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2月08日讯】刘永旺一九七二年三月二日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毕业于天津大学，曾是北京某外企公司的部门经理、总工程师，修炼法轮功后，努力按照“真、善、忍”去做，深受周围人喜欢和尊敬。在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他遭受劳教三年，判刑八年，在形形色色的残忍折磨下几经生死。二零一五年九月，刘永旺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
明慧网二月四日报导，下面是刘永旺陈述的控告事实：
一、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及修炼受益情况
从小刻苦好学 立志找到真正的科学
我叫刘永旺，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一个贫困农村家庭，由于上学时刻苦好学，成绩一直优秀，一九九零年从我们教育落后的贫困县考上天津大学。一九九四年从天津大学毕业后顺利落户北京，在首钢上班。可以说我的求学历程及落户北京是比较顺利的。
我从小就爱思考，有一股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劲，亲眼目睹许多稀奇古怪的、超常的事情，一颗探索事物真相的心使我不断前进。在我成长过程中，有两个志向一直伴随着我。
第一个志向：我立志寻找一个只会给人们带来好处，却无法被人利用来干坏事的真正的科学。
现在的科学其实不够科学
从小我就发现现在的科学其实还不够科学，因为它有两面性，会带来副作用，并且可以被利用来干坏事。以科学界最高奖创始人诺贝尔为例：诺贝尔研制了硝酸甘油炸药，炸药既可以被用来开山修路改善人类生活条件，也可以被用来制造武器杀人。那么，有没有只能给人们带来好处，却无法被人利用来干坏事的科学呢？我一直在找寻答案。
上大学期间，为了找寻答案，解开一些我亲见的人体之谜，我接触并实际体验了某气功。
这是比较新奇的一个领域，这个气功是鼓励习练者给别人用气功治病的，并且说给别人治病对自己有好处。
一九九四年我大学毕业从天津来到北京，更努力地去实践了那个气功，却发现自己每次给人“治病”后身体都会难受，甚至骨头里都疼，而且，我发现这个气功里的人越往后越是为了钱。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我要去寻找真正我想要的。
我发现法轮大法很科学
修炼法轮功的最初原因是我发现法轮大法很科学。在离我单位较近的公园里，每天早上都有人炼法轮功，这样我很容易就得到一本法轮功的书籍《中国法轮功》，我开始认真看起来，当时发现法轮功与其它气功相比，除了教功不收费之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不承诺炼功就好病。那么怎么才能好病呢？答案是去做一个好人，提高自己的心性，才能好病。如果只炼法轮功动作不提高心性，不提高道德水平，那还不如做体操呢。
我悄悄调查了几个炼法轮功的学员，从他们亲身实践中知道，法轮功有很好的祛病健身效果。我开始思考：①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好，说明其有科学性；②不提高道德水平不会从中受益，说明对坏人没好处；③从中得到好处的人（身体健康了），因为你的道德水平提高上来了，你肯定不会再去做坏事了。哦，真是！这不就是我寻找的“只会给人们带来好处，却无法被人利用来干坏事”的真正的科学吗？我抱着极大的兴趣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衡量好坏人的永恒不变的标准
第二个志向：我立志寻找一个衡量好坏人的永恒不变的标准。我想做好人，可现在社会上的是非观念让我难以把握，比如：你做领导不收礼别人可能会说你“装”；你求人办事不送礼别人可能会说你“不懂事”等等。我不得不思考如何做个好人。这些都是不同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定义的、人为的、带有私念的、并且常常在不断变化的标准。那么有没有超越人类私念、适合全人类的标准呢？我去问我们大学里的博士生导师，去问社会上的乞丐，问庙里的和尚……他们给出的答案我都不满意。我一直在找寻答案……
“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
法轮功的书中有句话：“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心头一震：“这个答案真大气!”于是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深入去实践。我越修炼我越觉得法轮大法是超常科学。
