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红旗初尝苦 三年饥荒雪上霜
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学校、街道、所有单位都建起了“炼钢炉”。父亲的单位也在上海远郊浏河建立了“炼钢基地”。为响应“钢铁元帅升帐”的号召，父亲卷起铺盖和同事们放下斧子、榔头，操起了钢钎，炼起钢来。一人单身在外，吃用开销一样少不得，而一家人的开支这么一分，就显得窘迫了。加上里弄里搞了“街道人民公社”组织的食堂，每个家庭不开伙（实际上也开不出伙，因为每家的锅、铲、勺，凡能与铁器搭上边的全上交给公社去炼钢了）。每家每户必须拿钱与粮票换得饭票与菜票，然后去食堂买饭菜。自然这饭、这菜除了成本，还得加上场地费、人工费用等等，比起自家开伙，支出就多了许多。日子一下变得艰难起来。记得那时，中午就在我们家后门弄堂里（200弄32号）的徐大妈家（里弄食堂所在地）买半斤到10两（旧制，一斤为16两，每两约31克）米饭，买一个菜一个汤。我、弟弟、母亲三人分而食之。母亲总是借口忙着赶活，让我们先吃。11岁的我加上9岁的弟弟正是贪吃的当口，每人盛上一大碗饭，所剩就无几了，最后母亲把我们吃剩的凑在一起默默的吃完，又继续她的缝纫作业。而晚上则是用钢精锅（铝制品，无法炼钢所以幸存了下来）熬上一锅粥，全家灌个饱，留下些许，第二天充当早餐。偶尔能弄到一根油条或一个炊饼，她总是以吃不惯油炸食品为由，让我们俩分着吃。不懂事的我们哪里体会得到母亲心中的甘苦艰辛啊！这样的日子熬了将近大半年，搞得怨声载道，最终食堂垮掉了，每家又可自己开灶起伙了。不料，更艰难的日子也来到了。1958年大折腾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大饥荒”。对我们家来说，真可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了。
1959年秋，我13岁，弟弟读小学四年级，都是能吃能喝的时光。父亲单位的“钢铁基地”折腾了一年多，炼出了一大堆没用的铁疙瘩（也不知道是否被当局统计进1070万吨之内）。最后终于关门大吉，父亲也回到上海。这就苦了母亲一人，仿佛她是女人，饭量就一定会小，每到吃饭的时候，她总是拿起针线坐到一边，让我们三个男人先吃，最终才去收锅底，把剩下的一点锅巴泡上汤水充饥。
那年月每人每月凭票仅仅供应几两肉、几两油，菜蔬也少得可怜。腹中没有油水，全凭那点粮食填肚子，米饭越吃越多，记得那时我和弟弟每顿能吃上两碗饭（近半斤米饭）。粮食越来越不够吃，只好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少吃干，多喝稀”，把干饭改为稀粥。可稀粥不禁饿，而且肚量越撑越大。于是每天天一傍黑，一家人就早早喝完晚粥，躺在床上，以睡眠抵挡饥饿。我们同全国无数家庭一起，陷入了饥饿的灾难之中，承受着人祸带给中国人民的艰难困苦。
饥荒持家不忘本 乐善好施行母仪
1959年底，按规定每家每户换发新的居民购粮证。粮管所的工作人员计算错误，把我家的口粮总数每月113斤，错算成123斤。当时，谁也没在意。
对于一个拥有三个男子汉的四口之家，在缺油少肉的状况下，每月多吃10斤粮食，根本就算不得一回事。直至1960年夏，我考上了中学，要去办理粮食定量更改（从每月的25斤定量提高到每月30斤）。去粮管所之前我自己先算了算，算后大吃一惊，我们每月竟多吃“国家”10斤粮食，至今已多吃了80斤，几乎是一个人三个月的口粮。怎么办？要不要告诉粮管所？我知道：一旦告诉他们，非但全家定量总数会减回到113斤，恐怕还要扣还已经多吃了的80斤。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母亲，想讨个两全之法。不料，她一口咬定：马上告诉人家，更改过来。并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人不可贪不义之财，也不可取非分之得。”