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12月05日讯】就在今年的“世界爱滋病日”到来之际，大陆有媒体揭示了多年来，爱滋病在中国被“污名化”的怪像。然而，该媒体批判的焦点却主要集中在媒体的宣传、用词以及医疗机构在描述爱滋病时所用的专业术语上。
比如，自1985年中国出现第一例HIV感染者后，《人民日报》在报导中反复使用“超级癌症”的名称时起，不少媒体便开始大量使用“艾滋村”、“艾滋女结婚”、“艾滋杀手”等词汇。尽管上述这些词汇未必与“污名”有关，有些词甚至是对现实境况的客观描述，比如“艾滋村”一词，正是基于现实的精准描述；但需要指出的是，长久以来，大陆媒体在对中国爱滋病现状或某个案例进行报导时，整个方向都是有失偏颇的。
然而如今，陆媒意图顺藤摸瓜、查找内因的时候，却再次将矛头指偏，认为媒体使用的不当术语不可避免的受医疗界影响。比如，医护人员、医疗专家时而将爱滋病描绘成“生命杀手”、“人体免疫系统与防御系统的侵犯者”；时而将HIV感染者形容为“目标人群”、“桥梁人群”；甚至将爱滋病防治工作描述为“抗击艾滋”、“爱滋病战役”。陆媒的意思是，爱滋病在中国被“污名化”的罪魁祸首，应该直指医疗机构及其专业人士。
然而与此同时，在上述这些被质疑为“火药味”十足的词汇中，我们其实发现，大部分词语并没有过度渲染或将爱滋病妖魔化。如此肯定的原因就在于，若中国人有机会了解爱滋病在中国传播的真实状况，势必就会喊出“现实比报导更惨烈”的肺腑之言。也就是说，媒体和医疗机构在中国爱滋病现状的问题上的确有需要承担的责任，但此番重责绝非只体现在遣词造句上，更重要的是，能否对爱滋病在中国的传播、感染情况进行如实报导。
显然，从至今仍有大量的中国人因为不了解爱滋病而陷入莫名恐慌的状态中就可看出，大陆媒体，尤其是党媒、官媒并没有尽职尽责的对实际情况和盘托出。正是因为“犹抱琵琶半遮面”，才更容易引起恐慌和猜疑。好在如今已有媒体坦诚的指出，“1990年代……，政府将HIV界定为性传播疾病，从而深深勾勒了社会公众关于HIV传播特定途径的想像”。可见，由于政府的刻意引导，而让媒体更着意强调，爱滋病主要由非正常的性行为引起。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传播途径并不至于引起恐慌，但显然会让旁人表现出嫌恶和不耻。若反应过激，则容易引发大面积人群对爱滋病患者的歧视。
人们的表现其实只是一种呈现出来的结果，关键是，在中国导致这种结果出现的肇因并不是歧视者本身难以自控的情感。显然，政府主导媒体“将HIV界定为性传播疾病”才是爱滋病患者遭到歧视的根本原因。要说，爱滋病被“污名化”，各类媒体众口一词的宣传以及政府的幕后指挥都是功不可没的。从过往的岁月中，一到开展爱滋病防控宣传的日子，便会看到很多志愿者到处发放避孕套的“盛景”，就可见一斑。至此，我们或能理解为何“歧视”，但仍有可能会对“恐慌”不解。
我们不妨引用大陆媒体的一段“自白”来解读“恐慌”。根据报导，“‘爱滋病高危人群’的污名逐渐聚焦在农民身上，卖血的中原农民被发现感染了HIV病毒”；“那些通过卖血、输血及母婴途径感染HIV的人则被视为‘无辜的受害者’”。尽管媒体说这段话的目地，是为了强调“通过血液传播”这种污名加剧了对农民工及子女的不公，然而不经意间，却又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大量农民因卖血、输血而感染上了爱滋病。
因此，最有必要讨论的关键点就在于，大量农民感染了HIV病毒为何会引起恐慌？难道真的是因为城市里聚集着来自各地的农民工吗？不得不说，这又是一个钻了中国人不了解爱滋病空子的误导。中国人如果都知道，跟爱滋病患者交谈、握手、拥抱等近距离接触并不会感染HIV病毒，就一定不会出现恐慌的局面。另一方面，那些几乎家家户户都染上了HIV病毒的“艾滋村”，却因为政府的封锁而普遍被限制了自由、甚至得不到任何救助。因此，外界并不清楚，这样被“藏起来”的患者在中国究竟有多少。
最新一篇揭露中国爱滋病真相的文章显示，“河南商丘市柘城县双庙村，1990年代初响应政府‘以血致富’的号召，全村3,800口人，80%以上的成年人即1,227人加入卖血大军，有的家庭15岁以上的人全部出动卖血，最后感染爱滋病毒的卖血者有887人，感染率为72.29%；死亡601人，死亡率高达68%，三分之一以上家庭都死过人，有33户人家死绝，还有艾滋孤儿53人，单亲儿童127人”；“在河南，导致至少30多万卖血的农民感染爱滋病病毒，至少是10多万感染者命丧黄泉”。可见，吓人的是这些“感染率”和“死亡率”。
中国的农民当然不止河南一省，当人们依此资料展开想像时，内心的恐惧必定会陡然增加。而更令人恐慌的是，这些农民被禁锢在农村，但是他们的血液却被非法血站卖到了城市里的各家医院。或许有人会说，有HIV病毒的血，城里的大医院还检查不出来吗？这有什么恐慌的？问题是，城市里还真出现了由于输血而感染了爱滋病的实例。
“5岁女童毛毛因输血而感染爱滋病”的真实故事，相信很多人仍记忆犹新。然而，这种不幸并非只发生在毛毛一人身上。此前已有海外媒体披露，“2006年，河南商丘的七名因输血感染上爱滋病的妇女前往北京的卫生部上访”，“在场的上访人士，除了七名妇女之外，还包括一名感染了爱滋病的儿童和一位家属”。尽管目前没有惊悚的统计数字表明，有多少城里人会因为在医院输血而感染爱滋病，但已出现的案例以及医院疏于检测、有关部门疏于监管，并对爱滋病在中国主要通过血液传播这种现状予以掩盖的种种肇因，都让人们充满了极大的恐惧。
由此可见，爱滋病在中国一味被“污名”为“性传播”，一方面容易使人对爱滋病患者产生隔阂、甚至是歧视；另一方面更在于，从医院、媒体到有关部门都想利用这种宣传来掩盖，大量农民在“血浆经济”政策的引导下，在“地下血站”条件差、且无人监管的恶劣境况下，在无数的爱滋病患者得不到妥善救助的绝望现实中，通过血液传播的感染途径才是爱滋病在中国高发的最主要原因。若这一真相引起了恐慌，那也是全由政府的欺骗以及不作为所致，与报导、宣传的修辞并无相关。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