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12月13日讯】今年（2016年）是20世纪“超重量级”的历史人物毛泽东（1893-1976）诞辰123周年、去世40周年，按理说对毛泽东应该有一个盖棺定论的历史评价了。然而，至今对毛泽东的评价依然众说纷纭，乃至截然相反。笔者认为，对毛的历史评价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毛泽东是不是皇帝？是个什么样的皇帝？
资深学者胡平力主民主、自由、宪政，在美国居住多年，有诸多有价值、有影响的文章、著作问世。然而，他在2011年、2015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中都坚持认为：“毛泽东毕竟不是皇帝”；有关毛泽东要传位给毛远新的传闻“肯定是假的”。笔者赞同胡平诸多文章的观点，但对这两篇文章的判断却不能苟同。此文就从胡平这两篇文章说起，并依据史实，记述毛泽东一生的四个时期，以求对毛有一个科学的、符合史实的评价。抛砖引玉，诚望批评指正。
一、从两篇文章谈起
2011年初，胡平先生在《中国人权双周刊》上发表了《毛泽东是打算传位给江青毛远新吗？》一文，随后《北京之春》于2011年3月24日、自由亚洲电台于2011年3月26日又先后转发。胡平在此文章中否定了毛泽东临终前要传位给江青、毛远新的传闻，并且强调“毛泽东毕竟不是皇帝”。
胡平先生的上述文章，笔者在2011年3月底就在网上看到，认为该文的判断和结论是不对的。笔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平先生应当能认识到该文的不妥并著文纠正一下。然而，在2016年初，笔者在《北京之春》2015年12月号“历史见证”栏看到胡平先生的新作《中国当代历史难在事实与解释》，这篇新作依然坚持其4年多前的观点，对毛泽东要让江青、毛远新接班，说什么“我觉得这件事肯定是假的，”“道理很简单，共产党毕竟是现代社会的党，党主席不是皇帝。”显然，胡平先生又在重复他几年前的老调：“毛泽东毕竟不是皇帝”。
正是胡平先生这两篇文章，让笔者对“毛泽东是不是皇帝，是个什么样的皇帝？”这个十分重大的历史课题予以研究、解读，并写下这篇拙文与之商榷，以求有一个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答案。
笔者认为，毛泽东的一生可以分为“二王”、“二皇”四个阶段：池蛙王、山大王、窑洞皇、毛末皇。下面逐一予以评说。
二、毛的青少年时期：池蛙王
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说，每个人的内心似乎都有着“独裁者的微量元素”，这其实是指人性二元论中“恶”的一面。每个人心中的“善”与“恶”大不相同，而毛泽东心中“恶”的成分量就很大，也就是说他心中的“独裁者的微量元素”相当多。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证据就是，1910年，17岁的毛泽东写下了他的第一首诗《咏蛙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
一个池塘之蛙，居然虎气十足，十分霸道，堪称是一个“池蛙王”了！
毛泽东这种霸道的“一言堂”作风，在他后来给黎锦熙（1890-1978）当抄写员时就表现得十分突出。民国头十年，黎先生在湖南办报，毛泽东曾帮他抄写文稿，毛与众不同，他仔细地看每份文稿，但他只抄写与自己意见相符的文稿，对那些意见不同的文稿随手扔掉，一句话也不抄。（见蔡志敏《三个抄写员》一文，载《读者》杂志2003年10月B）
毛泽东这种“池蛙王”的思想不断“与时俱进”，在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前已经到了非常极端、猖狂的程度。1917年至1918年间，毛泽东在阅读《伦理学原理》一书时，在书上写下许多批注，其中有两句非常有代表性“盖我即宇宙也”、“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者惟我也。”（见《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书第23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该书编辑组编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可以说，这就是毛泽东加入中共前的“惟我主义宣言”。
毛如何实践、实现他这个极其狂妄的“惟我主义宣言”呢？那就是毛泽东坚信、坚持的“三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惟我主义”与“三斗”，这两者结合起来，成了毛泽东的人生观，世界观，是毛牢记在心的座右铭、指导思想。毛泽东在此后近60年（直到他1976年9月9日去世），一直都是按照其“惟我主义”与“三斗”行事，成了他无法无天、无恶不作、犯下一系列反人性、反人类、反文明、反民主、反自由、反宪正罪恶的根源。
