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无片瓦下无锥地 同甘共苦结连理
1945年，日本投降了！上海这座饱受战乱祸害的城市也渐渐苏醒。“三层楼”附近沿恒丰路、裕通路马路旁，人们在战争的废墟上又重新建起了新的住宅，父亲的木匠活儿多了起来。找母亲的除了缝补旧衣衫之外，要裁缝新衣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父母手头有了积蓄，便合计着也要在小木棚原址上重建一个新屋。于是，父亲白天外出给人家盖房造屋打工挣钱，晚上就在家给自己干活。又是夯土打基础，又是和泥砌砖墙，集木匠、泥瓦匠、小工于一身，足足花了三个多月，1946年初秋，一个砖木结构的新房建成了，还是座带阁楼的小屋。
由于父亲的精湛技术和独到匠心，小楼盖得小巧玲珑，逗人喜爱。落成不久，便被一个在警察局当文书的小吏看中，央求曾宝元说合，死活纠缠着父亲，让立即卖给他，说是因为他妻小马上就要从乡下回来了。为了便于让父亲尽快搬家，还给父亲在广肇路梅园路口买了一间茅草屋。碍于曾先生的情面，父亲答应了。于是父母亲又搬到仅隔一箭之遥的茅屋里。茅屋虽简陋，还透风漏雨，但地皮却比原来的大。父亲便再度集泥水、木工于一身，没日没夜的干了起来。不同的是，这次有了帮手，他们的几个同事互相换工，帮衬着一家一家地盖新房。人多力量大，不到两个月，又一座新房落成了。而此时，母亲36岁，父亲也已进入不惑之年了。不惑之年的父亲，却在人生道路上迷惑了。
自从县大队解散，他带着母亲潜身于大上海之后，曾背着母亲数次偷偷打探家乡的消息，想寻找原来的组织，伺机返回故里。但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信息阻隔，他和组织失去了联系。直至“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父亲被造反派审查、迫害，被逼写“交代”时，我才知道，早在1942年，当他得知姚俅在他之前已经潜入上海，并和他见面以后，曾萌生过寻找组织的想法。尽管他知道姚俅的身份非同一般，但出于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任何人不得擅自去联系非同一组织机构的人，更何况要在这茫茫人海的大上海中。于是，他也只能放弃了主动寻找，而被动地等待上面派人和他联系。奇怪的是，他们从未派出任何人寻找过父亲。就这样，父亲与组织脱离了关系。此时他已经和母亲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四年。
四年里两个人相依为命，互相帮衬，从上无片瓦之盖，下无立锥之地，到拥有了自己的蜗居。在漫长的同甘苦共患难之中，他们理所当然成了一家人，尽管父亲在故乡还有一个拥有五个子女的家。这种现象当时在中共中、高层的干部中相当普遍。不同的是那些干部们后来通过种种方式解除了旧婚约，但与中共组织失联的父亲却成了一个普通工人，自然也就没有管道解除旧婚约并让这第二次的婚姻合法化了。
生不逢时体多病 茹苦含辛慈母恩
1947年，在国共两党结束了短暂和平，再度同室操戈之际，我来到了人世间。3月4日凌晨，也许是冥冥之中得到“这世界并非那么完整迷人”的暗示，也许是幼小的心灵已经预见到未来生活的种种坎坷不幸。反正，我脱离母胎后，有一瞬间，是既不啼哭，也无声息，以顽强的沉默抵抗着尘世的污浊。
这可吓坏了接生的婆娘——我们的邻居戴大妈，也急坏了分娩体虚的母亲。母亲让戴大妈再次把我倒提起来，拍打我的小屁股，我仍是坚不吭声。父母亲几乎绝望了，以为没救了。忽然奇迹出现，我们家房屋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水塘，不知是谁家养的鸭子，那天早早的出了窝，来到池边戏水觅食，高声地叫呱着。这鸭子的尖声呱叫居然惊醒了我，旋即大声啼哭了起来。
母亲松了一口气，她为自己中年得子而庆幸，以为后半生可以有了依靠，从此，她的生活便有了新的希望。殊不知，我的出生给她带来了一连串的艰难和困苦。
母亲是高龄生育，加上生活艰辛、营养不良，所以根本没有奶水，于是便把我托给邻居戴大妈哺育。不到一岁，还没断奶时，我患了百日咳，白天咳得没法吃奶，到夜晚是又饿又咳，彻夜啼哭不已。母亲一筹莫展，只好整夜把我抱在怀里，慢慢的摇晃，轻轻地哄拍。整整熬了将近两个月，我才渐渐好转。将近一周岁的我，又病又饿，瘦得只剩皮包骨，看上去还不及人家六、七个月的婴儿大。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母亲时常是含着泪水喂我吃药，哄我入眠的。母亲的心血都快熬干了。
1949年春，上海“解放”。是年底，家中又添一丁，弟弟问世了。1953年朝鲜战场停战。此后社会相对的稳定了一段时期，百姓得以养生安息，市场也渐渐繁荣。父亲由姚俅（此时他已公开中共党员身份，并担任了闸北区的副区长）介绍，进入了国营单位“华东建筑工程公司”，当上技术工人，等级为木工六级，收入颇丰，家境摆脱了窘促，日见富裕起来。
