汪志远提出以下数据。

1,从肝移植的医院数量对比,增长20多倍

截至2006年4月,中国实施肝移植的医院由1999年以前的19家暴增至500多家,1999年前后相差20多倍。

从全国年度移植量对比:1999年以前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肝移植每年只有5-6例。1991-1998年平均每年不到10例。1999-2006年平均每年暴涨到1760多例。同时间比相差约180多倍。

2,肝肾移植器官等待时间超短

正常国家肝肾移植,平均等待两至三年,要等到一个愿意捐献器官的人死于事故。中国1999年后,肝肾移植器官等待只要一至二周,最短只有几个小时。可以“订购”肾脏、肝脏、甚至是心脏。这说明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移植器官库,这个“库”里是没有自由的人,等待“买主”前来“购买”用于移植的内脏。

3,多台移植手术同时进行,甚至一天24台肝肾移植

在调查中还发现,相当多的医院同时进行数台手术,甚至多达数十台的肝、肾移植手术。这种现象在许多医院长期存在。也就是说,这需要一天有多人“凑巧”同时因事故而死亡,而这些人的配型又“凑巧”和病人相配。另外,这种“凑巧”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屡次发生,而且仍然在全国各地大面积发生。

汪志远强调,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存在一个巨大的贩卖器官的网络,而且是以活人为供体。

“追查国际”公关部主任,曾因信仰法轮功而被中国劳教所非法关押三年的医学博士李祥春向与会者展示了几个调查录音,说明军队参与了强摘器官的罪行。

在追查国际的网页上,有包括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原中共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原国防部长梁光烈和原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调查录音,他们都没有否认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情的存在,而且多人都说到命令从上面来,即罪魁祸首是江泽民。

前美国智库研究员、独立记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通过计算中国医院的数量、用于移植器官的病床床位、床位利用率和工作天数,得出结论,每年在中国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比中共政府自己声称的多很多。

德国议员:犯罪分子必须被绳之以法

德国国会议员克里斯托夫·斯特瑟尔 (Christoph Straesser)于2014年到2016年任德国联邦政府人权专员,也是2014年和2015年德中人权对话的德方代表团团长,他给研讨会发来书面发言,信中写道:“一些国家比如印度、埃及、孟加拉国以及墨西哥都是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猖獗的国家。然而,中国仍然是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为中共政府至今也没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来反驳针对其的人权控诉。”

“证据表明,器官买卖在中国仍在进行,不经本人同意而摘取在押犯器官的犯罪照旧,以贩卖器官牟取暴利的医院系统仍然存在。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必须立即停止,犯罪分子必须被绳之以法。”

欧洲议会前副主席:亲见强摘器官证人

欧洲议会前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Edward McMillan-Scott)在书面发言中回顾了他10年前在中国和法轮功学员见面的情况:

“他们(法轮功学员)告诉我他们及家人所遭受的来自中共的残酷迫害。我和牛金平交谈,他曾因修炼法轮功被关在监狱里两年。他的太太张连英当时还在监狱里,他负责照顾他们两岁的女儿。他上次看到他太太的时候,她的整个身体由于被反复的爆打而伤痕累累,折磨她是为了要她背叛法轮大法。她被释放后给我写了个‘50种酷刑步骤’的单子。”

“更可怕的是,我从一个人那里确认,中共政府正在从关押的大量法轮功学员那里摘取器官,并把它卖到正不断膨胀的器官移植产业。2006年5月21日,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曹东含泪告诉我,他如何在监狱医院看到他朋友的尸体上的洞,里面的器官被摘走了。这位朋友也是一个法轮功学员。”

麦克米兰-史考特认为,纵观历史,没有一个独裁政权在最后不会崩溃,国际的支持已经在中国的残酷镇压系统中撕开一个缺口。“持续和不断加强的支持能使那些被这个政权关押和折磨的人争取到基本的权利和自由,我们现在切不可动摇。”

美国资深议员:必须为不能发声的人发声

美国国会资深众议员、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发来书面发言,他写道:“17年来,中共想方设法从中国根除法轮功的所作所为,已成为21世纪首屈一指的最大犯罪。我深深的相信,这场迫害将被视为近代中国历史中最大的耻辱。”

“我相信,中国将会迎来新的一天,那时正义将得到伸张,自由受到尊重,并且人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我们必须继续把光明带给被迫害的人,为不能发声的人发出声音,并帮助那些遭受迫害,承受痛苦的人。我承诺,我一直会是你们这项伟大事业的伙伴。”

IT医学数据统计专家:中国器官移植系统不透明

过去的8年里,IT医学数据统计专家施瓦茨(Arne Schwarz)一直在关注并调查在中国的强摘器官的罪行,重点是西方国际制药公司提供的器官移植药物。

他说,国际移植器官的伦理准则之一是,“器官捐献必须是自愿的。由于囚犯或其他不自由的人不能真正自由决定(他们是否自愿捐献器官),因此他们的器官不得用于器官移植。”“另一个基本原则是,器官捐献和移植必须是透明的,以及器官的来源必须是有证可查的。”

他认为:“中国器官移植系统是不透明的。如果允许这种情况存在,就有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可能会说,中国是一个移植大国,他们都可以不遵守透明的规则,为什么我们必须遵守;也就是说,允许中国不遵守透明原则,就是在否定移植器官的普遍准则,这也决定着我们的医疗系统是否能保持干净。”

在西方社会以积极方式阻止强摘

在会后的问答时间里,针对“我们在西方能做什么”这个问题,德国议员帕策尔特表示,会争取在德国议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共强摘器官的罪行。

他同时也说,决议是不够的,需要有实际的行动,他和欧洲议员盖立克都表示,要从给中国提供器官移植药物的西方大型制药公司和给中国医生提供器官移植被训的医院入手,告诉他们,“他们卷入了一个灭绝人性的罪恶,应该停止这样的行径。另一方法,也需要立法阻止德国人去中国进行‘器官旅游’。”

另外,那些参与非法摘取器官的人,这些侵犯人权的中国医生和官员等,德国人也需要采取行动,“当这些人出国并来到德国时,德国应该拒绝他们入境。”

责任编辑:周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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