尽管毛泽东的“惟我主义宣言”写下了历代帝王都未曾写下的文字，但是他在1921年加入中共前依然是一个平民百姓，因此，毛泽东在28岁以前，只是一个“池蛙王”而已。
三、毛在井冈山时期：山大王
毛泽东从1921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到1934年10月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长征前夕，毛泽东差点被博古等中共领导“扔掉”）这13年间，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上井冈山当“山大王”。
1927年八一“南昌暴动”后，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了“秋收暴动”，失败后带领残部于1927年10月到了井冈山，要当一个“山大王”。
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后，其私人生活的一件要事就是，他抛弃了仍在湖南长沙带着3个儿子的妻子杨开慧，于1928年初，与年仅18岁的江西美女贺子珍“结婚”了。按常识、常理来说，这是很不道德之举，然而，在“山大王”毛泽东看来，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山大王”可以在他统治范围内为所欲为，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来“杀人夺权”、“杀人立威”。
毛泽东要当井冈山地区的“山大王”，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在朱毛红军内部，毛泽东要制服朱德，二是要制服井冈山以及江西红军首领。
关于在井冈山时期的朱毛之争，一些历史书籍中有所记载，但是对其争论的由来与实质却没有说清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李尚英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发表的《我看历史上的朱毛之争》一文，对此做出了解读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毛在设立红四军军委这一问题上出尔反尔”，“朱德批评毛泽东‘强调党员行动受限制，但他自己的行动是自由的’，是在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这句话体现了朱毛之争的主要内容。”
李尚英在此文中写道：“这次朱毛之争后，朱德在党和军队的作用再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1929年11月底，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后，朱德向他赔礼道歉……此后，朱德在党内、军队内，能少说则少说，能不说就不说，一心一意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权威。”——这是毛泽东制服了朱德，也是毛在党内掌握军队大权的开始或曰前奏。
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前，山上已经有了当地人组建的武装，其首领是袁文才、王佐，也就是说已经有了“山大王”。据有关“毛传”记述，毛泽东骗取了袁、王的信任，上山与之“合作”，但1930年2月在永兴县城以开会为名把袁、王骗去杀害；为斩草除根，毛还指示把袁、王的亲信共40多人一起诛杀，死者中很多都是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功臣”。之后，为了制服江西红军，毛泽东采取了更大规模的滥抓滥杀行动。
为了制服江西红军，毛泽东制造了所谓“AB团”的罪名，以逼供信的手段抓人，对当地红军进行整肃，许多无辜的军官、士兵被杀害。在江西陂头，四个有名江西红军领导人被打成“四大叛徒”，以“反革命”罪名被枪毙。这是第一批有名有姓的被毛为了夺权（即毛要当“山大王”）而杀掉的共产党人。当时正是斯大林斗争富农的时期，毛泽东也以“反动富农”的罪名迫害、杀害那些客观上妨碍他成为“山大王”的对手。毛声称红色江西“地主富农充塞各级地方指导机关”，根据是红色江西的领导们都出身地富家庭。其实毛本人出身也是地富。为了权力而杀人，在中共党内，毛泽东似乎是始作俑者。（见张戎夫妇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简称“毛传”，第73页）
毛泽东的上述行为，引发了江西红军官兵的极大愤怒、反抗、反思，爆发了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富田事件”。1930年12月12日，一位江西红军领导人刘敌集合起部队，直奔富田，救出一大批被陷的同乡。当晚，富田出现了“打倒毛泽东”的大标语。第二天上午在富田广场召开反毛的士兵大会。下午，江西党组织离城退到60公里以外的赣江以东。他们散发通告，通告中称毛泽东想做“党皇帝”。（张戎“毛传”，第78页）之后，富田事件被残酷镇压下去了，毛泽东的权谋得逞。
