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11月05日讯】自几日前，江西发生了一起看守所民警被人当街捅死的血腥事件后，大陆某知名网媒便登载了一篇意在为狱警们鸣不平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站在“一名曾经的看守所民警”的立场，感同身受的讲述着狱警们又苦又累，没有自由、不能调动的难处；同时，他还强调“看守所领导和民警是不是工作称职，最根本的标准就是看有没有保障好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最终，当作者提出“为什么看守所警察极容易被误解”时，我们这才明白，在他眼中，包括江西那名狱警在内的诸多警察被杀，完全是出于人们的误解；而误解之处，也就在于他们的工作内容以及职责。
说到“警察被杀”，最有名的当属2008年7月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杀警的那起事件。在人们追根溯源之后，警察“暴力执法”的暗黑形象便开始突兀的伫立在公众眼前。更有意思的是，从那时起，有人杀警已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取而代之的，是警察因滥施暴力而导致无辜公民死亡的颠覆性事件颇为引人注目。
只要稍加搜寻就会发现，网络上有关警察暴力执法的真实案例比比皆是。既然办案的民警、刑警在光天化日之下，能动辄就对平民百姓暴力镇压，那么在鲜为人知的看守所里，在一群普遍被社会遗忘、鄙视、甚至唾弃的“犯罪分子”面前，狱警的表现又会如何，其实是不难想像的。
在上述那篇为狱警鸣冤的文章中，作者提到“很多人可能不信，但事实却是如此，看守所的工作目标就是保障每一个犯罪嫌疑人的安全，这也是看守所的考核标准”。这句话已然折射出，人们之所以不相信看守所能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安全，或正是因为大量的死亡事件就曾在这里不间断的发生过。
近日网络上流传的一篇《天朝人的21种离奇死法》的文章就列出了几年来在大陆看守所、派出所、监狱等地方犯罪嫌疑人离奇死亡的21个案例。原本该文的重点是意在揭露这21种名称古怪的死亡，不过是由于警察的暴力所致。但反观之，我们亦可见中国的“罪犯”们一旦被关进暗无天日的看守所里，处境如蝼蚁的他们，貌似离死亡就真的只有一步之遥了。
或许有人会说，仅凭这21个案例，也不能对所有狱警一概而论。难道说，这些看守所里的警察们天生就是崇尚暴力、以杀人为乐的恶徒吗？显然，从人性本善的角度而言，从个别有良知的狱警选择了弃恶从善的真实事例而言，我们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众多警察在以暴力的方式对待民众时，脱口而出的辩解之词就是，我们也不想这样做，但有上级的命令，我们也没办法。
在中国，不只是警察，是凡警察所在的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等关押“罪犯”的地方，都是为中共这个崇尚暴力的政党服务的。也就是说，中共是这些警察们最大的领导和上级。对中共来说，警察只是用来在民众面前扮演“施暴者”以及“行凶者”的工具。值得一提的是，“罪犯”与警察、尤其是狱警之间本无太多个人私怨，很多“罪犯”都只是中共划定的“阶级敌人”。
当中共认为，领导的特权高于人权时，遭受不公的上访者就会被关押；当特权高于言论自由时，无数包括大V在内的异见人士就会被刑囚；当高于良知与公理时，无数正义学者与人权律师就会被剥夺人身自由；当中共认为，自身的特权高于信仰、真理时，“有神论”者以及各类宗教信仰人士就会遭到残酷的对待，被迫害、被虐杀的不计其数。从1999年，江泽民集团下令迫害法轮功时，高喊着“名誉上搞垮、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的嚣张气焰就可见一斑。
令人悲悯的是，在这种被视为“群体灭绝”的迫害中，又有多少狱警变身为江泽民倒行逆施的打手和工具？有资料显示，为了让那些坚守“真、善、忍”的好人放弃信仰，中共准备了100多种酷刑和各类毒药，甚至活体摘取他们的器官、对其进行虐杀。试想，这些每天发生在看守所、劳教所的罪恶行径又怎会与工作在那里的警察无关？甚至按照上级的指示，这些狱警被提拔、晋升、加薪等一切涉及自身的既得利益，都与其是否竭尽所能的参与了迫害紧紧捆绑在一起。
在这种利益诱导下，狱警们为了完成任务，则极有可能更加疯狂的施暴。法轮功学员能凭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强大意志，只用最平和的方式劝善，从未采取过任何“以暴制暴”的方式进行“还击”。然而，这并不能保证，那些愤恨无从宣泄、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极端之人在毫无退路的情况下，最终仍选择走上“以牙还牙”的复仇之路。由此，我们或可说，杀警并非出于他人的误解，而是自己种的的恶因导致了恶果。
而这其中，惟一需要澄清的是，包括狱警在内的大陆警察虽这般为恶，却不一定出自于他们的本心。然而身为警察，则更要认清一点：哪怕是被迫的，也必须主动的在为善与为恶间做出正确的选择。只有这样，或才能免遭类似“被杀”的横祸。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