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12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穆清报导）12月19日到21日，大陆华北地区24个城市发布极端阴霾“红色警报”。此次阴霾预警范围共影响4.6亿人，其中有2亿大陆民众生活在高出世界卫生组织所定的空污标准10倍以上的地区。
“大话狠话”很多 无切实可行的治霾方案
外界关注，大陆各省“一把手”都说过治霾“狠话”，但至今，从政府到专家到各顶级科研院所仍无切实可行的治霾方案，而为了应付检查，各方不是蒙就是骗。
2013年12月18日，山东省长郭树清表示：“山东在全国治霾斗争中居最前线，任务最艰巨”，但即便如此，也要早日实现“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山东蓝天梦想”，并立下“2015年底污染物要比2010年减少20%”的目标。
2015年11月30日，山东省7市达严重污染，其中德州的AQI达500，10日后德州市长被环保部约谈。
2014年12月7日，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表示：“必须做好非煤产业发展这篇大文章，全力破解‘一煤独大’的困局。”谈到“绿色发展”时，他说：“要以雾霾治理为重点！”2015年5月7日，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说：“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为此，要“加大考核力度，关中地区都要确定230天以上的目标”。
2015年7月27日，湖北省长王国生说“要以大气污染防治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倒逼经济转型升级”，“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全力打好大气污染防治的攻坚战”。
国际环保组织发布的《2015年上半年度中国358座城市PM2.5浓度排名》中，湖北省居于前十。2016年12月12日，武汉中心气象台发布霾橙色预警信号，湖北省6城市AQI值超过300，达到“严重污染”水平。
2015年3月18日，上海市长杨雄说，要“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恒心、更硬的措施，打好环境保护攻坚战和持久战”，12月1日，杨雄称治霾目标是“到2017年，PM2.5年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20%左右”。
2016年11月16日华北地区阴霾严重，上海部分地区能见度只有100米，通往浦东机场的高速公路，早上发生多宗车祸，至少3死9伤。
时事评论员江枫列举北京市长王安顺，不但准备豪洒7000多亿人民币治理阴霾，更立下军令状，誓言“2017年治不好北京雾霾提头来见”，结果钱是洒了，官也辞了，人头不必落地，但阴霾依旧在。
至于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更是随处可见。空气监测站附近车辆限行者有之，洒水降尘者有之，以棉纱堵塞采样过滤器者有之，更甚者直接修改检测结果，也算是真正做到了“源头堵漏”。
江枫表示，专家们的治霾方略也可谓五花八门、惊世骇俗。譬如把北京周边的山炸开，放内蒙古的风进京吹散阴霾，或者把北方居民迁移到水源充足的南方，减少北方的工业活动，再有就是不要出门、不骑自行车、上下班时远离马路等等，真个叫做语不惊人死不休！
地方政府骗取、挤占、挪用资金
中共财政部揭露了最近的一项审查结果，点名批评地方政府骗取、挤占、挪用大气污染治理的专项资金。这部分获得专项资金的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北的9个省市，涉及问题资金数以亿计。
文化观察家傅桓认为，这从财政的角度揭示了治霾不能寸进的原因是腐败。按照行政的运作惯性，一切资金都会被吞噬，化作政府部门的润滑剂，但是对真正的阴霾治理会少有帮助。
傅桓说：“雾霾先是被制造出来，而后成为政府出政绩、争财政的一大借口。这样的情况下，雾霾的成因源自哪里，也是被一再忽略。因为如果摆明是工业排放污染造成的，绝非烧秸秆形成，那么这种公然拿财政补贴的行为就近似于骗了，实际上也确实存在骗取。”
“治霾整个是一笔糊涂账，财政部点明批评，更像是为节支制造理由，而不是真的要督查钱用到刀刃上。实际上谁都知道，尤其是官场里的人明白，这个霾是治不好的，因为要保GDP，要保经济保增长，污染排放不可避免，治霾缺乏行政决心。”
阴霾是“气象灾害”？
对中国人来说，更不幸的消息是阴霾被北京市政府定性成“气象灾害”。
12月1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北京市气象灾害防治条例（草案修改二稿）》第二款，明确将阴霾列为气象灾害。
部分环境法专家提出了质疑：人类活动排放大量污染物是造成霾的根本内因，霾的本质是污染，与自然灾害有着根本区别；人类不排放致霾污染物，就不会有霾的现象出现；如果把“霾”作为气象灾害，就会排除人为污染的情形，造成任何人排污无需担责或“依法脱责”。
《金融时报》报导，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龚刃韧认为，因为在防止空气污染方面，政府承担着监督和管理的首要职责。气象灾害是自然灾害的主要类型，一旦把空气污染的“霾”作为气象灾害即自然灾害，不仅会使污染气体排放者减免责任，而且作为监管者的政府也可以“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减免或推卸责任。
无论是根据国内法规还是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文件的定义，霾都不属于气象灾害。