然而，富田事件通告中给毛泽东的野心定性为“党皇帝”真是说对了！十几年之后，1943年3月20日，毛泽东获得了在中共党内享有“最后决定权”的特权，真的成了“党皇帝”！因为当时处于延安时期，毛还在窑洞居住，可谓是个“窑洞皇”吧，在下一节中对此再予论述。
称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是“山大王”，这一定性出自鲁迅。冯雪峰当时曾在上海与江西苏区往返，据冯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冯雪峰把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写的几首诗词转交给鲁迅看。鲁迅阅后即说，一股“山大王”味儿！之后，冯把鲁迅此言转告给毛泽东，毛听后即哈哈大笑。笔者对毛的这个哈哈大笑是这样解读的：一是毛赞同鲁迅对他给予的“山大王”称号，二是毛认为鲁迅还是低估、小看他毛泽东了。毛心中暗语：我何止是个“山大王”，我还要当皇帝呢！
四、毛的延安时期：窑洞皇
从1935年10“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直到1949年3月毛泽东进京，这一时期可以称为毛的延安时期。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共成了合法的在野党，1937年元旦那天毛泽东搬进延安，开始了安定的生活（一住十年）。当时张闻天名义上还是中共总书记，毛是其下属。但是，由于毛当时掌握了军权，他已是中共中央的实际掌权人了，毛也就自认为是偏安朝廷的皇帝了，笔者称之为“窑洞皇”。
由于一批批城市青年被吸引到延安，毛泽东身边有了些时髦的女孩子。据张戎“毛传”与有关书刊记述，毛泽东最初看上了美丽的26岁的女演员吴莉莉。不久，用毛当时的妻子贺子珍的话说，毛就跟吴小姐上了床（斯诺夫人海伦称吴小姐为毛贺婚姻中的“第三者”）。一天晚上，贺子珍到吴小姐住的窑洞“捉奸”，并与毛、吴发生激烈冲突。中共高层随即让吴离开延安，去了西安。贺子珍以取出体内弹片为名，1937年10月初前往苏联。在1937年夏天，贺子珍还没到苏联时，毛就跟另一位来延安的24岁的女演员江青搞上了。
毛与江青的绯闻，引起中共上下的高度关注，因为许多人知道江青在上海的“风流”往事乃至政治上的变节行为，反对毛与江青结婚。总书记张闻天还特意写信给毛，予以劝阻。可是，毛非要与江青结婚，在中共高干会上大发雷霆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张培森的文章《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毛泽东此言真是惊人！
更惊人的是，毛到陕北不久，就让井冈山时期袁文才、王佐等的悲剧又在陕北首领刘志丹及其左右手身上重演。据张戎夫妇合著的“毛传”记述，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死于战场“是被谋杀的”，“要他死是毛泽东的意思”（见张戎“毛传”第145-147页）。
到陕北后的头几年，权谋盖世的毛泽东由于形势、策略的需要，表面上很尊重总书记张闻天，并且公开称张是“开明君主”，称张的夫人刘英为“娘娘”。2016年第4期《炎黄春秋》发表了《刘英忆延安岁月》一文（何方采访，宋以敏整理），对此事有详细记述。刘英说：
毛在遵义会议前，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是被的什么。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当了总书记，负责党政事务，到陕北以后头几年，都是闻天在管事，他的地位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他们的上面，是领导他们的。毛有时把闻天叫做“青天”，有时候又叫做“皇帝”。毛又说我是风流娘娘。毛还做过一首打油诗，大意是：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而今当今在皇位（编注：有文章这句为“当今洛甫作皇帝”似乎更符合逻辑），爱江山又爱美人。毛到我们住处见闻天的时候总是讲，我要进皇宫了，见皇帝，见总书记请示嘛！（摘录毕）
请读者注意：毛泽东在到达延安之后就赤裸裸地把中共总书记称为、等同于皇帝，把其住处成为皇宫，毛的帝王思想帝王情节是何等浓烈哟！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这样说、这样做，其目的在于制造一种意识、舆论：等到几年后我毛泽东取代了你张闻天，我老毛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帝了！
与刘英上述回忆相对应的是丁玲的相关回忆。丁玲是很有才华的女作家，湖南人，与毛泽东是老乡，她于1936年底来到延安，收到中共高官的热烈欢迎，毛泽东还专门给丁玲写了一首词，对丁玲大加赞扬。从1936年底到1937年秋，丁玲在延安时常到毛泽东住处去，有多次交谈，其中一次的交谈给丁玲留下深刻印象，多年后依然记忆犹新。1980年丁玲对文友杨佳欣讲述了这次交谈的具体内容，1993年，杨佳欣把丁玲的回忆写成《我丁玲就是丁玲》一文，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后来，此文又收入杜导正、廖盖隆主编的一本书中。
