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2月05日讯】习近平9月访美期间在西雅图作了一次演讲，提到中共的反腐运动并非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纸牌屋》，借此讥讽美国政治，为其选择性反腐辩解。场下美国政治、企业界人士似乎听懂了习主席的“幽默”，爆出了一片笑声。而习近平这个“段子”再度激发了国内网民对美剧《纸牌屋》的热议，也引起了我对美国国会的一些回忆和思考。
我是第一个来自中共治下的大陆、正式在美国国会受雇工作的中国人。我在那儿工作了十二年之久，先后为三名参议员工作。我从一名不拿报酬的见习生，成为特别助理，立法顾问，最后还担任了参议院共和党副党鞭的政策主任，参与了一些高层决策，近距离地接触和观察了数千名的议员参议员和他们的助手，亲眼见证了美国的政治制度的运作。我的亲身经历和内部参与性观察让我坚信，这绝不是一所纸牌屋，而是一座建立在岩石上的牢固大厦，虽然有瑕疵甚至破损之处，需要不断地修理和维护，但它经过二百多年风风雨雨的洗礼，仍然坚若磐石，和摇摇欲坠的纸牌屋的政治意像有天壤之别。如果人们仅从美剧来了解美国政治，很容易造成在中美关系等重大问题上误读误判。因此，我希望将自已的观察和体验讲述出来和读者分享。
先简单介绍一下我是如何进入美国国会的。
1989年64事件之后，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为了承传天安门薪火，在芝加哥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全美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全美学自联）。为了学习和实践民主，全美学自联采用了三权分立的结构，并通过竞选方式选举其领导人。斯坦福大学的刘永川和我搭档参加竞选，击败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丁健和威斯康星大学陈兴宇，分别成为学自联首届主席和副主席。全美学自联的总部设在首都华盛顿，我所负责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游说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这让我有机会结识了许多参、众议员以及他们的助手，并和其中一些人成为朋友。游说《中国学生学者保护法案》的成功也让我对美国民主的内部运作机制产生了浓厚兴趣，希望进一步了解掌握，以便日后为民主中国服务。
学自联的任期结束后，1990年底我在朋友的介绍下进了科罗拉多州参议员布朗(HankBrown)的办公室当了一名不拿薪水的见习生。工作了两三个月之后，布朗参议员决定正式雇佣我，但参院的人事部门告之，只有美国盟国的公民或法律特别规定豁免国家的公民，才能正式在美国联邦政府工作，中国不在此列，故不得雇佣我工作。布朗参议员当即和其幕僚长以及立法助理们商量，他们决定利用正在审理的财政部拨款法案，提出一项修正案，允许因64事件滞留在美而受到保护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受雇于美国联邦政府。这一我们办公室人称之为“连潮修正案”顺利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在南希·佩洛西议员的大力推动下，众议院也无争议地接受了该修正案。
由于联邦调查局的强烈反对，担心中共间谋大量渗入联邦政府，白宫先是表示要否决该拨款法案，但后经布朗参议员办公室多次沟通交涉，老布什总统拍板决定不在此问题上纠缠，签署了该法案，使我正式成为国会雇员。布什总统应布朗参议员的请求还特意在已成为法律的该修正案的复印件上题名送给我作为留念。随后一段时间，我收到近三十个联邦政府机构的电话，咨询雇佣大陆中国学生的相关法律和程序。自此，大量中国学生和学者进入联邦政府工作。
好，让我们回到本文的主题。
一、美国DNA:不信任政府和政客
首先让我们来探索一下美剧《纸牌屋》叫座的原因。我们知道《纸牌屋》上映之后，得到各国观众的青睐和追捧。据说奥巴马、克林顿，以及中国的习近平、王岐山等其他政要都是该剧的粉丝。除演员的精湛技艺、故事娱乐性强之外，《纸牌屋》走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人物和情节十分吻合美国人的心态(psyche)。美国人的DNA中有一种对政府和政界人士天然和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以及反抗政府、崇尚自由的精神。历来的大量民调都能证明这一DNA的存在。譬如，皮尤中心2014年民调显示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的美国公众信任政府，盖洛普民调的政府信任度只达百分之十九，而CNN的一项问卷调查更让人跌破眼镜，只有百分之十三的美国人完全或大部分时间信任政府。美国民众对国会的支持率历来很低，近年来一直徘徊在百分之十四左右，只有百分之八的美国人对国会有信心(盖洛普）。