我阅读法轮功书籍后，努力按照“真、善、忍”去做，在工作与生活中逐渐看淡名与利，做事尽量为别人着想。
我在北京某外企和私企担任技术部经理、总工程师等职时，经常无偿把自己翻译的资料拿给同事看、把自己工作中的经验无私地分享给手下的工程师、利用业余时间教同事学习使用绘图软件，出差报销从不多报等等，我的付出及表现赢得老板的信任，我的待人真诚、乐于助人，深受周围人喜欢和尊敬。
二、迫害发生后，八年判刑，三年劳教，几经生死，失去人身自由共三千九百六十三天
（一）第一次被绑架：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电视媒体每天播放污蔑法轮大法的内容，我觉得作为法轮功的实践者，我有责任向政府澄清事实，于是我和家人一起到中办、国务院人民接访室（北京市永定门西街甲一号）上访，按程序填了表，要求停止对法轮功迫害，然而却被非法关押在北京丰台看守所八天后才放出。
（二）第二次被绑架：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去天安门广场打横幅，以此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被非法关押在天安门派出所一天。
（三）第三次被绑架 公司被迫解除了我的劳动合同
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当时我供职北京某外资企业任技术部经理，正在上海某工厂负责安装调试。被北京国家安全局从上海绑架，先后关押在上海徐汇区看守所、北京七处看守所，非法关押二十三天后放出。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中共强令公司将我开除。我从看守所出来后，公司直接通知我办理了离职手续。
（四）第四次绑架 劳教三年 迫害致大量吐血 险些丧命
我为了谋生辗转到了上海，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三日，被上海松江公安分局非法抄家并绑架我全家，抄走我五千元现金及大法书籍等物品。在松江看守所关押一个月之后，被转移至保定看守所非法关押。在此期间，因抵制非法关押一直绝食，体重由一百五十斤降至八十多斤，全身皮包骨，说话已经变声，几乎发不出声音来，即使这样还被保定市公安被非法劳教三年。一进劳教所检查身体，劳教所不要，公安局拿钱送收买劳教所，劳教所才收人。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我与妻子被送到保定劳教所，我被非法关押到一大队。在那里，在大队长李大勇、教导员刘越胜、副大队长刘庆勇、小队长张谦、刘亮及狱医杜宝川的授意及亲自参与下，我被迫害得险些丧命，经历了普通人难以想像的酷刑折磨：摧残性野蛮灌食、皮带抽脸、竹板打嘴、打掉门牙、全身遭电棍电击、休克、迫害致大量吐血、染上肺结核、杀绳、绑“死人床”等酷刑。
1.摧残性的野蛮灌食
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我被两个人架到位于楼道中间正对大门的队长办公室，到了里边，发现有好几个人，有卫生院的庄院长及恶医杜宝川、大队长李大勇、值班犯人：陈文广、王顺伟、赵立新、冉肖。房子中间放一把椅子，在恶医杜宝川的指挥下，我被按在椅子上，有人按头，有人按住双臂，恶警杜宝川一边指挥一边不停地骂“××，让你绝食给我找麻烦，我让你×××绝食”。这样骂声不绝于耳，固定后有人用一个类似钢杓的东西把我的牙撬开（出了血），用开口钳将我的嘴支得大到极限（上颚出血）后将舌头用什么东西固定住，没有任何活动余地。
恶医命王顺伟灌食，王说“没灌过”，就被恶医骂道：“××，一杓杓往里灌也不会。”此时杜宝川下令抱头的人捏住我的鼻子，我只能用嘴出气，我正喘气，一杓东西直灌进嗓子眼里，只顾喘气的我没有反应就呛了进去，那种感觉如同被按在水里呛了一口水，一种莫名的恐惧笼罩着我，我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
我屏住呼吸不大一会儿，又灌进去了一口，我拚命挣扎，却被他们按在椅子上动也不能动，我有一种被宰杀的恐惧。
之后知道灌的是奶粉加盐，事实上，这些牛奶盐水有相当一部分灌进了肺里。灌食之后，我全身疼痛，尤其胸部。
2.休克、大小便失禁、迫害致吐血、高烧四十三度
我被架回到禁闭室，胸部异常疼痛，并且喘气不止，呼吸急促、浑身发烧、心跳加速到一百二十次/分，只能躺在床板上，一旦头抬起来，呼吸几乎喘不过气来，同时胸部疼痛。
晚上五六点钟，一阵痛一阵冷，想大便，我靠着床边下去，刚一下去，胸部一阵难忍疼痛，眼前一黑就昏死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等醒过来，我躺在床上，屋里有不少人，没有人告诉我昏死过去多长时间，只告诉我说，大小便失禁，还指给我被子上已经擦过的大便痕迹，这时呼吸急促、心跳疼痛一直在延续。