我五岁不到，便被送进我们家后弄堂里的私塾馆。这是一个稍宽敞的民宅，客堂里摆上了二排共六张长桌，12个孩童在这里念着不同程度的课程。教书先生一会儿教右边一溜大一点的孩子念唐诗，一会儿教左边小一点的孩子学识字。少不更事的我，只是坐在长木桌旁边，傻傻地看着学长们读书写字，时而顺手撕下一页课本纸，塞进嘴里，咀嚼半天再吐出来。别人是看书识字，而我也就只有吃书的分儿了。
当时我不明白，大人为什么这么早把我送进私塾，这不是糟蹋学杂费么？后来才知道，父亲进了建筑公司以后工作日见繁忙，母亲一人在家操持家务、照料弟弟已是十分辛劳。再加上此时邻居已大多知道我母亲是个缝纫好手，纷纷上门求艺，为孩子们添置新衣。活计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母亲情面难却，便一一接了下来。为了便于照料弟弟，也为了有时间完成手中针活，便将我送进了私塾学堂。那时，母亲虽然十分辛劳，但内心却充溢着甘甜。看着长子每天拿着残缺不全的课本，跳跳蹦蹦地走进后弄堂的私塾馆，她心中燃起希望之火。
父巧手平地起楼 悲欢离合三代同堂
1953年广肇路拓宽马路，由原来的不足三丈，拓宽到六丈。沿街面北侧拆除了两排房屋，我们原本地处弄堂内第三排的房屋便成了临街面的门面房。母亲由此产生了新的忧虑，马路拓宽，车来人往，顽童的安全成了问题。父母亲商议了许久，最终还是决定卖掉临街面的房屋，另择弄堂房居住。
成年以后，我每每想到此事，不知怎的，总会不由想起“孟母三迁”的典故。恰巧，有人找到米行老板曾宝元（曾先生早年伙同父亲贩卖布料，亏本后改行贩米，数年后，竟开了家米行。）要买新居，看到我们那座马上要变成临街的房屋，立马下订，并约定半年之内我们必须搬迁。
又是姚俅帮了大忙，替父亲在单位请了长假，介绍认识了来自盐城的同行邵玉麒和其他二个师傅。几个人买下了位于民立路、共和路口的一个旧煤场，计划建造砖木结构的里弄房屋80余间。消息一传出，许多人入股参与了进来。在这众多的参股者之中，父亲惊奇地发现失散多年的亲侄女也在其中。此时的她已是上海申新九厂（后为国棉二十二厂）的团委副书记了。当她得知我父亲——她的叔叔准备集资盖一个新式里弄住宅区的消息后，立即找到了父亲，希望能参与进来。父亲喜不自禁，马上答应并同邵玉麒师傅等人约定，她的住房建筑工本费全免了，由父亲亲自出工建造。考虑到她有一个很小的孩子，为了孩子的安全，所以将她的住房安排在社区中间（民立路200弄36号）。
由此，父亲干脆就同大家商定，工匠们出力为大家盖房，工钱打折，折扣的部分抵充自家房屋的建筑材料。就这样，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工程开工了。父亲白天为别人架屋上梁，晚上在自家砌墙盖瓦，累得几乎散了骨架。半年之后，新房落成了。
1954年夏，我们从广肇路搬到了民立路190号新居。在这个屋子里，我度过了青少年的黄金时段，也和父母一起熬过了天灾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又一起度过动乱的“文革”十年。也是在这个屋子里，我自己娶妻生子，成为人父，最终，在这个屋子里，我先后送走了年迈的双亲。
新居楼上楼下建筑面积近80平米，顶高达7米，在50年代初期，算是很大的住房。父母为此花掉了所有的积蓄，还背上一身债。为还债，不得不将住房的大部分出租，自己一家四口则蜗居在约14平方米的中厢房和不到10平米的灶间内。中厢房是我们一家四口的卧室，灶间则是日常起居做饭、接待来客的地方。同样为了还债，母亲再一次操起了女红。而父亲则在工作之余，为左邻右舍打起了零工。
我清晰地记得，我们一家四口挤在中厢房靠墙的一张大床上的情景。为了能让四个人卧睡得下，父亲在靠墙边的床内档加上一块一尺余宽的木板，把它变成六尺半的大床。我和弟弟合盖一床被，分开两头睡在床里档，父母睡在外沿。
每每半夜醒来，总能看见母亲坐在床沿，在微弱的灯光下飞针走线。为了省电，家里用的灯泡是15瓦的，光线很暗，母亲经常要下床站着，踮起小脚，迎着灯光穿针引线。现在想想，那时的我多么不懂事啊！深更半夜看见母亲还在灯下操劳，有时总不免咕噜一声：“还不睡啊！”尽管话里有着关心和体贴，但母亲肯定也能从中听出了一些“灯光影响睡眠”的不满。于是，为了不影响我们睡眠，昏暗的灯泡上又罩上了一个黑布罩！
父亲则是自己取消了所有的节假日和休息，自1955年至1957年将近三年里，几乎每个周末都在邻居或亲戚朋友家打零工。有时修理一下门窗、家具，有时做点新的桌椅板凳什么的。偶尔也有人请他做全新的家具，诸如大衣柜、五斗橱、床头柜什么的。除非是陌生的客户，一般的邻居、亲朋好友他从不收任何费用，有时还倒贴一些原木材料。亲朋好友们甚是过意不去，常常是除了提供午餐便饭之外，还经常留他晚上小酌一番。回到家，他朝我们笑笑说：“省了家里一顿。”近三年时间里，他走遍了里弄里每一户人家，也几乎尝遍了每一家的菜肴。（待续）◇#
──转自《新纪元》周刊
责任编辑：林芳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