有人把毛泽东与丁玲的这次对话称为“毛丁窑洞对”，认为这是代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最重要的思想意识。笔者仔细阅读了这个“毛丁对”，认为其核心是毛泽东告诉丁玲，延安就是一个偏安的小朝廷，并让丁玲报人名，由毛泽东来封文武百官。毛接着又对丁玲说：“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丁玲对文友杨佳欣讲述了这次“毛丁对”后说：“这尽管是玩笑，但也确定说明了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
笔者则认为，毛泽东对丁玲所说的那些话，貌似开玩笑，实际上绝不是开玩笑，而是毛内心浓烈的帝王思想的真实写照。毛泽东与丁玲是俩人单独对话，旁无他人，毛说起来更是口无遮拦，毛把自己当做了延安的皇帝！将这次“毛丁对”与上述刘英的回忆相对照，更能看出毛泽东的权谋与狡诈：毛公开称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是“开明君主”、“皇帝”；而在私下的“毛丁对”中却自封为“皇帝”。显然前者是在忽悠张闻天、刘英等人，也是在为日后自己当上皇帝造舆论；后者才是真心实意。这次“毛丁对”时，丁玲肯定报了张闻天的名字，不知道毛对当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封了个什么官，丁玲的回忆中对此也无记述。丁玲早已去世，这件事成了空白。但是，不论当时毛当着丁玲的面给张闻天封个什么官，当毛取代了张闻天，成了中共最高领导人后，张闻天一直不被重用，1959年底庐山会议上还被毛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文革中又遭批斗，文革后期请求到北京治病，毛也不批准，促成了张闻天的早亡（张死于1976年7月1日，死在毛之前）。
还有一件事也很能说明问题。据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师哲回忆，毛泽东在延安曾问过师哲一个问题：“你说说，总统、主席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想了一会儿，想从现代政治学角度，讲出个一、二、三来。可是，还没有说几句。毛就打断了师哲的话，毛说：“我看都是一样的！”这件看似一件小事的历史细节却再一次说明、证明了毛在延安时期就是把他自己看成一位皇帝了。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毛泽东搞了一场历时3年多的“延安整风”（包括后期的所谓“抢救运动”），实质上就是一个偏安的小朝廷的皇帝在整肃其下属，从而进一步树立其权威，并为今后把皇帝做大打下坚实基础，做好充分准备。
由于毛在延安时期大多居住在窑洞，笔者就称毛在延安时期是个“窑洞皇”。吾以为这是对历史真相的概况表述。毛泽东由井冈山时期的“山大王”升级为延安时期的“窑洞皇”，对毛个人来说是他巨大成功，但是对全体中国老百姓讲都是一个巨大的隐患与灾难！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为了形势的需要曾多次公开发表有关追求民主、自由、宪政的讲话与文章，因此吸引了众多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青年）投奔延安。特别是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毛泽东与外界有两次已载入史册的著名对话。一次是1945年7月4日，毛在家中与到延安访问的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对话，人称“毛黄窑洞对”，毛信誓旦旦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注：指历朝历代兴勃亡忽的兴亡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另一次是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答英国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12个问题，毛泽东回答的核心就是：要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还要实现军队国家化。
“毛黄对”、“毛甘对”，说得都十分动听。然而，一个满脑子帝王思想、骨子里浸透着皇帝意识的“窑洞皇”能真的实施民主、宪政吗？从常识、常理与逻辑上看，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毛泽东那些关于民主、自由、宪政、军队国家化的许诺，全是为了形势的需要而用来骗人的谎言。可悲可叹的是，毛的这些谎言竟然让绝大多数中共党内外人士以及一些外国人信以为真，而在当时就能看出毛泽东真相并写成文字留存的则寥寥无几，王明、傅斯年可谓稀有的典型。
