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明王朝由盛而衰，由局部稳定走向全面动乱的时候，出了一个除弊图强的著名宰相，使衰弱的明王朝又有了新的生机，他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字叔大，湖北江陵人。从小聪敏绝伦，才华横溢，十五岁就成了秀才。巡抚顾磷璘，看了他的文章后，非常惊奇，说：“这是国家栋梁呀！”不久，张居正中了举人。顾璘欣喜异常，随即解下自己的犀带，亲自赠给张居正，以示祝贺。见他推辞，便说：“你日后当腰佩玉带，这犀带还玷污了你的身子呢！”张居正这才拜受。嘉靖二十六年（纪元1547年），二十二岁的张居正中了进士，从此，便开始了仕途生涯。当时的进士，大都陶醉在吟诗作赋的悠闲生活中，他却专心致志地阅读史书，总结历朝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联系现实的社会问题，力图挽救日益尖锐的政治危机，振兴衰弱的王朝。穆宗隆庆初年，张居正由宰相徐阶推荐入阁当大学士，主持北方边务。神宗万历初年，担任首辅（宰相）。
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后，以整顿吏治为主，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
一、精简机构，裁减冗官。凡官府职责分散的，予以合并。如天下钱粮，原分属户部十三个司掌管，他采用户部尚书王国光的建议，作了必要的归并，实行了统收统支。当时户部上下行文簿牒繁杂，管理极为不便，张居正坚决裁并，去掉十分之三、四。精简机构必然要裁减冗官，张居正请神宗下谕：“简汰众职”，令两京六部等衙门，四品以上的官，都自报去留。于是，不尽职的官吏多被罢免。据谈迁（人名）的《国榷》记载，仅万历九年（1581年），即裁中央冗官四百一十九人、地方冗官九百零二人。
机构精简后，张居正又进一步划清政府各部门的权限，改变过去因为机构重叠，权限不清，以至“下司观望，不知所守”的局面。他要求政府官员，必须明确职守，既不能越俎代庖，也不能互相推诿，坚决纠正“居其官而不知其职”以及“不务正业”的弊端。
二、严格考核制度，加强人事管理。张居正指出：考核官吏，关系到天下人心的向背。因此，他坚持凡京官及外官，必须三、六年考满（考察合格），称职的提升，平常的复职，不称职的罢免。结合考满制度，他又详细制定了官吏的考察制度，一为定期考察，二为随事考察，三为访察告诫。他指示吏部，凡因循守旧、虚报矫饰的官吏，不论地位高低一律免职。当时一些御史出外，往往欺凌下级，欺压百姓，张居正对此深恶痛绝，遇上这些人一事稍有不合，便严加痛斥，并指示非经长期考察，不得予以重用。这就触动了大官们的利益，遭到不少人的反对。给事中（官职名）余懋学，首先起来反对，要求施行宽大政策。张居正便拿他开刀，撤了他的职。御史傅应祯，不仅继续提这件事，而且反对得更加厉害。张居正下令：将他痛打一顿，关进监狱里。给事中徐贞明等，示威似地一齐拥入狱中看望傅应祯，张居正将他们都贬往外地。御史刘台，巡视辽东，谎报功劳。张居正要依法惩处他。刘台不仅不接受处分，相反还指责张居正专恣不法。张居正大怒，报告给神宗。神宗下诏将刘台关进监狱，痛打一百大板，遣送远处充军。那种“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分子的疯狂反扑与反攻，这才被压制下去。
张居正还强调人事管理。他学习唐太宗的办法，把内外文武主要官员的姓名、籍贯、出身等，写到屏风之上，放在文华殿，便于皇帝朝夕省览。当官的也知自己的名字，常在皇帝左右，因而贤者自励，多建事功；不才者也兢兢业业，不敢为非作歹。
明代用人，以前是最重资格，张居正坚决主张用人只问功、能，不论资格，对德才兼备又有经验的，可以破格重用。他说：“要想用好一个人，开始必须慎重，务必选准。在选准人后，就要充分信任他，如像魏文侯用乐羊那样，虽然臣下诽谤乐羊的奏折，装满了一箱子，也不为群言所惑，始终不改变自己的看法和决心。”张居正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了。他用潘季驯治河，就“一切给予便利，因而能使澶河很快通畅，很少水患；他调名将戚继光镇守北方边境重镇蓟门；给以充分的权力，因而使北边十六年，平安无事。他用人如此专信，所以有本事而责任心强的人，都能大胆放手去做，也都获得显着成效。
三、严肃法纪，赏罚必信。对各级官吏经过严格考核以后，必须赏罚严明，才能收到整顿吏治的效果。张居正认为：“赏功罚罪，必须公平合理，才能使人心服；只有使人心服了，然后才可以促使他们自觉地为国献身出力。”所以，张居正执法，凡应依法处理的，就是达官贵人，也不放过，上至皇帝国戚、百官大臣，下到地方豪强滑吏，一概绳之以法。徐阶曾任首辅，又是推荐张居正入阁的恩师，但当徐阶的亲属对清丈土地进行破坏时，张居正就毫不徇私地写信给江南地方官，令其依法推行。有敢阻挠者，按国法治罪，决不宽恕。从而使徐阶的亲属，不得不有所收敛。黔国公沐朝弼（人名）多次犯法，应当治罪。拿到朝廷上讨论，大臣们都觉得沐朝弼是功臣世家，不好办罪。张居正就一面提升任用他的儿子，一面派人把沐朝弼绑至北京，按法治罪，监禁于南京。
张居正在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的同时，还在加强财源、整顿军事方面，进行大胆的改革。如下令重新丈量全国土地，清查漏税的田产，责成官吏追缴欠税，查出征粮地比七、八十年前的弘治时期，多出三百多万顷，做到了不增加赋税而增加财政收入。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又改革赋役制度，于万历九年，通令全国实行一条鞭法，把各项税役合并征收，一律按田亩数，交纳银两。这对于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整顿军事方面，他选派一批得力的将领在边境“积钱谷，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积极练兵备战，重修边防要塞；对于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骚扰和日本海盗的侵略行径，张居正坚持内外有别；提出了不同的方针和政策，基本上消除了多年的外患，巩固了国防。
张居正执政十年，推行一系列政策，不仅延缓了政治危机的爆发，出现了短暂的太平安定的大好局面，而且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事据《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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