美国人对将政治作为职业的人士也无好感。2014年瑞仁／洛普(Reason-Rupe)公众舆论调查讯问民众对民选官员的看法，百分之七十的受调美国人认为政客滥用权力，帮助朋友，打击政敌。同期《今日美国》报纸与皮尤中心的联合民调显示百分之七十五的美国民众相信政客们个个腐败。最近刚发表的盖洛普民调称，百分之七十九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国会议员脱离人民，百分之六十九认为国会议员不是为选民而是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百分之五十二的人认为议员腐败。
这一先入为主的认知显然是非理性、情绪化的，而且与事实不符。然而，美国人为什么会对政府产生这样高度的不信任呢？不少学者认为，这种不信任是政府在越战中欺骗人民的做法和水门事件的丑闻造成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度因取得二战胜利而达到顶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认为政府行事公正。越战和水门事件之后支持率逐年急剧下滑。
但是，我认为不仅仅是越战和水门事件的缘故，美国人骨子里就不相信政府，他们对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抱有强烈的戒备心。不信任政府的DNA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甚至更早的殖民时期。因为早期的殖民深受欧洲专制之害，他们为了躲避宗教迫害和争取经济自由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美洲大陆。这一历史原因使得美国国父们坚信政府本质上是邪恶的、不可信的；政府的存在就是要扩权，要干涉人民的自由，再好形式的政府充其量也只是必要之恶。美国国父们也深谙人性的阴暗面，知道一些人会不惜手段争权夺利，所以他们通过顶层制度设计强调主权在民，并将权力分立，以野心反制野心，来防止个人、团体以及体制专权，防止他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老百姓。这一制度一方面鼓励具有高尚品德和良好素质的合格人士从事政治和公共服务，减少像《纸牌屋》中安德伍德一类的野心家和势利之徒上台的机会；另一方面敦促人民提高警惕，保住来之不易的共和国。这一做法反过来又加强了人民对政府和政界人士的不信任和怀疑的文化和心理。
好莱坞恰恰就是迎合了美国民众的这一心态，《纸牌屋》以权斗与谋杀、阴谋与背叛、色情与腐败为原料，淋漓尽致地替他们烹饪了一席华府美食大餐，然后一方痛快付费，一方坐数钞票，皆大欢喜。
尽管美国人对政府和政客的不信任态度有不理性的一面，但正是因为其存在，使得政府不敢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地专权、滥权、增权，使得政客不敢明目张胆地争权夺利，赤裸裸地进行利益交换。事实上，过去一百多年来，政府和政客们以各种所谓“正当名义”蚕食和削弱了公民自由，但美国人民基本上还是守护住了这一自由之邦的基石。
能做到这一点，《纸牌屋》一类作品功不可没。好莱坞通过艺术加工丑化了美国政客，夸大并批评美国政治制度的一些弊端，这实际上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它有意无意地提醒民众对专制独裁不能掉以轻心，对政治野心家必须警钟长鸣，让人们认识到国家和政府领导是会犯错误的人而不是神，盲从他们，就有可能上当受骗。公民必须履行自己的责任，对他们保持警觉之眼，来守护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
美国有不少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担心如此之低的信任度会损害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我认为这有点杞人忧天。其实，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这些民调，就不难发现，完全不信任政府和完全信任政府的美国人都属于少数，而绝大多数人介于二者之间，他们有时相信政府，支持政府的政策，有时不相信不支持。他们才是执政合法性的源头，也是健康、成熟公民社会的标志。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越低，通过限制公民自由的政策和法律就越难，反对海外冒险外交政策的声音就越大。人民对政府和政客的怀疑和不信任实际上是一个有效的监政议政和权力制衡机制。
为此，我要说，谢谢，《纸牌屋》！（未完待续）
转自美国之音
责任编辑：萧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