不过，将霾列为气象灾害并不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首创”。据《京华时报》报导，目前上海、天津、河北、浙江、山东、辽宁等20余个省份的气象灾害防御法规都将霾列为气象灾害。
2014年11月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和2015年9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期间，京津冀地区暂时关停了高排放、高污染企业，使空气质量比平时大为改观，北京市见到了蓝天白云，市民称为“APEC蓝”和“阅兵蓝”。这也证明，霾的产生与人类活动紧密相关。
中国经济学家何清涟表示，对待雾霾的态度，短短17年间，从“绝不让污染的大气进入新世纪”，再到如今将雾霾定性为“气象灾害”，足证中共政治从“口头责任政治”变成“无责任政治”。
国人的愤怒：为什么要重蹈覆辙？
半个世纪前的英国，因雾霾影响，不少人患呼吸系统疾病而死亡。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网民闲言毛刊文说，尽管官方一直讲，资本主义国家是先污染后治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会避免的，但实际上，历史的教训依然在重复。
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华府时政评论员横河指出，中共发展经济的早期，有很多人就提出了要边发展边治理，不要重蹈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但中共的实际策略却是先发展后治理或只发展不治理，导致了今天无法收拾的局面。
闲言毛质问：“所有的工业企业，包括重工业、化学工业等制造厂家，可都是环保部门专门监管的，而且都是有着合格证的企业。北方的烧煤供暖，所有的热电厂供热公司，都是官方所有官方经营，废气咋就不能处理后再排放呢？”
“都是‘合格’的情况下，竟然出现如此严重的雾霾，咋能不说说其中的人为责任呢？”
“全家都不同程度的开始咳嗽，这不由得我愤怒异常。”闲言毛说。“雾霾恶果，为啥要我承担？”
政策性污染 “低人权”换经济发展
中国从1978年到2008年连续30年，平均GDP增长将近10个百分点，2009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过日本，2010年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2013年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数十年来，为了增加GDP数据，中共发展经济，重工业、化工业、制造业、房地产业等等，不计成本代价的上马，造成环境透支。
时政评论员横河表示：“中国的环境污染是政策性的。”
“中国的霾，作为海陆空全方位污染的表现之一，其根本的来源是中共的合法性缺失。文革结束以后，中共试图以经济发展作为统治合法性的替代品，引进外资成为发展的主要措施，经过20年的发展，终于在本世纪初加入WTO之后发展成为世界加工厂。”
横河表示，由于对污染企业的管理严格，治理费用高，利润空间减少，资本有向环境治理管理松散地区转移的本能。没有严格管理、污染受害者没有抗议发声权力的地方自然就成了高污染企业转移的最佳地点。“世界上没有比中共统治的中国更合适的地方了。”
横河说：“环境污染，不仅仅是治理不力，而是有意设计的结果，欢迎污染企业到中国落户，打击一切反对污染的活动，使中国成为全球污染企业避难所。由于低成本（不处理污染源）、低工资吸引来的低端污染企业创造的价值保持了20年的两位数GDP增长，保住了中共的政权。”
长期致力于环境污染研究的知名作家郑义表示，“所谓中国经济起飞，就是利用了低人权的优势。中共自愿接受污染企业。可以给工人极低的工资和劳动保护，成本就特别低。”
体制内治霾不会成功
“不惩治腐败要亡党亡国，不消除环境污染，不保护好生态环境，也要亡党亡国。”被誉为中国“环保之父”、曾担任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的曲格平在北京家中对大陆媒体说。“治理雾霾恰恰是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机遇。”
曲格平表示，形势实际上是非常严峻，十分严峻，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面临如此严重的环境污染。不光是大气污染，还有水污染、土壤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等等，存在的大问题很多，老百姓最起码、最基本的生命健康和安全都受到威胁。
工业化国家的霾，即使在最严重的时期，也仅仅集中在主要工业大城市，如英国的伦敦、美国的洛杉矶等，从未发展到今天中国大陆这样涵盖三分之一国土和人口。
横河介绍，美国的环境治理始于60年代民间的推动，民间推动立法，依靠民间的压力，而民间压力则是由新闻、出版、集会、抗议自由实现的，国会立法和政府执法则保证了治理环境污染可以通过严格执法实现。
“法治，尤其是严厉的执行，是对付雾霾的根本‘良方’。”曲格平说。“改革既得利益集团是治理雾霾的一大关键。但是实在是太难了。”“只要牵扯到自身利益，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难。各级政府眼里只有GDP，它们和企业都不愿损失自身能得到的最大化利益。”
近期，中共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外界评论，尽管习近平上台后想改变这一切，不断强调生态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但在体制内的改革，永远不会成功，治理阴霾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责任编辑：张宪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