在她的督促之下，我去了粮管所，他们为此也大吃一惊，再三复核，确认之后，基于我们是主动说明，酌情优待处理：每月扣还6斤，一年还清80斤。对于我们这个已经处于深度饥饿之中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无奈之中，母亲不得不每天凌晨早早去菜场排队，想方设法搞些菜皮、豆渣之类，回来把菜皮洗净，剁碎和米一起烧成菜粥，再将豆渣合上点面粉捏成饼状，在锅里烤熟，就着菜粥吃，既当下饭菜，又当干粮。可这些东西也不是每天都能搞到的，人人都想买，于是排队的人越来越多，排队的时间越来越早，后来干脆，隔夜先去菜摊前用绳子把菜篮子系在摊位一边，算是排上队了，然后凌晨二点多钟便要赶去，解开绳子，由人站着排队，等五点半钟菜市场开秤。
看见母亲凌晨早起，踮着小脚颤巍巍地出门，我心中有点不忍，好几次提出要替她去排队，可她总是以“起得太早睡眠不足会影响上课”为由阻止我。偶尔几个星期天，我抢着替她去排过一两次队。天哪，这哪是排队买菜，简直是在抢啊。尤其是刚刚开秤的一瞬间，人群蜂拥而上，个个踮起足、举起手，将手中的篮子越过人头，想尽可能地递送到售货员手中，你推我搡，拥来挤去。我简直不敢相信：母亲那一双小脚，怎能抵挡这潮涌般的人流。有次我问她：“那么拥挤，你能站稳吗？跌倒怎么办？”她淡淡一笑说：不碍事，别人看见她是小脚，也就不会十分用力地挤她！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不禁要问自己：“当时我信了吗？我是真信了？还是自己想偷懒，多睡点觉？”反正那时排队买菜的事几乎是母亲一人包下了，我们兄弟俩没排过几次队。如今回想起来，真是悔恨不已，我多么想能够再替母亲去排上几次队啊！
到了1961年，粮食的亏空越来越大。每个月的定量，几乎只能吃二十来天。有将近十天必须要用瓜菜、杂粮代替。弄堂里不少人因营养不良，患上了浮肿病，父亲也因长期劳累加上营养不良，导致肝脏肿大，继而影响了听力，半聋了。母亲的脚面出现了肿胀。每天仅吃那么一点点东西，又要操持家务，又要盘算着怎么才能不让全家挨饿，真叫她操碎了心！母亲以她伟大的母爱天性，承担起了支撑全家的重担。她开始夜以继日地为亲朋好友裁剪缝纫。
那时节每人每年的用布也是定量的，那点“布票”买了被面，就别想再买衣服了。于是大部分人开始自己买布料，找人裁剪。因为只要裁剪得当，精打细算一件外套布料或许能拼裁出一条裤衩。母亲给人裁剪时，总是前思后想，比比划划，尽量省下一点布料，哪怕多做成一个假领子（中国上海50年代末60年代初特有的衣物品种。用一点点布料做一个衬衫的领子，再加上二条背带，可以戴在脖子上，外面穿上外套。外表看了就像是里面有一件衬衫，实质上是一个假领子代替了衬衣）。除非在裁剪之外还要缝制衣服，母亲对那些单纯找她裁裁剪剪的人是从不收钱的，所以找她裁剪的人总是很多。他们也不好意思让母亲白干，有时送上个一斤、半斤粮票，有时带来一点饼干、小蛋糕之类的点心。 那对我们这个严重缺粮的家庭来说，也算是“雪中送炭”了。
母亲对于别人给予的点滴帮助会始终记在心里，伺机回报。她常常告诫我们：“要懂得知恩图报，哪怕别人给了你一丁点儿小小的帮助，也要记在心里，有机会就要尽全力回报人家。”逢年过节家里偶尔包个水饺、馄饨什么的，她总是要我们先给左邻右舍送上一点，然后自己再吃。有家姓陆的邻居，家里有七个孩子，最大的和我差两岁，最小的还没有断奶，粮荒比我们家还要严重。母亲有时就把他们家小孩叫来，把我们少得可怜的点心、饭菜分一点给他们充饥。可惜，那时的我，还不理解她的举动。看着被分去的点心感到可惜，有时还会背地里生闷气。记得有年冬季的一天，我看到她把两张整斤的粮票和几块钱给了一个上门乞讨的老大爷。老大爷千恩万谢地走了，我却生气了，冲着她埋怨了起来：“自己还吃不饱呢，充什么好人哪？他们应该有政府管，你管得了那么多吗？”她朝我笑了笑，淡淡地说了句：“比起他来，我们不强多了吗？”亲朋好友、隔壁邻居不管是谁，只要有事找上门来，她一准答应。她愿意以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去帮助任何人。
