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11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陈汉、萧律生报道）11月12日，在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和民国制宪70周年之际，旅美中国大陆青年宪政学者丁毅出版了《民宪论》一书。这是他18年来用心研究《中华民国宪法》及其它国家宪法的结果。在接受大纪元特约记者采访时，丁毅谈及出版《民宪论》一书的意义、《中华民国宪法》独有的特点等问题。
丁毅表示，与其他民主国家宪法相比，《中华民国宪法》是最适合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诞生于70年前的民国宪法，即便在今天，也堪称最为精妙的制度设计，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机缘敲开研究大门
18年前，受辛灏年先生演讲的启发，丁毅开始在网上查询有关《中华民国宪法》的资料，当时就感叹1946年制定的宪法水平如此之高。丁毅表示，在最初研究宪法的几年，主要是围绕宪法的原文文字的内容解读，同时与世界上其它宪法的文本进行对照。
然而，一个宪政制度的运作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宪法条文能够涵盖的。所以，约10年前，丁毅从研究宪法原文转移到研究细节问题，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转移是因为受到伊拉克大选的启发。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了解到伊拉克在处于美军占领的情况下，举行的第一次民主选举，采用的选举制度不是美国式的制度，而是欧洲式的比例代表制。
伊拉克人民的选择让丁毅感到震撼。他发问：为什么被美军占领的伊拉克，却不照搬美国的制度，这其中是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吗？于是，这次偶然的机缘促使他开始研究宪政中的细节问题。
为什么要写《民宪论》
18年来，丁毅翻阅古今中外的宪法，经过潜心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只有《中华民国宪法》才是最适合中国的民主宪政制度。他表示：“我写《民宪论》这本书就是为中国大陆将来民主转型的道路提供一个方案。”
经过多年的思考，丁毅认为借鉴他国宪政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大陆被中共荼毒60多年，中国大陆民众普遍缺乏民主素养，民主认知水平与西方民众差距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照搬美国制度，能否成功走上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是令人质疑的。
丁毅认为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具有“国统”和“法统”两层合法性，会被中国大陆人接受。外加《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经过了多年的实践，有相当多的活生生的宪政史以及台湾大法官的司法解释，是一套完整的宪政体系，对中国大陆有着直接的意义。
此外，《中华民国宪法》具有国统、法统这两方面的优势，这是其他宪政道路所不可比拟的。首先，他说：“中华民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华民国国旗上的鲜血包涵了抗日战争英烈的鲜血，在历史上有他的包袱，但也有他的光荣；这一点作为中国人，想到自己的先民为了保家卫国流出了鲜血，捍卫的国家是中华民国；相信中华民国的国统，具有这样的一种优势，能够让人民产生这样一种心里上的感情认同。”
其次，《中华民国宪法》的法统也是得力的优势。1946年在中国大陆南京制定的宪法，曾经实行于海峡两岸，现在依旧在台湾使用。保证宪法原文中的人权保障条款不变，是法统的关键之处。
丁毅告知，宪法虽然在台湾做了很大程度的增修，但是关于人权保障条款却只字未修改。目前台湾作为一个人民享有高度自由的宪政民主社会，有自由的保障；同时来自台湾司法院大法官历年来作出近800条宪法解释，大部分都是围绕着人权保障展开的，具有深刻的实践内涵。
丁毅认为，《中华民国宪法》不管是从感性认同角度来讲，还是从理性分析角度来讲，都会被中国大陆人所接受。所以他表示，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论证《中华民国宪法》是最适合中国的民主宪政制度这一大议题。
孙中山倡导五权分立 含考试权监察权
丁毅表示，《中华民国宪法》同其他民主宪法一样，符合宪政民主的概念与原则，致力于政府内部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切实限制政府的权力，“把政府的权力装进牢笼”；二是切实保障人民的权力。
同时《中华民国宪法》提出的是五权分立，即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分立。丁毅明确表达：“中国大陆的中共宪法当然是不符合的，不值得一提。”
那么为什么多出两权呢？
丁毅解释，孙中山先生提出这两个权力分立是因为有历史传承意义，历史上曾经具有考试权和监察权的独立。
丁毅认为，这两项权力的分立是应对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必需的砝码。从中国大陆目前的国情、民情，甚至台湾在内来看，都是典型的人情社会，与西方的契约社会，在社会运作的机理上有显着的不同。
所以，针对目前所处的人情社会形态，“把考试权和监察权分离出来是对人情社会下的一剂猛药，让这个被历史包袱所拖累的国家能够正常的实现权力的分立和制衡”。
而且，在西方国家，考试权的独立和监察权的独立趋势也是存在的。
《民国宪法》非国民党成员执笔
在采访的最后，丁毅为了让中国大陆读者能摒弃偏见，特意补充说，《中华民国宪法》是民主同盟成员张君劢先生执笔。而张君劢先生是非国民党人士宪政学者，同时多年跟国民党对立，他在起草中没有采纳国民党提供的版本。然而，张君劢1949年竟被中共宣布为战犯，流亡并客死于美国旧金山。
据丁毅介绍，当时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百业待兴，各个党派坐在一起开协商会议，在国共两党意见僵持不下时，同意让第三党成员张君劢出面，起草《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党一党拟定的55宪草，即1936年5月5日发布的宪草，具有很多缺点，张君劢先生对此草案做了根本的修正。
丁毅指出，“当时跟国民党对着干的共产党是不懂宪政的，共产党不过是想拆国民党的台，造成当时两派的绝立。”所以，《中华民国宪法》最后的定版是达到了一个相当合理的中道，既没有国民党当年的许多烙印，也不完全是张君劢本人所期待的结果，而是一部适合中国社会民主宪政的最好宪法。#
责任编辑：孙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