王明在博古、张闻天之前曾任中共首领。他在延安时期就对毛泽东搞的延安整风十分不满，写了一首五言绝句，其中两句是指责毛泽东“一切为个人，其他都不管”，若与毛的“惟我主义宣言”相对照，岂不是十分契合嘛。王明晚年对毛哟更多评说，本文下一节再谈。
傅斯年（1896-1950）是无党派民主人士，1945年7月初与黄炎培、章伯钧等6人到延安访问，傅也与毛单独长谈。傅在延安访问期间，发现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回到重庆后，傅与友人谈到，中共走的就是苏联路线，毛泽东读的都是古代小说，满身“宋江之气”。
同年，傅斯年在重庆发表了《中国需要政府》一文，他极有远见卓识地认为，若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搞的这一套，“如果共产党夺得了政权，中华民族将有一场灾难，尤其是文化领域将会有一场劫难。”傅斯年1945年的这番话，提前21年预言了1966年的文革浩劫！傅斯年不愧为大师级的人物！他不幸于1950年12月20日病逝，蒋介石亲临追悼会致祭，还亲书“国失师表”挽联，并且签发褒奖令称傅斯年是“学行并茂之全才，亦民主自由之斗志”。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虽然已经成了这些皇帝的“初级阶段”，他要尽快地升级为中国真正的皇帝。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推翻当时的民国政府、“打到蒋介石”。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不去真正的打击日军，反而暗中勾结日军、打击国军。日本一位教授远藤誉女士，根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档案资料，去年写出一本书《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最近该书由明镜出版社（总部设在美国）翻译出版了中文版《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该书揭露了一段历史的真实：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毛泽东密令潘汉年潜伏到日本外务省属下的“岩井公馆”，把通过国共合作获得的国军的军事情报高价卖给了日本；同时向日方请求，共军与日军签订停战协定。对毛泽东在延安期间的这种作为，有中外历史学家指责为：是汉奸，而且是最大的汉奸！
日本投降后，毛泽东背信弃义，主动挑起内战，在各种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下，毛泽东竟然“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毛自语）。
五、毛的北京时期：毛末皇
从1949年3月底到毛泽东进京到他1976年9月9日去世，是“毛的北京时期；毛末皇”——这是笔者对杨继绳先生评毛的那段话的概括。
杨继绳的巨著《墓碑》第26章《大饥荒的制度背景》的第一个小节是“毛泽东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其中写道：“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不是袁世凯，而是毛泽东。毛泽东实际是现代中国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历代皇帝更加强大，统治更加严密……”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1981年在“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会上，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郭道晖的文章所记，该期第6页）。
对毛在京时期的28个年头的所作所为，笔者在下一篇文章《毛泽东，进京称帝的几个阶段》中将较详细地记述，兹不多赘。但是纵观毛的一生，并结合杨继绳、方毅等对毛泽东评价，对毛泽东确实应该称之为：“毛末皇”、“超暴君”。
20世纪初，辛亥革命起到了“结束帝制、走向共和”的伟大作用。袁世凯称帝仅83天，也就是演出了短暂的一场闹剧。可悲的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又出现了一个“毛末皇”、“超暴君”，并且他还活了83年，居然称帝28个年头。每一位正常的中国人都应当直面这个历史事实，认真总结经验与教训，严防悲剧重演。以史为鉴，才能与时俱进，才能真正让中国实现宪政民主、民富国强。◇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