和我同年龄的邻居一定清楚地记得，在那个年月里，母亲几乎为整个弄堂里的所有姑娘和孩子们都做过针线活。小到衬衣、衬裤，大到姑娘们出嫁的大红棉袄。我曾亲眼看着她为邻居颜家新媳妇淑贞缝制嫁衣。大红织锦缎的面料，乌绒滚边，那盘龙状的纽扣每一对都要花上半天时间去盘结，再花个把小时用细密针脚钉上去。衣服完工，穿在身上，门襟一排六对盘龙扣，显得耀眼夺目，分外艳丽，让人称羡不已。
我在上高中以前身上穿的，从里到外，上上下下无一不是出自母亲手中。真是“慈母手中线，顽童身上衣”。少年时我个子长得很快，一条裤子穿上没几个月，就嫌短了，母亲就会用零碎的布料接上一段裤脚。记得我上初中三年级那年，有一回母亲在为我的裤子接裤脚时，实在找不到颜色相同的布料，就用了一段不同颜色的布接了段裤脚。不料，我怕同学们见了会笑话，坚决不穿，还把裤子摔在地上，气得母亲差点哭了出来。后来亏得常接济家里的堂房大姐姚根娣找来一块颜色相近的布，重新接了一段，我这才穿上去学校。实际上，从我会走路起，直到上高中之前，我穿的衣服很少有没打过补丁的，裤子也很少没有接过裤脚的，也很少有过为此跟母亲不愉快。可那一回不知是怎么了，是真的因为颜色差别太悬殊，怕同学笑话？还是因为初中三年级了，再穿接了裤脚的裤子上学怕丢面子？反正，我那无知的虚荣心，是深深地伤害了母亲的。打那以后母亲就再也没给我的裤子接过裤脚，短了，不能穿了就给弟弟穿，再为我去买条新的。当我穿上新买的裤子而兴高采烈的时候，无知的我怎么会明白，那条裤子将夺去母亲口中多少食粮，要让母亲在灯下多熬几个夜晚。接下来的高中三年，母亲更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思，尽量不让我再穿打补丁的衣服。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她看着我穿戴整齐地步出家门，和同学一起有说有笑地上学，脸上会绽出一丝笑容，但那笑容背后，却又深藏着多少辛酸甘苦啊！
父艺精湛不为财 忙里忙外结善缘
就和民立路200弄的绝大部分人都记得母亲为几乎所有姑娘和孩子们做过女红一样，弄堂里的所有邻居都不会忘记，父亲也几乎为这里的每一个人家修过家具、门窗，或做过桌椅、厨柜。尤其是春、夏、秋三季里的晴好天气时，父亲总是把一个简易的工作台放到后门口的弄堂里，在夕阳下，又是锯、又是刨，忙得不亦乐乎，有时还要拉上个电灯，晚上连轴转。我和弟弟时常上去帮个手，但奇怪的是我怎么也弄不像样，可弟弟却干得有板有眼，锯子拉起来几乎能不走线，父亲总夸他有手艺人的本性。父亲手里出的活是绝对不用铁钉的，全是古老工艺，榫头加骨胶。那榫头（卯眼）和榫子必须紧密配合丝毫不差，再加上传统的骨胶，那样一来，家具零部件的集合点虽不用铁钉之类的加以紧固，但使用起来仍然结实、牢固，且外表格外美观，绝无钉眼之类的瑕疵。可惜这样的技艺现在恐怕已经失传，每念于此，我多么想让父亲再多活几年，让我或者弟弟多学上几招啊。
邻居颜家准备娶新媳妇大喜的那年，父亲应邀为他们家新做一张古老样式的八仙桌。仅仅桌沿下的四对拐衬，就足足花了他近十个晚上的时间。他先是画好拐衬图样，然后下料。图案是一种叫“吉祥如意钩”的老样式，许多镂空部分必须用刻刀去雕刻出来，然后再拼接起来，最后用榫头工艺加固到八仙桌桌沿的拐角上。整个工程足足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最后这一张20世纪60年代，由单一的工匠独立加工而成的仿古工艺品八仙桌终于完工了。上完清漆桌面镜明瓦亮，见过的人无不为父亲的手艺惊叹。颜家大少（准新郎）惊喜不已，花了许多钱和布票买了一套“的确良”（60年代的一种化纤纺织面料）的中山装送给父亲作为酬谢，父亲坚辞不受，新郎只好委托新娘淑贞悄悄塞给了母亲。记得父亲后来就是穿着这一身衣服去参加他们的婚礼的。（待续）◇#
──转自《新纪元》周刊
责任编辑：林芳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