到一月二日晚上，天刚黑我躺着躺着吐出来一口鲜血，鼻子里也开始流血，一口一口地吐了一地，用电话叫来了卫生院的医生，检查了地上的血，说这不是胃血，叫人用拖布擦了，未做任何处理，值班陈文广发现我的两眼通红，叫卫生院的医生来测体温，不久送到保定二五二医院急救室，输了五瓶液。第二天早上，带回劳教所。
从此我躺在床上只能平躺，头部稍抬高或侧过身即急喘不止，胸部剧痛并吐血，一直到一个月后才好转。从一月三日晚在禁闭室开始输液，体温一直持续四十二度、四十三度，几天后体温降到四十一度以下时，看管我的人都说“可降下来了”。这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迷迷糊糊经常似睡非睡。
3.染上肺结核仍不被释放，左腿致残照样不放
在我吐血前后一段时间里，禁闭室外间隔离着一个肺结核晚期的东北人叫张万新，不久前刚从保定劳教所放出。
而我关在禁闭室里间，中间没有隔离措施，不久劳教所带我去南市区医院检查拍×片子，回来后第二天，卫生院庄院长告诉我换药，其中有“异咽胼”（这种药是专治肺结核的），并亲口告诉我以前的药停了，现在的药是专治你的病的。
大年三十晚上叫我到值班室看电视，有个队长不让我靠沙发，怕传染上他，特意叫值班人员给我搬了一个椅子。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得了肺结核，也没有给我的家属说过。而劳教条例中明确写着“传染病患者不收容”。可他们视国家法律如粪土。
从一月三日起，我一直平躺在床板上，等高烧稍退时，我发现左腿知觉异常，虽然摸上去知道有感觉，但却不知道疼，并且不受大脑支配了，而右腿跟高烧前没什么差异并很快恢复。到九月份去南市区医院检查，医生只告诉“神经损伤”。
4.强制转化：酷刑杀绳杀进肉里，落下永久性伤疤
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三日早上，恶警命令四个入所班的新学员把我架到东边一间刑室之后，刘越胜（指导员）与李大勇拿来警绳，拎着我的前胸问：“你说你转化不转化。”
我说：“你们要打人是犯法。”他们便动手给我上绳，给我上绳的还有恶警刘庆勇。他们先给我脱得只剩一件秋衣，然后把警绳挂在脖子上，从腋下往后去，绕胳膊几圈到手腕系死，之后把左右胳膊在背后相交，两个手腕绑在一起，使劲从背后往上提绳，也就是把两个手腕往上提。
第一次杀绳，恶警刘越胜按住我的头，另两人在背后绑，因杀绳时间过长，双臂会致残，故过一段时间还要松开活动，疏通双臂，第一天共杀绳三次。第二天，杀绳时，他们用酒瓶往腋下塞，为了使绳子勒的更紧，他们还用木棍绞绳子，这样连秋衣一块杀进肉里，两肩处分别留下了几厘米长的疤痕（至今还有）。
5.皮带抽脸、竹板打嘴、电棍电至全身
杀绳一切就绪后，开始拷打行凶，手段极其凶残，恶警李大勇抡圆了皮带抽打我的脸，抽打身上、背部，然后就用警绳折叠到一尺来长抡圆了抽打我的脸，我的嘴里马上充满了被牙齿硌出的血。这次毒打致我的一颗门牙松动，后来变黑脱落。
我开始喊“打人犯法”、“法轮大法好”、“修炼无罪”，这时小队长刘亮也上来助打，用竹板打脸、打嘴、打鼻子，打得鼻子出血。打了一阵后停下，松开绑绳，又把我双手反绑在椅子上，李大勇拿起电棍电我全身，并电那只被他下令迫害最终致残的左腿、心脏、头顶及嘴，把我的嘴电得肿得老高，嘴角流血，直到电棍没电。
6.绑在死人床上二十一天，背部硌出血
从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四日起，他们对我连续拷打了两天，杀了五次绳之后，将我绑在床上二十一天，手脚成“大”字形，把两手两脚紧紧绑在床的四角，丝毫不能动，身下只铺一层褥子，我的背部、臀部被硌成紫黑色，后来成疮、皮破，手摸上去全是血，鲜血淋漓。
这种酷刑由于血液循环不流通，会导致人肌肉萎缩，导致我现在的双脚依然与正常人不一样，一直疼痛麻木。
7.“你告我呀，没用。”
“你有种你别吃饭，你绝食呀。”在易县法轮功修炼者冯国光（生前为易县一个镇的副镇长）被灌死之后，李大勇曾两次这样对我讲，那意思是不服我把你也灌死。
“你告我呀，没用，你没证据。”在拷打行凶后，我质问他们这种行为犯法时，李大勇这样对我说。他们不让人看见，擦干血迹，掩盖证据。
在我被绑在床上，指问李大勇这一切行为都犯法，他居然厚颜无耻地这样给我讲：“进入我这一亩三分地就得我说了算！”
从我的经历可以揭示了保定劳教所对大法弟子所谓“春风化雨般关怀”的实质，当时保定劳教所转化率很高，大部分是采用酷刑致使人被迫放弃修炼。
二零零二年的十一月七日，他们一看能用的恶招都用完了，仍没使我放弃对大法的信仰，这样就将我与唐山的一名法轮功学员一对一的互换，我被换到了唐山劳教所非法关押。二零零四年六月，由于我左腿神经坏死，脊椎部位也出现病变，后去唐山工人医院做检查，医生说这是罕见疾病，即使治疗也没什么好办法，唐山劳教所怕承担责任，给我做了保外就医。#
责任编辑：高静
