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12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梁博旧金山报导）八十载风霜，凝结成八十岁的沉静与雍容。
民国湖北官宦人家的女公子许家玫，一生际遇随国运沉浮。她在位高权重、却清廉简朴的中国传统家庭里度过豆蔻年华，可是后来岁月中，却因陷于中共的欺骗、打压而常多魔难。
在历经“反革命子女”、“右派”，甚至暮年两度系狱的屈辱中，她仍保有纯真本性和尊严。
耄耋之年，许家玫终于逃离中国大陆，来到美国。追忆前尘往事，不胜唏嘘。
父亲“提着脑袋”去见白崇禧
1949年初，国民南京政府拟定迁往台湾，要求各军政要员随迁。我父亲因为听信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中国”的谎言，决定留在大陆。
我记得，当时最后一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笃伦亲自上我家登门拜访，劝我父亲去台湾，父亲婉言谢绝；蒋委员长派军舰停在武汉的江汉关，接我们全家去台湾，我父亲也不走；宋希濂将军打到湖南时，派其参谋长到武汉接我们全家去香港，我父亲还是不走。
那年春天阴沉寒冷，武汉的形势很紧张，国军即将撤离，共军快要攻打进城。一天，父亲快到傍晚才回家，对母亲说，“我今天是提着脑袋去见白崇禧的。”当时白崇禧将军是剿共总司令，父亲与他虽是过去官场上的朋友，可是现在却分道扬镳。
那天，父亲代表留在武汉的李书诚、张难先、周杰、贺有年、张国和等民国名士，去和白将军交涉谈判，要求武汉警备司令部在撤离武汉时，不要炸毁水厂、电厂、轮渡及张公堤等设施。当武汉处于“真空”状态时，父亲和留下来的民国名士们出面组织维持社会治安；共军攻占武汉后，他们又帮助共产党建立城管机构，制定规章等等。
父亲因此在中共建政后成为“统战”对象，做过湖北省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列席代表，又被任命当了几个月省人民政府参事。
但是他哪里知道，谁相信了共产党的谎言，谁就会在它手下送掉自己的性命。
严立三留给夫人孩子的活命钱
1951年2月，共产党开始了血腥清洗，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那些留在大陆的国民党人士，包括曾帮助过共产党的人，都在“镇反运动”中被逮捕、抄家、判刑，甚至处死。
父亲是在1951年3月初的一天夜里被抓走的，他一去不返，炼狱十年，直到在饥饿疾病中惨死于沙洋监狱，一直都没有回过家。
父亲被抓走后的第二天早晨，母亲早早把我和二妹叫起来，要我们替父亲做一件重要事情——把父亲的老师严立三先生生前托付保管的严夫人和儿子的生活费送过去，这是他们母子的活命钱。
母亲用奶奶的裹脚布缝了两个长长的布袋，装上银元和金条，分别缠在我和二妹的腰间。我俩只有14岁和11岁，都觉得重得难以行走，只有坐上人力车，才把东西送到胭脂路胭脂坪山上的严家，那栋房子是王耀武将军赠送给他敬佩的老师严立三先生的。严伯母听说我父亲昨晚被抓走，流下了眼泪。
其实，那天我和二妹刚出门不久，一大帮“公安”就来我家抄家，连房间的天花板都撬开了。把父亲的各种证书、来往信件、各种图章、红铜刻的肖像及许多家人祖上的照片，包括父母亲的结婚照、家庭各种合影全都抄走。
从此，我们全家成了“反革命家属”，不久房子被强占，不得不搬家，住到武昌先贤街，沦为社会最底层。邻居都是贫民、小贩，他们好心地告诉我们，每天买米要一斤一斤地买，这样大秤出，每一斤米都会多出一小把米，也就多出半碗饭来。二妹和三妹每天清早都提篮去沿街叫卖油条、发糕，还要到菜市场去捡别人不要的烂菜。襁褓之中的六妹靠奶奶喂米汤和别人接济才勉强活下来。
1956年，母亲从上司那里得知，父亲被判无期徒刑。校长叫她去探监，说是为了帮助父亲“改造”。于是母亲带着我和五岁多的六妹去监狱探视父亲。父亲见到我们异常高兴，在我印象中，他就和往常在家一样，仿佛有一个不会发愁的性格，谈笑风生、气宇轩昂，看不出颓唐的痕迹。
他对母亲说，“你放心，我没有任何问题！我已经写了上诉书交上去了。你们放心，我的问题一定会解决的！”我和母亲听了也很欢喜，回家后奶奶和几个妹妹听我们讲父亲的情况，心里都宽松了许多，似乎盼望父亲回家有了一丝希望。
但是，这却是我们和父亲的最后一面。在他狱中离世几年后，家人才得知他的死讯。（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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