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三十七岁那年，在长安写下了〈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其中自述学习写作的经验，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个说法，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据说，有人问王安石：“老杜诗，何故妙绝古今？”王安石答复说：“老杜固尝言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至于何以书读多了，就能把文章写好？元代有人曾经打过一个譬喻：
读书如销铜：聚铜入炉，大鞴（读备，风箱）扇之，不销不止，极用费力。作文如铸器：铜既销矣，随模铸器，一冶即成；只要识模，全不费力。所谓：劳于读书，逸于作文者，此也！
当然，写作的问题，既有品性修养的问题，还有生活实践的问题。英国十八世纪的著名小说家亨利．费尔丁指出：要成为一名作家，首先是天才，其次是人道（指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品性），再其次是学问，最后是经验。这位小说家，十分强调天才与人道。但他还说：“只有通过实践经验，才会修养人的性格，隐居在书斋里的学究，无论天赋多高、学识多博，还是难以形成的。”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在我国东汉时代，就连非常重视论说文写作的王充，也曾经尖锐地批评了那种以读书多少，作为品评作者的高下标准的不正之风。他说：“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
不过，无论如何，读书与写作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是密切的。一方面固然有借鉴的作用，而另一方面，还有继承别人的知识和经验，读书明理的作用。所以严沧浪（人名 ）在谈到诗歌的创作时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即使是写小说，道理也一样。有一位作家说得好：
“我们要排斥贪省力的走马看花似的左拉式的方法。但是我们不能连‘搜集材料’这意见，也排斥。我们鄙弃左拉式的从书籍中去搜找，但是我们并不能忽视书籍对于我们‘搜集材料’时的帮助。”
《随园诗话》记载了一段有趣的争论。据说，苏东坡批评唐代诗人孟浩然，认为孟的诗不是不佳，只可惜“作料”少。清初诗人施愚山，不同意苏东坡的看法，反嘲道：“苏东坡的诗，不是不佳，只可惜“作料”多。”施愚山觉得，诗如人的眼睛，一道灵光，眼珠里是容不得金屑的；至于“作料”之类的东西，怎能在诗中去找寻呢？但也许有人会追问说：“诗既然不贵用典故，何以杜甫又有‘读书破万卷’的说法呢？”《随园诗话》的作者袁子才，回答是这样的：人们不懂得“破”与“有神”三字，全是教人读书作文的方法。“盖破其卷、取其神，非囫囵用其糟粕也。蚕食桑，而所吐者丝，非桑也。蜂采花、而所酿者蜜，非花也。”有一位学者，在〈读《随园诗话》札记〉里，高度评价了袁子才的这种观点、意见，并为扩充其意，而写道：
蚕食桑而吐丝，蜂采花而酿蜜。
牛吃草而出奶，树吸壤而生漆。
破其卷而取神，吮其精而去粕。
融宇宙之万有，凭呕心以创作。
这首六言八句诗，写得不错，他充分肯定了读书对于写作的重要性，而且表达得如此形象生动。只可惜他过分拘泥于袁子才的说法，把书籍当作写作的原料，强调“去粗取精”而忽略了读书能使人聪明、增人才干这个极其重要之点：诗的最后两句，虽然也可以解释为创作当以“宇宙之万有”作为源泉，但紧跟着蚕食桑、蜂采花、牛吃草、树吸壤、人读书等五个比喻之后，这里的“宇宙之万有”，显然就不是一般所理解的、作为文学艺术的源泉的“生活”了。
笔者认为：读古代优秀作家的诗词、特别圣贤的文章，读而“破”之，嚼得烂熟，吞而消化其精髓，入我心胸，他们的精、气、神，他们的浩然正气，皆沁于我。这时，必能受到神灵之助，确有神来之笔。宋代张载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抱着这样一种志愿去做人，去写诗文，一定会有神助。再加上：读书“破”万卷，必然是：下笔“确”有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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